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化外"到"化内"--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台湾"原住民"政策述评

中国对台湾的行政管理至少始于明朝初期.清朝康熙年间,中国已在台湾"原住民"居住地区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开始涉及对台湾"原住民"事务的管理.从"夷"到"番"再到"山胞"的称谓变化,反映了中国中央政府或台湾当局使台湾"原住民"从"化外异族"变为"化内之民"的过程.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期间,则把台湾"原住民"称作"蕃",后又改称为"高砂族"."原住民"族称变化中隐含的政策变化,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的"原住民"运动、政治生态和"台独"势力,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山地平地化"为主轴的台湾"原住民"政策和试图使台湾"原住民"迅速走向汉化的政策意图,为80年代以后兴起的"原住民运动"埋下了伏笔.     

走向民粹化的族群政治--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台湾原住民运动与原住民政策研究

台湾的原住民运动兴起于上世纪 80年代初期。在族群化、民粹化的政治背景下 ,台湾的原住民运动从其产生之初起就混杂着民粹的因素。原住民运动在中前期发展阶段 ,在民粹手段和社会动员等方面与台湾的政治反对派互相借重 ,并形成策略互动。而台湾原住民的“正名”诉求则是由国民党籍的原住民“民意代表”和原住民运动相互配合得以实现的 ,台湾的原住民政策也由此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正名”实现后 ,台湾的原住民运动开始分裂并趋于衰微 ,但同时愈加民粹化     

当代台湾的“原住民”与民族问题

当代台湾少数民族和民族问题 ,是大陆民族学界亟须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以 2 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的台湾少数民族“正名”运动为切入点 ,分析了台湾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生活的现状和问题 ,就台湾少数民族的政治诉求及其表现在民族问题话语中的误区进行了探讨 ,揭露了“台独”势力利用“原住民”问题分裂祖国的图谋 ,认为台湾一些人对所谓“南岛民族”的炒作实质上就是要宣扬服务于“台独”目标的“泛南岛民族主义”。     

异文化视野下的台湾原住民“统称”

本文梳理在异文化视野下台湾原住民"统称"的演变及存在的问题.历史上,台湾原住民被统称为"夷"、"番(蕃)"及"高砂(山)族"等,是外部世界、尤其是汉文化对于台湾原住民各族群缺乏深刻认知的背景下,附加于内涵复杂、文化多样的台湾原住民上的概括性"符号",没有反映原住民各族群的自身认同、文化记忆,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族称".康、雍以来相继出现的"野"与"化"番、"生"与"熟"番,日据时代的"高砂(山)"与"平埔"蕃等两类称谓,也只是区分了原住民汉化程度的深浅,没有反映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别,仍无法摆脱模糊认知、笼统概括的误区.     

台湾意识不等同于“台独”意识

台湾意识的主体是中国意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98%的民众都是不同时期从祖国大陆移民过去的,这也决定了台湾民众的思想意识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17世纪以前,台湾的主要居民是在大陆被统称为高山族的12个原住民族。17世纪后,以福建省南部和广东省东部为主的大陆东南沿海的汉民族开始大量向台湾移居,并把故乡的文化、风俗、习惯带到台湾,保持着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台湾社会意识的基础。1662年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后,把当时在大陆普遍实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搬到台湾,为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奠定了基础。1683年,清…     

台湾的少数民族

台湾的少数民族也就是台湾原住民族,即50年代所称的"台湾高山族".在台湾后来改称为"山胞"、"台湾土著族"、"台湾先住民"、"台湾原住民"等。台湾的高山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与古代越人语言一样,高山族语言也是多音节的粘着语,不同于汉族一字一音的孤立语。但高山族各地区的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形态上差别较大。大体上可以分为"泰雅"、"曹"、"排湾"三大语群。高山族没有通用的民族文字。据语言与地域文化特征分类,台湾高山族主要分为九大族群,包括阿美族、泰雅族、排湾族、布农族、卑南族、鲁凯族、邹族(曹族)、雅美族、赛夏族。广义的高山族还包括平埔人,他们散居在台湾西部、北部、西南部平原与沿海,长期与汉族杂处、通婚,较早接受汉族文化,至19世纪以后已基本与汉族融为一体。     

