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普遍主义辩护——兼评中国文化特殊主义思潮

普遍主义是一种相信某些知识、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普适性的立场。西方学者曾经用西方中心论为普遍主义辩护,混淆了思想的内容和产生思想的社会条件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因而遭到来自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等方面的正当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所导致的特殊主义,又混淆了真理的内在标准和思想的适用范围这两个不同的问题。从哲学上分析,西方中心论和特殊主义都源于"关于本质的发生学教条"。特殊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有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民族主义国家曾把特殊主义作为对外扩张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国家流行民族文化特殊主义的思潮,表现为文化精英的传统主义和文化复兴运动的民众动员。而中国自古不乏华夏中心论的传统,现在则有以"回归起源"为特点的民族和文化优越感。当今学术界有一些已经习以为常、信以为真的提法,反映出各种特殊主义观点和立场。学术界不加区别地广泛使用"中国特色"的标签,隐藏着在哲学社会科学所有领域内都放弃普适性目标和标准的危险。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本主义"(本位、本色、本土化),代表了"道统"、"学统"和"政统"合一的复古主张。后现代主义和新左派的反全球化主义,在实践上阻碍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和更深层次的思想对话。反"西方话语霸权"的情绪化口号,经不起"什么话语、谁的霸权"的理性推敲。     

实践与生命的张力--从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潮着眼

20世纪末,中国美学界出现了"生命美学"思潮,它以悖反"实践美学"为己任,又有"后实践美学"之称.然而,从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潮来着眼,我们就能发现其一,生命与美学的连通并非从90年代开始,对生命的审美追问早在20年代起就获得了"自觉的"理论表述,并在30年代获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其二,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也并非表面上那么剑拔弩张,实践美学也存在某种生命论的审美主义底蕴,在某种意义上,生命美学恰恰可以被视为实践美学的一种延伸.     

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生态主义向度——以西安和青州为例

如果把当下迅速展开的新一轮城镇化(主要体现为大城市的重新布局和中小城市的规模扩张)理解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或组成部分,那么,日渐清晰的是,当今的中国既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但也拥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一种较为绿色的城市化发展。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主义向度可以大致理解为:城市生态景观与人文历史遗产的保持和恢复、绿色可持续生存与生活方式的创新和推广(比如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和绿色消费等等)、城市社会生活与交往功能而不再是工商业功能的彰显(淡化经济城市或经济中心的理念),而这三重意义上的生态主义内涵在城市规划和政府监管过程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责权体现。以陕西省西安市和山东省青州市为例,如果说西安市大量人文历史遗址复建项目体现的是城市重新布局与功能调整中的生态主义考量,那么,山东省青州市花博(会)园建设所带来的城市东南扩张所体现的就是县级城市规模扩张中的生态主义思维,尽管这其中都还存在着诸多的不尽人意之处。     

可持续发展观:生态主义向度

可持续发展尽管已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它本身却仍是不明晰的、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概念。生态主义理论是西方本世纪中叶后期兴起的一种基于自然价值观念认可的对既存经济与社会制度全面变革的系统主张。它所坚持的生态社会发展观和绿色文明观,尽管有着自身的局限,却为我们展示了理解与实践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生态主义向度。     

民族自治地方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为例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得到丰富发展,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建设美丽中国实践指明了正确方向。玉树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地之一,也是践行这一重要思想的示范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探索玉树以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从东方主义到后东方主义——以中国传奇的西方重构为例

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实现理论创新与中国话语建构是学界难题,后东方主义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作出阐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建构是一种叙事可能,然而,真理观与身份、视角之间的"悖论"以及从话语理论到话语霸权的"转变"使其陷入窘境。后东方主义力图从中拓立出另一种叙事可能;以代言政治衍化、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消费群体多元化的形成为主要特征的后东方主义叙事语境加深了好莱坞的叙事焦虑,为中国传奇重构提供了契机。中国人逐渐成为中国故事的主角,这一过程将伴随东方主义叙事的解构与后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开启。     

地缘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以中国西南边疆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沿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发展直接影响到该国跨界民族的向心力,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缘地带,跨界民族为了获得区域经济的最大化利益或者获得所在国政府的经济援助,以缩小区域经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的经济差距,地缘认同成为跨界民族的政治诉求,地缘主义成为跨界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构成了边缘地带的地缘主义思潮,跨界民族以地缘民族文化和地缘民族宗教为认同,形成了以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为诉求的跨界民族主义,本文主要考察地缘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增强我们对西南边疆跨界民族的认识。     

新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内涵、意义与路径——以苏南地区乡村生态振兴实践为例

乡村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南地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的进程中,通过整体推进乡村自然环境、人文和社会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和优化保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和自然生态基础。     

弘扬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

文章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丰富内涵进行了系统论述,同时指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文章重点提出宁强要用生态的理念打造特色产业集聚区,用生态的方式谋划休闲旅游先行区,用生态的思维建设城乡统筹示范区,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引领者,为美丽中国、美丽陕西建设书写属于汉水之源、氐羌故里的美丽篇章。     

