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对《孟子》“知言养气”章的诠释与其对孟子为学工夫的阐发

《孟子》的“知言养气”章,对于我们理解与把握孟子的为学工夫至关重要。明清之际的学者王船山从历史背景、全篇文本脉络、各段论说的义理层次与思想意涵、以及个别词语的训解等方面,对此章做出了诸多独特的诠释。此外,船山基于对理学朱子与阳明为学主张的反省,通过重释孟子“知言”与“养气”工夫的次第与内涵,对于重构儒学的工夫体系,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经史互通：朱子《春秋》学思想探析——以《左传》为中心的考察

经史关系是理解朱子哲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子立足于其“义理”之正的根本立场,以先经后史、经史互通作为理解经史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肯定经学大义的基础之上,重视史学的功能与价值,二者收摄在圣人“义理”的大框架之下,共同组成朱子完整的学问结构——朱子之《春秋》学即具备此特征。朱子肯定《左传》的史学价值,并根据圣人《春秋》大义而批评其“义理”之失,在严守《春秋》经学本位的同时,也为史学树立了高标准。在《春秋》学上,朱子的经史互通思想得到了绝佳展现。     

张南轩与胡五峰之异同及其学术之演变

张南轩本是胡五峰高弟,然而在其与朱子的学术交往中,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并对其师五峰的学术进行了严厉批评.对此,学术界通常认为这是因为南轩受到朱子的影响,而完全转到了朱子的方向.实则南轩与五峰学术的不同未必受到朱子启发,南轩很早就不完全同意五峰的某些说法,朱、张的学术交往不过印证了南轩早先的疑问而已.即便后来南轩颇为赞同朱子之说,他们很多观点亦有根柢的不同.     

牟宗三对朱子中和学说的阐析

中和学说是朱子哲学思想发展和完成的关键.牟宗三先生认为,朱子中和旧说本来蕴含先秦及宋明儒正宗的纵贯系统义理,但由于朱子对“天命流行之体”及孟子所说的“本心”无真切契悟,又因其混本心或良心发见之发与喜怒哀乐已发之发而为一,故其在中和旧说中所说的未发已发与《中庸》不符,朱子因此自疑而放弃中和旧说,并建立中和新说.朱子中和新说在本体上将“天命流行之体”及本心性体拆散而为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之格局,心体沉没;在工夫上,格物论无法正确理解道德行为所以可能之超越的根据,这样,本心失去其为内在而固有的道德创生之源之义,道德成为一种他律道德而被“减杀”了力量.本人赞同牟先生判朱子相对于宋明儒“大宗”来说为“歧出”,但认为朱子“歧出”的义理间架不是本体上理解太差的“误出”.牟先生认为理解道德行为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唯有“逆觉体证”一途,舍此别无他法,未免太绝对.牟先生一味强调自律道德,而轻忽他律道德,也有偏颇之嫌.     

胡宏体用视域下的心与性为一抑或为二之歧见辨驳

胡宏哲学的核心在于其心性论,而关于其心性关系的认识却存在为二与为一之歧见。这些不同的看法直接影响胡宏哲学精神之真实显现、哲学思想之圆融与否以及其哲学地位的认定。朱子从其己丑之悟后的心性情三分格局出发视胡宏之性与心二分,导致其对胡宏之学形成了诸多误解,以至于胡宏之学长久无人问津。牟宗三先生独具慧眼,从胡宏之学的道德实践本质出发,反对朱子对胡宏心性关系的认识,阐胡宏之学心性为一之旨,主张心体即为性体,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现学界对胡宏之学的研究在牟宗三先生的研究上继续向前推进,纷纷从本体论的视角主张胡宏之学为性本或心本,致使胡宏之心性又分而为二,造成在解释胡宏之学时理论和实践不圆融的两难局面。此种现状的改变有赖于重新审视胡宏之学的心性关系,以体用诠释模式为突破口,明确胡宏之学不能简单地归约为性本或心本,而应当以兼括体用的“道体”称之。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黄宗羲与王夫之理气观之比较——以知言养气章之解释为例

