湘西苗疆边墙研究述评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曾先后在苗疆修筑边墙,旨在调控苗汉关系,治理苗疆。有关湘西苗疆边墙的研究状况,主要表现在史料整理、修筑始末、功能作用、治理情形、开发保护等。总体而言,基于不同的历史情境与时代背景,学界对苗疆边墙的分析、探讨与结论各有不同,但无一不夯实和推动了苗疆边墙研究。不过,苗疆边墙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其社会影响、历史作用和文化价值还需更具体、深入、全面地开拓与耕耘。     

清代湘西苗疆“均屯”：从地方治理到国家建构

历史而观,由凤凰厅同知傅鼐等主持并于湘西苗疆推开的均田屯防,可视为清代国家组织地方力量的自我综合治理,亦为自改土归流以来苗疆地方治理方式的又一次重大转型。自此,湘西苗疆边地秩序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各族民众国家认同感增强,边地与内地日益联属一体,交往交流交融深化。以此而言,清代湘西苗疆均屯之制于地方治理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有着积极作用。     

试析清代湘西苗疆天王神判延续的因素

白帝天王神判在清初湘西苗疆改土归流后长期存在并延续到民国,成为该地区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形式之一。本文着重从民间根基深厚、国家司法体制缺位等五个方面讨论了天王神判在湘西苗疆为何能长期延续的原因。     

苗疆边墙对湘西地名影响调查——以凤凰县苗、汉晒金塘村地名为例

<正>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吉信镇三拱桥乡苗、汉晒金塘村进行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苗疆边墙的修建对于湘西地名的影响不容忽视。凤凰县苗、汉晒金塘村曾在苗疆边墙修建之后,苗、汉人民之间由于争夺"晒金塘"之村名,发生过激烈     

清代“改土归流”前后的民间纠纷与社会秩序——基于湘西苗疆失范与规范的考量

改土归流前,明代和清初对湘西苗疆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仍然以民间力量与“苗例”为主;改土归流后到乾嘉苗变,“苗例”成为“官法”处理苗疆民间纠纷的重要补充;乾嘉苗变后至清末,苗疆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仍以民间调解为主,乡约、寨长、族长等民间力量和“神判”方式有效解决了苗疆民间纠纷,“苗官制”则在民间纠纷解决上增加了官方力量,强化了对苗疆社会的控制。三阶段的考察表明,在苗疆社会“失范”与“规范”的反复过程中,清政府灵活运用“官法”和“苗例”解决苗疆民间纠纷,逐渐完成了对湘西苗疆社会秩序的控制,最终将湘西苗疆纳入到国家政治治理体系中。     

乾嘉之后湘西苗疆苗弁制度与基层社会控制探析

乾嘉之后,湘西苗疆社会秩序再度瓦解。清政府改变统治思路,采用"以苗治苗"策略,设立苗弁制度,并招募苗兵作为武备力量。苗弁作为上级政府与苗民之间的桥梁纽带,有利于化解矛盾和冲突,为湘西苗疆的治理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强对苗弁管理是维持湘西苗疆地区基层社会控制的关键所在。以史为鉴,这一制度对当前处理民族关系和维护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稳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重构“古苗疆走廊”——记贵州大学“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论坛

<正>2012年4月21日,"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论坛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举行。论坛由贵州大学人文学院陶渝苏院长主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中南大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民族论坛》杂志以及贵州大学等省内高校及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论坛,大家就"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分析

上世纪90年代"族群"概念的介入,对于我国学术界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概念引发了大量学者的思考与论辩,有人甚至提出应用"族群概念替代民族概念"的观点,随之还引出了"少数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之类的建议。本文将对是否认同和使用族群这一概念,对待少数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族地位的确立等问题,提出笔者的一些拙见。     

“苗疆再造”与铸牢国家意识的历史经验

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说,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持续不断地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有历史经验可循。尤其是清朝,前期的帝王对内自行建构起一套自身为“天下共主”的民族观。在这一新民族观的主导下,康熙、雍正、乾隆在“苗疆再造”过程中,对待苗民的态度采用“帝王赤子”（“君主”与“臣民”）来消解“华夏蛮夷”（“文明”与“野蛮”）的叙事。雍正、乾隆打破传统中国“夷夏之辨”把南方各少数民族视为“蛮夷”的偏见,认为“苗、瑶、倮、僮”等皆属“赤子”,都可以通过教化“共敦善俗,永息刁风”。雍正、乾隆把清王朝境内的诸多族群都视为一视同仁地当作“赤子”,把自身建构为“天下共主”,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强化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与国家认同。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末乾隆在面对英国要求扩大通商事宜上却继续套用“夷夏之辨”的理论武器,对抗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田华咏：好一个“湘西的李时珍”

<正>30个春秋,他在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和报纸杂志,发表土家医药学术论文百余篇;编写42万字的专著《土家族医药学》,被誉为"土家族传统医药发展的里程牌";编写80万宁的《中国民族药炮制集成》,填补了国内空白;1998年,全国总工会授予他"全国职工自学成才标兵"称号,土家人称他为"湘西的李时珍"——他的名字叫田华咏。     

