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产业扶贫路径研究——以甘孜道孚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要决策部署,也是指导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以产业兴旺为前提,综合考虑产业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关系,摸清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基本情况。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思想,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定量评价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实证分析发现,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综合评价良好,在精准识别、脱贫成效上成果显著,但是在定点帮扶和资金扶贫上仍然有待提高。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角度出发,制定基于扶贫共同体的产业精准扶贫思路,建立由“政府—企业—贫困户”“政府—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企业—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组成的三大扶贫共同体,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献计施策。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调查与思考——以临夏县A村为例

精准扶贫是当前我国一项重要的扶贫战略,是解决当前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而民族地区是相对贫困较为严重的区域。本文通过对甘肃省临夏县A村精准扶贫相关问题的调研,认为A村通过精准扶贫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仍有扶贫措施针对性不强、创新性不足、思维方式转变滞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实践与启示——以临夏县D村为例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是中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临夏县D村精准扶贫相关问题的研究,认为精准扶贫的精准度不高,对贫困户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的措施较弱,精准扶贫措施效率较低。因此民族地区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要提高精准度,加强提高贫困户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精准扶贫措施的效率。精准扶贫要按照"六个精准"的要求,同时根据贫困村、贫困户、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精准扶贫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大量已开发和未被开发的独特资源。旅游业已经成为了许多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点和第三产业的龙头,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在旅游扶贫路径下是否实现了"精准扶贫",效果如何?如何提高"精准",值得研究。本文通过对湘西州近15年来在旅游资源开发下扶贫效果分析和对夯沙乡旅游发展中的旅游精准扶贫问题的研究,认为发展旅游产业是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抓手,政府必须在制度和政策制定上瞄准贫困,精准帮扶。     

以绿色减贫推动精准扶贫 实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

绿色减贫契合了"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适度开发、减少贫困的同时,为民族地区留足持续发展的生态资本,走出一条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优化环境的新路。民族地区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重要论述为指引,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扶贫脱贫全过程,以绿色减贫推动精准扶贫,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精准脱贫。     

精准扶贫中的干群关系研究——以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精准扶贫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同时干群关系也是研究的持续关注点,但以干群视角分析精准扶贫的成果较少。文章以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称印江县)为田野点,说明印江县精准扶贫中干群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应对这些问题采取的措施,并分析其功效。经过调研,笔者认为印江县精准扶贫中的干群关系存在群众参与感不强、资源竞争的破坏和文化发展滞后等诸多问题。同时,也采取了干部工作制度、干部奖惩制度和扶贫实践等措施改善干群关系。总体而言,精准扶贫也为印江县干群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契机,精准扶贫工作中,大量印江县干部深入基层,与群众逐步构建出紧密的干群关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生态产业化法治路径选择——以广西自治县域为例

民族地区是扶贫成果巩固、西部大开发以及生态安全战略等国家重大政策实施的重要场域.在乡村振兴语境下,民族地区具有更为复杂的多元利益诉求,这使得其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结构性冲突更为凸显.生态产业化模式的经济体系,既有统摄这种多元利益冲突的内在合理性,又有社会实践和自然禀赋基础,使其成为民族地区解决多元利益深层冲突的重要形式.生态产业化需要在法治路径上展开,而民族地区生态产业化法治需求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法治路径选择和制度设计的特殊性.     