本文考察明末黄宗羲和王夫之理气观,试图管窥理学晚期之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因为理气观是个根本性的大问题,本文只选取了两人对《孟子.公孙丑上》第三章,即一般所说的《知言养气章》的解释为研究对象,兼顾一些别的文本。文中比较讨论了两人的理气观。黄宗羲是心学传统下的理气一元论,从人的角度来看,强调连贯性;王夫之是基于天道大易的理气一元论,从天的角度来看,强调统合性。两人代表了理学晚期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而且都对朱子学传统下的理气观有所反思,影响了后世的儒学。     

《孟子·“知言养气”》章义解——兼论孟子与告子的不动心之道

《孟子》"知言养气章"在东亚儒学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千百年以来,对于此章的注解争议最大。我们在读《孟子》的时候,必须面对和重新理解、诠释"知言养气章"。在中国哲学史或心学史上,孟子的不动心之道与告子的不动心之道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工夫论的道路和方向,显示出他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异趣,具有不同的重要意义。但是,孟子的不动心之道不仅不同于告子的不动心之道,并且超越了告子的不动心之道;孟子为自己的不动心之道,从理论上、价值伦理上和工夫践形的实践上奠定了一个儒家的心性学的坚实基础。     

会通朱熹与王阳明如何可能?——以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为中心

《朱子晚年定论》是王阳明为了宣扬其学说,以朱子之言论为自己的思想体系作论证的一部编著,同时也是研究会通朱熹与王阳明的重要著作。在《朱子晚年定论》中,王阳明从朱子对往日之学的悔悟、强调"立本"、重视体认本心、提倡"静坐"、倡导"省察"等多个方面,来证明其学说并不谬于朱子,以此来消弭学者对其学术思想的非议,从而达到宣扬自己学术思想的目的。可以说,《朱子晚年定论》首开会通朱熹与王阳明之先河。     

《白鹿洞学规》精神与台湾书院的具体实践

台湾书院的儒学精神承继自鳌峰书院，也与来台担任地方官的朱子学者密切相关，通过对台湾书院学规文献及各府县通志、人物传记的综合归纳探讨，可追溯儒学从闽地到台湾的重要轨迹。来台地方官宣扬朱子《白鹿洞学规》笃行精神，诠释读书人之应守与应为，期待学子提高道德标准，注重实践，期以改变此移民岛屿民风；而台湾书院士人在获取功名后，身体力行地将朱子学精神发挥于内忧外患的社会，在经世致用中表达了对《白鹿洞学规》精神的诠释。     

告子思想渊源考——兼论“求则得之”作为孟子伦理学思想的起点

告子被不同的学者们解读为道家、儒家或墨家.本文支持葛瑞汉的观点,认为告子思想与《管子》诸篇所记载的稷下道家思想有明显的相似处.借助《管子》诸篇,特别是“内静外敬”一语,可知告子的“不得……勿求……”句不是条件句,而是并列句,表示“即使不得,亦勿求”.这与《管子》诸篇反对“求”而主张“不求而自得”相同.《墨子》的相关材料说明,《孟子》知言养气章的“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整句都在批评告子.求与得、内与外的关系是一个基本的伦理学问题,孟子的“求则得之”可以看作是他的思想起点,而这一起点恰恰是在与告子的“不得勿求”思想相对立的情境下提出的.     

由“仁心”至“仁术”——王船山对《孟子·梁惠王上》的诠释及于宋明儒学之反省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船山在诠释《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时,以孟子提及的“仁术”一词为线索,对于宋明儒学中关于王霸之辨的争论及心性义理的探究加以反省,并针对宋明儒学在培养政治人才方面的不足,对于儒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新的设想与展望。     

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宋明理学三系说的形上根据

牟宗三把宋明理学分为五峰蕺山、象山阳明与伊川朱子三系,并视五峰、蕺山与象山、阳明两系为儒学之正宗,而伊川、朱子系为儒学之歧出。牟先生宋明理学三系说的形上根据是“道德的形上学”。“道德的形上学”融道德与存有、心体与性体、主观性与客观性为一体,不仅有利于实现“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文化理想,而且有利于以道德制衡科学与民主,是最完备的哲学形态。牟先生以“道德的形上学”这一圆教模型作为标准,对宋明理学进行分系,提出著名的宋明理学三系说。     