从“控驭”到“认同”：明清时期广西地方志的族群书写

瑶僮等少数族群是明清广西地方志的重要书写对象。在国家边疆控制力不断加强、各民族日趋融合以及清王朝民族观念、治边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由明至清,广西地方志族群书写的重心由控驭转向认同。其书写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等重要作用,对于宣扬国家一统、加强边疆治理、促进民族融合意义重大。     

以言行事与符号“仿真”——民族与族群理论的实践话语

奥斯汀的施为句(performative)理论,突出说话即行事,有助于分析中国民族识别过程和改革开放前的民族情况;波德里亚的"仿真"理论强调符号强势,有助于分析当下中国民族与族群的研究现状。不过,对照中国民族现实,施为句理论不能涵盖民族过程的情感和符号层面,而"仿真"理论也忽视了符号主体的多样性,从而不能完全解决本土的复杂性问题。     

湘西苗族春日节庆：神话中的死亡与习俗的“化生”

<正>即使在人的认识水平非常低下的情况下,人们也知道大自然之于人的生存之重要:大自然是孕育万物的生命之源,大自然作为丰饶与富足的象征,是有生命力的,大自然也会"死",冬天的万木萧条就是大自然"死",大自然也会"生",春天的万木初长就是大自然"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特别重视大自然的"生",因为这种"生"关系着人类之"生"。那么,如何促进大自然的"生"?     

中越边境广西金龙布傣族群的“天”与天琴

立足田野调查,从起源、仪式、诗经、"巫"身份等方面,系统剖析了中越边境广西龙州县金龙镇布傣族群的"天"信仰、"做天"仪式、"天琴"法师及法事操持者等内容,为深化相关研究提供了基本参考。     

空间、记忆与“他者”:苏南回民村族群认同的建构

文章通过对苏南回民村建筑的变迁与回汉族群边界演变的动态分析,明确了在民族融合的语境下,数百年前的族群特征渐次消失后被重新恢复重构为象征资本,用以招徕游客发展当地经济的情况。这种自我的他者化的实践拉近了该村落与国家权力的结构距离,从而博得了一系列的关注与支持。鉴于此,本文一方面从资源竞争理论的视角来揭示国家配给发展性资源的倾向与格局,另一方面就地方刻意强调自己的历史传统、族群性特征、地域文化等社会因素而进行的振兴运动加以反思。     

“跨界民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中越边境的壮族为例

学术界普遍将中国边境的壮族和越南边境的侬族与岱族称为"跨界民族"。本文作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中国一些地方的壮族边民并未将自己与另一侧种族文化同源的越南侬族和岱族想象成"同一个民族",而是看作差异显著的不同群体。被国界线分割开来的某些"历史民族"由于受不同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影响,不同部分正渐行渐远,双方文化差异所透射出的国民身份,已成为边境地区人们辨识异族的重要标志。     

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兼谈“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与当前流行的“族群”概念

汉语"民族"概念虽然具有含混、模糊的特点,并带来使用和交流的诸多不便,但其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宽泛,所显示的灵活性和包容性是欧美各国语言的相关术语不能比拟的。它能充分展现不同层次和不同层面的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综合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民族共同体的共性,揭示民族过程的规律与趋向,适应不同学科民族研究的需要。必须坚持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完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族群"概念的泛化使用会给我国民族研究带来困惑,不赞同用"族群"来取代"民族"。     

族群归属与社区生活——对一个云南小镇“藏回”群体的人类学研究

云南藏区的“藏回”,是不同族群在长期交往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保留着一部分对回族的认同,但在生活习俗乃至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已经深深的被藏化或者汉化.本文将以云南省德钦县升平镇为例,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介绍“藏回”群体在当地的历史渊源与生活状态.我将指出,在理解这种现象的时候,需要区分“身份证上的族别”、“心理上的族群认同”与“生活上的族群习俗”这三个概念.我也将指出,对社区生活的参与和依赖是回民逐渐“打开自己”的重要原因,同时,他们也在家庭与清真寺中保留了一片自留地,使传统身份与文化得以延续.最后,结合相关论述,探讨这种“地方化的伊斯兰教”出现的原因,以及给予我们的启示.     

旅游发展中族群文化的“再地方化”与“去地方化”——以丽江纳西族义尚社区为例

采用人类学"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概念作为理论工具,选择丽江市古城区内的义尚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族群文化"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表征,发现旅游平缓发展为义尚社区族群文化带来"再地方化"与"去地方化"交织的局面;旅游发展与社区内各利益主体的集体选择是社区族群文化"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两个重要因素。最后,探讨了族群文化"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在不同社区的表征差异,并认为旅游的发展并不会完全破坏社区族群文化,也不会抹杀地方的地方性。学术界关于旅游是引起"无地方性"与"非地方"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