乡村振兴、内循环与民族地区红色旅游融合发展——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

党中央根据我国当前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势提出了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乡村振兴是构建内循环的关键要素,在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推进乡村振兴则需要发挥旅游业的带动作用。尤其是地处老少边穷的民族地区,如何利用好红色旅游资源和政策协同作用带动产业协同发展,发挥红色旅游的正外部性效能,这是解决制约当地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也由此促进了与内循环的衔接。本研究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样本,分析民族地区红色旅游融入地方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参与国内大循环的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地区的系统性发展对策。     

面向扶贫与振兴的西部民族地区文化资源开发——以凉山州为例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大国,近些年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经济的增长,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西部民族地区作为全国扶贫工作攻坚难点地区的同时,也具有丰富的各类形态的特色文化资源,因此西部民族地区通过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文化资源的开发带动脱贫工作并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可行性。但是,西部民族地区因历史地理等原因,生态系统脆弱、社会文化复杂多样以及文化资源本身的特点等客观因素决定了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开发必须考虑生态系统和当地社会的承载能力。因此在扶贫视角下,西南民族地区通过开发文化资源脱贫并实现文化振兴,应当将以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效用放在首位,杜绝过度开发。     

乡村振兴视域下 新时代民族地区移风易俗路径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J、Y县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移风易俗行动有其独特性,研究基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J、Y两县的实际调查,对影响民族地区移风易俗行动的主要因素思想意识包括传统观念影响、思维定势等进行剖析,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移风易俗行动在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基础上,要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多语言（方言）语音科普推广等方式积极推进,既保障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激发中华文化的内在活力,弘扬时代新风行动,助力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高校文化创意产品及品牌的设计研究 ——以蓝盼儿校园生活馆文创品牌创业计划为例

本文主要立足于国内外的高校文创产业,从高校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设计、生产销售等不同视角,运用不同设计理念,最后得出相关校园文化创意产品的理论研究和设计研究成果.在当前的高校文化背景上,品牌形象可以蕴含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创意产品承载了校园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过往,作为一种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和诠释校园精神理念的载体,树立个性化...     

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现实与要求的对比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了实施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将"二十字"的总要求与西南民族地区的现实进行双向性的参照性的比对式分析,能够发现,从现实到要求,还存在诸多的障碍和困难。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基础薄弱、任务艰巨。它既要维护可持续型村庄的可持续性,将一小部分非可持续型村庄转化为可持续型村庄,同时还要保证占绝大多数的无法转化的非可持续型村庄里的农民们的基本生产生活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与城乡融合战略配套实施,依赖和发挥民族精英的作用。     

民族乡村文化生态建设机制探析——以寺村镇为例

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建构起良好的乡村文化生态,以有效保护与传承乡土文化是近些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从实践层面看,广西来宾市有着独特且卓有成效的做法与经验。研究以来宾市所辖象州县寺村镇为例,从需求、组织、创新等三个层面讨论了民族乡村文化生态建设机制问题,并就其今后应有的新常态机制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与建议。     

服务经济视阈下民族贫困地区乡村产业扶贫创新研究

服务经济聚集技术、资金、人才、市场等要素,倡导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引导产业组织变革。基于服务经济理论,文章构建了地方政府、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村两委、公共服务部门、网络平台企业、社会力量等主体之间,在扶贫活动中产业、资源要素需要相互协调与联动的框架,用服务创新民族贫困地区乡村产业扶贫模式。由于民族贫困地区乡村产业经营主体存在缺乏市场深度挖掘、社会关系网络相对单薄、参与主体提供市场化服务程度低等问题,需要地方政府营造乡村产业发展服务氛围,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村两委抓实乡村产业服务实体,网络平台企业及社会力量提供专业化服务手段,确保乡村产业发展为扶贫事业提供支持。     

当代日本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归因论——兼议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问题与可能

当代日本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及其显著成效,被公认为走在世界前列。由于我国前期相关研究的理论线索大多建立在西方经济理性基础上,所以结论也如出一辙。即将日本乡村振兴之功,归因于“改造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路径,并将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型范本。然而在人类学视域下,研究农民社会的问题,势必要涉及农民的总体气质与价值取向。从这一论点出发,重新检视当代日本乡村振兴之路,我们就会发现：“农”的文化认知与认同,才是日本乡建战略从“扶贫强国”转向“活化创生”的关键所在。而“文化归因论”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视野,也能促使我们反求诸己,从“多元一体”的中国农本智慧出发,探求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