台湾原住民政策述论

本文介绍了1945年至1999年蒋介石执政时期、蒋经国执政时期和李登辉执政时期台湾原住民政策,分析了这些政策的实质、施政重点和政策策略。认为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台湾原住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原住民的基本权利、民族自治、政治参与、人权保障等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原住民虽然也付出了心血、努力工作,但无法与台湾社会同步发展,成为相对的弱势群体和政治的边缘人,处于台湾社会的最底层。     

全国报刊民族学、文化(社会)人类学研究论文索引(2003.10～2003.12)

(本栏目特邀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满达日花主持 )一、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研究从“化外”到“化内” :2 0世纪 80年代之前的台湾“原住民”政策述评 /陈建樾∥民族研究 -2 0 0 3 ,⑷ -49～ 60从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中看民族观的形成 /毕跃光∥贵州民族研究 -2 0 0 3 ,⑶ -2 1～ 2 5当前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因素分析 /段超∥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 0 0 3 ,⑸ -3 2～ 3 52 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经验 /詹真荣∥贵州民族研究 -2 0 0 3 ,⑷ -64～ 71关于保护和开发文化与自然遗产的若干问题 /何星…     

头目哈古：唤起同胞对祖先的尊敬——台湾原住民卑南人部族领袖的叙述

宝岛台湾，从荷兰殖民者侵占，到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再到康熙统一海岛，日本侵占台湾……多少年来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生于斯，长于斯的台湾诸多原住民，在数百年间，经历了隔海相望，惊世屈辱……尤其是日本占据台湾期间，更是充满黑暗，暴力，血腥，世居台湾的原住民族不易被大众所知晓，《头目哈古》一书可以提供一点线索，引领读者接近台湾的卑南人，了解一些有关的历史和现实。     

中国民族史学与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的新思考:20世纪的学术回顾与理论反思

本文简要回顾了 2 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成就 ,特别是从族别史研究 ,经民族关系史到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学术发展历程 ,分析了中国民族史学发展三大阶段的基本特征、核心目的与任务 ,从时空变化的基本视角检讨了理论认识与民族史学发展的密切关系。本文认为 ,从族别史研究发展到民族关系史在中国民族史学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80年代后期兴起的“族群关系理论”对民族史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奠定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史观 ,促进了民族史学研究的全面深入和发展。     

林惠祥与中国大陆的台湾原住民研究

自明代以来,中央政府就相当关注台湾地方事务,台湾一词在正史典籍中的浮现也始于明代。人类学和民族学在近代传入中国后,林惠祥先生于1929年亲赴台湾进行考察,其《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由此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台湾原住民的开辟荆榛之作。台湾原住民的族源和历史是林惠祥研究的核心和重点,林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至今依旧值得后世学人学习和思考。     

人类学、影像民族志与族群景观——林惠祥的早期台湾“原住民”田野摄影

作为现代中国大陆最早开展台湾原住民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先驱,林惠祥在1929、1935年两次台湾之行中都拍摄了不少台湾原住民社会生活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田野摄影作品,不仅生动地展示了20世纪初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原住民的族群景观与社会状况,而且体现了第一代中国人类学家很早就通过光影之间的视觉手段来生产民族知识。围绕林惠祥这些尚未被广泛认识的早期台湾原住民田野摄影的相关讨论,有助于思考人类学、田野摄影与民族志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雾社事件及其余生遗族的历史记忆——兼评《又见真相:赛德克族与雾社事件》

关于雾社事件的研究,在海峡两岸一直存在多元的观点.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政治解严和“原住民”运动的兴起,以及电影《赛德克·巴莱》的上映,雾社事件重新走入公众视野并引起更加广泛的讨论.在此过程中,无论学界还是媒体,都无法忽视赛德克族人的意见与声音.本文即以雾社事件余生遗族后裔新近出版的《又见真相:赛德克族与雾社事件》为案例,对雾社事件及其余生遗族的历史记忆进行探究,并试图了解多元文化结构中“我族”历史观的兴起及其价值.     

