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地方志中的民族资料概说——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志》为例

新编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其内容之庞大及资料之详实在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问题一直是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民族资料入志是必然的,新编地方志中的民族资料对研究地方民族等具有重要价值。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是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其新编地方志中对民族的记述系统全面,本文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志》为例,对新编地方志中的民族资料进行初步探讨。     

“边疆”与民族——略论民族区域的治理逻辑

多民族国家都有相应的处理多民族或者多族群事务的方式,但并非所有的多民族或者多族群国家都对人口进行严格的分类识别。本研究试图借助福柯治理术的洞见来讨论我国民族政策的治理逻辑。现代治理术的核心在于如何让民众相信,政府可以通过实现其意志来满足民众的诉求。然而,就我国而言,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主权为重中之重,这与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所谓"边疆"地区有关。中国国家的体制决定了国家是执政党的国家,在这样的理念下进行治理,"倾听"在决策过程中几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决策者不根本改变有关执政理念,这种依据"边疆"的程度来对民族地区进行治理与控制的方式,无法给这些地区带来万象共生、和而不同的善治状态。     

“新思路”的异思考——关于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若干刍议

近十几年来,族群问题"去政治化"以"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示于学界,直指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制度与古今中国民族政策的合理性问题,主张借鉴美国的族群问题"文化化"经验。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制度与政策,本质上并非导向于"分",而是导向于"合";美国族群问题的"文化化"路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作为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新中国,继承的是清帝国这一征服王朝的多元民族格局,这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基础。     

“民族牌”背后的理论透析

民族与国家的复杂关系决定了民族问题是影响当今世界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重要筹码.制造和激化民族问题,在国家事务和国际关系中打"民族牌"悄然成为了一些国家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偏爱手段,脆弱性理论、现实主义理论、民族纽带和族群政治竞争理论解析了"民族牌"功用的产生规律,了解这些理论无疑能够有助于深刻理解"民族牌"的目的和本质.     

关于云南“藏回”社会文化变迁的思考

具有藏族和回族双重文化特征的"藏回"②,是历史上回族积极适应边疆多民族社会文化的产物,属于云南回族的一个派生族群或亚族群(subgroup)③.此篇以这一亚族群近期发生的文化和民族认同回归的调查为基础,利用宗教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了回归的原因.同时还描述了"藏回"独特的文化,旨在展现回族文化发展的多元空间.     

2014年第二届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治论坛综述

第二届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治论坛于2014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广西民族大学举行,论坛以"制度·权利与国家认同"为主题,就"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与民族、族群政治"、"少数民族权利保护问题研究"、"国家认同与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以及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藏族”,“康族”,还是“博族”?——民国时期康区族群的话语政治

在民国时代的康区,存在三种称谓当地土著族群的名称:"藏族"、"康族"和"博族"。这三种名称来自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分别是民国中央政府、刘文辉领导的西康省政府和以格桑泽仁为代表的土著族群精英。本文将这三种称谓理解为三种话语,其间的分歧反映了三种具有不同的背景、立场与政治诉求的力量间的竞争。通过对这样一种"话语竞争"的分析,本文试图探寻一条理解民国时代康区的政治与族群进程的线索,展示在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在国家政权建设与地方权力博弈的复杂互动中,"族群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如何逐渐凸显出来,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     

重构“古苗疆走廊”——记贵州大学“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论坛

<正>2012年4月21日,"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论坛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举行。论坛由贵州大学人文学院陶渝苏院长主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中南大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民族论坛》杂志以及贵州大学等省内高校及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论坛,大家就"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文化建设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胡鞍钢:“第二代民族政策”说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是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提出的观点,其思想主要是推行淡化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交融一体化和国家认同的政策等,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几方面推行具体的民族政策,即在政治上以"去标签化"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策略,"取消民族优惠政策"等;在经济上促进各民族的经济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各民族经济联系的纽带;在文化上对各民族的文化进行整合,增强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等;在社会上推进"各民族混居杂居",主张"制度性通婚","取消民族学校"等。     

想象的共同体与共同体的想象——广西临江古镇平话人族群意识的变迁

平话人是广西一支重要的汉族民系,大致形成于唐宋时期。长期以来,因其在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广西临江镇的平话人常以"名门之后"自居,族群意识较强。1949年以后实行的民族政策,对临江镇平话人的族群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试图透过对临江镇平话人社会生活所进行的田野调查,探讨当地人族群意识变迁的社会文化原因。     

罗城仫佬族银氏“五冬”清明祭祀活动探析

民族节日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文化符号,而与节日相关的仪式活动则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承担着族群赋予它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在此,以广西罗城仫佬族银氏"五冬"清明节祭祀活动为例,探讨该祭祀活动在仫佬族节日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当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邕”水叙事与家园遗产——多元一体格局视域下南宁博物馆器物叙事研究