福建省城乡生态文明一体化建设研究——以台湾农庄建设为例

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列为我国"十三五"时期的重要发展理念之一。可见,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经济形势下,生态环境建设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事项。针对我国出现的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出现的严重二元化趋势,借鉴台湾城乡生态文明一体化建设的成功经验,通过分析福建省目前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得出台湾城乡生态文明一体化建设成功经验对福建省的启示,从而对福建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城乡生态文明一体化发展以及生态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具有很大现实指导意义。     

科学的整体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论之根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认识论总是从人与自然的双重角度去考察人类发展历程中的自然环境,并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基点解决生态问题.它指出自然史与人类史的辩证统一,以及自然、人和社会实现解放的一致性实现了对科学主义认识论和整体主义认识论的有机统一,是科学的整体主义的认识论.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显要求我们必须彻底改变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以新的哲学树立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基于科学的整体主义认识论的生态文明理念,是对整体主义“无文明的生态”和科学主义“无生态的文明”的超越.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正是践行了科学的整体主义认识论范式且树立了全新的发展观.     

审美生态视野中的中国当代乡村建设

我国目前的美丽乡村建设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通过道路修建、厕所改造、污染治理、旧房改造等措施,许多地方的村容村貌已大为改观,各种类型的美丽示范村不断涌现。然而,部分地区还存在自然环境破坏、文化环境败落、审美人格蜕化等亟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富而美”的更高目标着眼,我国目前的乡村建设,应在算功利性的“经济账”的同时,重视超功利的“审美账”,加强审美智能投入,在审美生态建设方面下功夫;应在挖掘乡村审美文化资源、维护乡村审美文化载体、组织乡村审美文化活动、建设乡村审美文化设施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应结合“乡村”与“中国乡村”的实际,采取得当有力的措施,激发出乡村建设的可持续性的内生动力,促成审美环境与审美人格之间相互作用的良性循环。唯有如此,我们的美丽乡村建设才能不断深化、更有成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文化背景——以20世纪上半期学术界中国化思潮为视角

学术界中国化思潮萌芽于20世纪初期,产生、发展于20年代,并在30年代盛极一时。这一思潮涉及了社会学、哲学、教育学等主要的人文社会领域,是20世纪上叶中国学术界最为先进的思想倾向,是时代精神的要求和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生是中国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必然,但同时也受到学术界中国化思潮的熏陶和影响。研究中国化思潮的发展脉络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联系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学理基础。     

区域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协同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物质生活得到满足,更加注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将区域乡村打造成旅游景区供人们参观游玩,让游客的身心得到放松,在游玩过程中感受惬意,同时也带动农村区域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劳动岗位,让更多人选择留在家乡,从而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在发展区域乡村旅游中要与农村生态文明达到一个平衡点,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文章主要对区域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将新农村生态经济协同发展作为战略定位,探讨适合乡村旅游与农村生态文明协同发展模式。     

寓生态文明建设于美丽乡村建设之中

生态环境优美是美丽乡村的重要标志。通过推进生态人居工程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基础性条件。体现美丽乡村建设所包含的村容整洁环境美。通过推进生态经济工程建设,体现美丽乡村建设所包含的生产发展殷实美、创业增收生活美,把"生态美"与"百姓富"融为一体。通过推进生态文化建设,留住"乡愁"这个根,使乡村的自然生态特色充分释放出来。从而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美丽乡村建设的全过程。     

近代中国洋务思潮论争始末——以知识精英为研究视角

近代以降,中国被迫革新,启动洋务。洋务兴起之际,最先感到中西文化冲突的不是洋务派知识精英,而是与其论战多年的保守派知识精英。他们抱着以夏制夷与以夏变夷的自卫心态,屡屡在洋务派呈请的举措上主动挑起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论争。其中,以同文馆之争、制造轮船之争、筹议海防之争、修筑铁路之争最为激烈,是中国近代知识精英关于中西文化的首次大碰撞,体现了"士"阶层的存在本意与最后消亡,激发了中国知识精英在论道求实中砥砺前行。     

生态文明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探索——以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当前江西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因此积极树立公众参与意识,加快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是破解资源、人口、环境约束的有效途径,是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这就要求大力推动公众参与机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公众参与调动实现人力、心理、社会资本的协同耦合,推动政府、企业、居民耦合协同机制的构建,充分发挥公众在环境保护、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     

文化生态视阈下傣族传统文化与生态意蕴——以湾甸傣族乡帕旭村为例

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湾甸傣族乡帕旭村历史悠久,生态环境独特。当地的神树、水、竹、水稻种植以及狩猎、采集、山林管护中有大量的生态知识,涉及自然、伦理道德、禁忌、风俗习惯和生产生活方式,是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规律而取得的经验智慧,影响着当地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是抑制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消极影响的有效力量。通过“文化生态”的理论视角,运用田野调查和“深描”民族志方法对此进行研究,能从理论和实践上弥补目前传统文化对自然生态环境影响研究的不足,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村寨依赖当地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发展经济的研究转向——由“外部援建”转向“内部发生”,从根本上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     

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以广东农村为例

岭南山地、珠江三角洲平原、河流以及海洋生态文明区构成了广东生态的四种类型,同时它们又与广府、潮汕、客家、&民以及瑶、壮、畲等民族文化交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态文明体系。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广东生态文明的多样性正在受到侵袭,各族群也在改变自身文化体系,以适应此过程。生态问题还与扶贫及广东城乡均衡发展密不可分。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是文化的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