批朱与述王：季本解经的两重进路及其思想意义——以《大学私存》为例

明代中后期，王学内部讲学之风盛行，但阳明后学季本却不喜讲学，以重读书、擅解经著称，呈现出异于王门诸子的特质。其所著《大学私存》,既对朱子“格物”“新民”等思想展开批判，又借由对《大学》的新诠，为阳明的“格物”解确立经典依据，透显出从“批朱”与“述王”两重进路解经的鲜明特色。此对王学而言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一方面，继承阳明展开对朱子的批判，通过辨朱学之“非”明王学之“是”,在讲学之外拓展了宣扬王学的形式，推动了阳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绾合经学文本与义理而为一，弥合阳明“以心解经”之不足，纠正了过分依赖讲学、轻视经典所导致的空疏之弊。     

试论宋明理学家的圣贤境界

宋明理学家通过对"天人合一"这一哲学主题的论证和对心性义理之学的追求,创立了既不同于孔孟原始儒学,也有别于汉唐经学的新儒学,将儒家哲学发展到十分完备的形态,使得中国哲学的境界学说得以充分的展现.本文试图将宋明理学家有关圣贤境界的追求特别是如何成就圣贤的问题进行论述,来再现他们的生命境界.     

论朱熹对形而上体系的构建

中国的形而上学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宋明理学家承接将儒学构建为“通道”之学的新的历史使命。如何构建形而上体系,是朱熹包括“北宋五子”在内的宋明理学家的新任务。朱熹通过吸收和改造佛、道及先贤的思想,建构了形而上的最高本体。他运用逻辑的方法,论证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合理性,把它说成是自然界的永恒规律和最高原则。     

饶鲁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性诠释及意义

饶鲁在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中,颇富新意地阐释了理气、心性、工夫、仁政诸论题,主张理主气辅、理德气势,反对程朱“孟子论性不论气”之说。他将性与理、仁通而论之,反驳朱子性论的诸多看法,强调仁义当从道而非事的角度论述。饶氏思想流露出注重综合而非分析的心学倾向,主张仁与心一体,提出操存之心与仁义之心皆是一心,批评朱子心论的二分说;重视存养扩充工夫,认为孟子对克治工夫有所忽视;在仁政、王道上对《集注》亦提出不少具体批评。饶氏对《孟子集注》之批判性阐发,源于其自身工夫受用及欲矫朱子学弊病的动机。尽管因立说“多不同于朱子”而招致学者批评,然饶氏之学以其思想之深刻新颖,对此后的朱子学产生了持久影响,显示了“后朱子学”演变发展的轨迹。     

"洪水猛兽":朱子对宋代名士"阳儒阴佛"思潮的批判及其意义——以《杂学辨》为中心

朱子丙戌所撰《杂学辨》标志着他由溺佛到归本儒学的转变.《杂学辨》非一般意义上辟佛老之作,而是通过严厉批判苏轼、苏辙、张九成、吕本中四位"贵显名誉"之士以佛老解经之阳儒阴佛思想,来达到辨紫朱、清门户、正人心、崇孟学、立道统的目的.朱子对四者的批判集矢于性命论和工夫论,驳斥了性道不可言、以诚造化、格物默识等异端之说,充分显示了不畏权威、接续孟学、弘扬洛学的弘道立场,反映出通过掌握儒家经典解释权来重振儒学的策略.《杂学辨》不仅关乎朱子思想的前后转变,而且发挥了持守儒家经典本位,维护儒学纯洁性的作用,对理学及儒佛关系的走向皆具不可忽视之意义.     

“辟异端”:清代学术演进的一个重要取径

明清易代,“非我族类”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在传统儒学面临异文化侵蚀的时代背景下,亲历亡国之痛的汉族士人视佛、老等“异端”为洪水猛兽,辟之唯恐不及;由“辟二氏”而厌倦理学的形上玄远之思,学风遂由弃虚而蹈实,经史实学于焉发轫.降及乾嘉,学人们以“通经明道”为治学之旨,藉由考证以剔除杂入儒学的“异端之障”,从而恢复原始儒学的“圣道之真”,庶几为其时学人共同的致思趋向.清代学术经此一番演绎和递嬗,考据学遂蔚为大国.     

略论北宋儒家士大夫在儒学复兴中的贡献

北宋儒家士大夫在儒学复兴运动中 ,从时代要求出发 ,结合社会现实和理论发展的需要 ,不仅张扬了儒家价值系统中“积极有为”的“道” ,而且把儒家学说义理化、人文化 ,重建了儒家知识系统的“学”。这既适应了北宋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和思想统治的需要 ,又为儒学的发展和宋学的崛起增添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