民族地区地方博物馆对促进多民族地方历史、族群认同乃至建构“多元一体格局”现代多民族国家的理念和实践是意义非凡的。地方博物馆借助“器物展览”对地方历史进行重新书写过程中,其表述往往面对双重的矛盾张力而不可自拔,或受限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或囿于华夏传统大国叙事的桎梏。南宁博物馆在“国家历史—地方族群历史”整体框架下凸出邕江地方记忆和家园遗产,重塑地方史与建构多民族国家认同。     

概念与走向——2013年“南岭民族走廊”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与《民族论坛》杂志社共同举办的2013年南岭民族走廊学术研讨会于10月26-27日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召开。会议以"南岭民族走廊的学术概念、未来走向"为主题,与会人员围绕南岭民族走廊的范围与研究现状、族群历史与文化、开发与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并在相关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十九世纪滇藏关系解释范式的反思

针对近年来中国边疆与族群研究中的偏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二元取向,本文强调汉藏边缘的地方能动性,不仅从边疆的一般性与汉藏边缘的特殊性来揭示族群交汇的特征,也对清末针对少数民族和与少数民族交往的相关政策中的语汇进行分析;在方法上,本文借用"藏彝走廊"的概念探讨西南边疆的族群互动问题。     

张居正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历史透视

万历初年,针对广西、四川等处的民族反抗斗争,张居正改革集团一方面推行了调整贡赋制度、招抚叛乱"降夷"、发展社会经济、调处民族矛盾等卓有成效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坚持以"剿"为主的民族政策,对西南少数民族起义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镇压。这些民族政策虽然短期内巩固了西南边疆统治,但却加深了民族矛盾,无益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张居正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历史透视

万历初年,针对广西、四川等处的民族反抗斗争,张居正改革集团一方面推行了调整贡赋制度、招抚叛乱"降夷"、发展社会经济、调处民族矛盾等卓有成效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坚持以"剿"为主的民族政策,对西南少数民族起义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镇压。这些民族政策虽然短期内巩固了西南边疆统治,但却加深了民族矛盾,无益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现代国家话语下的族群认同变迁——以广西龙州县金龙镇板外屯壮族傣人侬人为例

族群认同的变迁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位于广西西南部边境村落的傣人和侬人,从历史上两族群之间界线明晰到今天的"傣侬不分",其族群意识的变迁深深烙上了现代国家话语的痕迹。同时,族群特有的内在文化认知作为一种排异的力量始终在发生作用。本文着力呈现国家语境下傣人和侬人的关系及演变,深入探讨现代民族国家如何通过自身的话语表述将不同文化特质的族群个体纳入到统一的政治和经济体之中,而当地的族群成员又是如何接受或拒绝这些表述的。     

试论“文化寻根”思潮中的少数民族书写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中,少数民族的族群书写和身份认同曾经有效地参与了对文学史的建构,本文从民族书写对文学话语空间的拓展、少数民族作家的＂自我表述＂与被＂他者＂表述之间的悖论、作家自我身份认同与族群身份建构的困境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并在这样的脉络上思考少数民族书写在＂文化寻根＂思潮中的独特价值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国家治理视域下宋朝对广西边疆民族首领的调控策略

鉴于北部边疆的威胁,宋朝注重加强对南部边疆的国家治理.为达到有效管控民族地区的目的 ,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积极招纳广西边疆民族首领归附,并构建符合民族地区特点的职衔管理体制;对竞争失败、不稳定和主动内徙的民族首领进行接纳和异地安置,形成对边疆民族首领的钳制、威慑和吸引;通过赏赐民族首领钱米、食盐和开通博易场等手段,带动少数民族形成对宋王朝的经济依存关系;在民族聚居区建立"城—寨—堡"的军事镇戍体系,形成震慑民族首领的后盾.此外,还逐渐推动民族地区司法的转型,使传统争端解决机制由适用民族习惯法向王朝法制过渡,限制并削弱民族首领的审理权.     

中间群体、边民与他者——贵州穿青人的族群形成和认同

穿青人是包含有多种族群成分的人们共同体,在历史上属于华夏边缘的中间群体,形成了一种中间化的心理和认同.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由于忽略了地方文化的复杂性,穿青人被官方识别为汉族的一支,导致族群的外部分类和内部认同呈现出较大的张力.族群关系紧张的内部原因和边疆国家化的外部动力,使穿青人的族群认同逐步提升为民族观念.穿青人少数民族化的诉求,是边缘族群逆转边缘地位的选择.本文从族群形成的概念出发,通过长时段的观察,梳理穿青人从中间群体、边民到他者的形象变迁,表明在边疆国家化背景下,地方族群如何展开实践,维持自己的社会文化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