日本对台湾原住民的人类学研究(1895—1999年)(上)

前　言日本对台湾原住民的人类学研究已经有一个多世纪 ,积累了反映各个时期具体状况的丰富的研究成果。追溯这些研究的历史和过程 ,不仅在现在的实地调查中有助于理解有些人所关心的台湾原住民的社会文化 ,而且也是了解与日本人类学的特色有关背景的重要线索。另外 ,最近对台湾原住民的研究 ,其活跃程度超出了一般的想象。今年 (指 1 999年———译者 ) 5月初 ,在由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和“中央研究院”共同举办的国际会议上 ,当时台湾有关要人也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祝辞讲演。会上涉及到一些问题 ,诸如在国际形势中 ,在对台湾问题和台湾认…     

“新知青”下乡能否踏出双赢路？：不挤“独木桥”要走“阳关道”

一项项政策正在持续催生一波又一波中国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热潮。 始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间历经文革而中途搁置，80年代初又重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选调生工作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为我党储备、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中国历史上的“四月八”节

<正> 对四月八节,各种词典解说不一:有说是贵州贵阳等地“苗族的最重要节日”或“苗族的传统节日”,亦是“布依、仫佬、壮、侗、水等族的节日之一”的(《民族词典》和《中国风俗辞典》),也有说成是“汉族民俗化的宗教节日”而兼及“贵州苗、侗、仫佬、布依、水等族及川东的苗族、土家族,亦在此日过年”的(《中华民族风俗辞典》),还有径直说成是“浴佛节”或“佛诞节”的(《宗教词典》和《中国风俗大辞典》)。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些解说均各自成理,但实际上都有片面性或某种不足。笔者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形成了这么个看法:中国历史上的“四月八”节,主要是一种佛教节日“浴佛节”,从东汉开始,历魏晋唐宋,直至明清,几乎一直是盛传不衰。开始兴起于江南地区,以后流行于全国佛教区域,明清时尤以北京和西南地区为最。由于历史和民族的原因,它由汉族民俗化的宗     

“欢迎到魅力靖州来做客！”

从清乾隆以后的“八邦会靖”,到上世纪90年代令全省为之一振的“靖州现象”。再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绿色小康县、国家卫生县城、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杨梅之乡．中国茯苓之乡……千年古城,魅力持续生长。最近,我们有幸采访了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张远松。请她为我们解读靖州魅力。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族际通婚政策的演变

新疆地方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族际通婚的态度有所不同。新中国成立以后,族际通婚政策经历了一个由限制到禁止再到慎重考虑,由以整体利益为先到以个人感情为主的变化过程。政策的制定体现出政府对民族关系的特殊重视。     

悠悠沅水“边城”情

80年代以后,沈从文研究在国内红红火火,形成了一股“沈从文热”。有人说,这首先是从国外热起来的。其实不然,对沈从文现象的关注早在7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在湘西大地上发生了。     

呼和浩特市区的民族迁移与居住格局

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统计分析、实地调查等方法，对呼和浩特自建城至今蒙、满、回、汉四族的迁移与居住格局及其演化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就历史而言，土默特蒙古族是原住民族，汉、满、回为迁移民族。民族居住格局在清中叶基本定型，此后己不能把后边几个民族看作移民。其他部蒙古族尤其是内蒙东部区蒙古族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大量迁入。民国前居住格局基本按民族分区居住，辛亥至５０年代初为分区居住到杂居过渡阶段，５０年代至今总体上为杂居格局，只有回族还有相对集中的居住区。从迁移与居住的关系上说，以前是由日积月累的民族迁移而形成一定的居住格局，辛亥以后特别是８０年代以后，则逐渐转变为由一定的居住格局影响民族迁移。由于居住格局的不断调整，各民族的市内迁移也不断发生，使原来各族“大聚居小杂居”的格局，演化为“小聚居大杂居”的格局，而且这一过程仍在进行中。本文认为，杂居固然利于扩大民族交往，但聚居同样使民族关系和睦，而且杂居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也有程度不同的影响。民族杂居主要是城市化和单位制的副产品。邻居关系和朋友关系往往超越于民族关系。这大概是我国第一个多民族城市社区史系统研究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