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与端溪砚事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与端砚有着很深的渊源。苏轼不仅喜欢使用端砚，还热衷于收藏古人端砚，他使用和收藏端砚偏重其实用价值。苏轼虽视端砚为珍宝，但他并不“玩砚丧志”，能从执着于物中超脱出来。苏轼还撰写大量涉砚诗文和铭文，反映出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友情况。由于苏轼坎坷的仕途、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以及旷达的性格，后人面对苏轼遗砚纷纷题铭歌咏。这些题咏，不仅扩大了端砚的文化影响力，也加深了我们对苏轼与端溪砚事之间密切联系的理解。     

苏轼:儒家居丧不赋诗的典范

居丧不赋诗,是六朝以来直至晚清大多数诗人践行的千年习俗,直接体现了崇仰君子人格的儒家诗教的本质追求。苏轼是儒家居丧不赋诗的典范,南宋以来,受到朱熹、陆九渊、吴澄、阎若璩、焦循等人的由衷褒扬。但苏轼诗中《送宋君用游辇下》《咏怪石》二首以往或被视为居丧之作,而所有证据均不能成立。此外,苏轼题跋的《绝胜亭诗》决无可能是苏辙居母丧期间所作,而《次韵赵景贶督两欧阳诗,破陈酒戒》一首,亦并非苏轼劝他人丧制中赋诗之作。今人为古人撰写年谱,或为诗人作品系年时,往往因为不明了诸多古人居丧不赋诗,而发生种种疏漏或错误,因此对苏轼居丧不赋诗的考辨有其普遍意义。     

也谈"以诗为词"

陈师道提出苏轼"以诗为词"说,体现了独立的人格精神,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是词学史上"尊体"之论的开端.苏轼"以诗为词",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觉.从客观上说,根本原因是传统深厚的诗歌所给予的巨大的影响力."以诗为词"的精义,主要体现于格律、题材、体性这三个层面.对苏轼"以诗为词"应当重新评价不是"销蚀词美",而是丰富词美;不能以"士大夫化"取代"以诗为词"说;"以诗为词"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创造高雅的艺术.     

论苏轼的以戏为诗

苏轼别开生面,以戏为诗,探寻文学创作的新路径。俳优人格的浸染,苏轼张扬了清远旷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生存智慧。苏轼的以戏为诗观,不仅表现为文类技法上的融通化合,也是宋人诗学继承脉络中孜孜创新的一种突出表征,它体现了宋型文学自出机杼的开放特质。     

苏轼题名、题字及文类石刻作品数量统计与分析

苏轼石刻在北宋时遍及天下,其题名题字类石刻反映了作家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外任及被贬时为多,这类石刻记录了苏轼的行踪与心迹.苏轼的文类石刻有碑志文、记文、赋、颂、铭、赞、题跋等多种类别,有明确文献资料记录的石刻文有57种,从苏轼石刻文的创作及书刻时间可以看出:苏轼早期石刻重记,后期石刻重碑,一生独铭五人,尤其重视《中山松醪赋》石刻.这些现象有待深入分析,以揭示苏轼独特的创作与传播心理.     

论苏轼文艺作品中的“酒神精神”

尼采的“酒神精神”肯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强调突破个体化束缚,与原始自然融合。“酒神精神”虽然在肯定生命的价值的同时也肯定了生命的悲剧性本质,但是摆脱了彻底的悲观主义,主张直面人生的痛苦和不幸并对其进行超越。我国宋代文人苏轼身上就体现出了这种“酒神精神”。苏轼一生命运多舛,但他始终以超越的姿态来应对生命的痛苦和不幸,保持着独立的人格。苏轼的“酒神精神”在其文艺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从应制之作到“不朽”之文——政治语境与文化语境中的苏轼《上清储祥宫碑》

元祐时苏轼于翰林学士承旨任上奉敕撰成《上清储祥宫碑》。在政治的语境中,该文宣扬了元祐之政的导向,但于随后的绍述时代即遭禁毁,显露出词臣应制之作工具功用的短暂性。在文化的语境中,该文撰成于苏轼文宗位望形成、确立之时,在北宋士人的文事活动中,成为被称赏追慕的对象,体现出文宗之于政治的超然性。及至后代,该文在文化上的影响依然延续,彰显了苏轼文宗位望超越朝代更迭的"不朽"意义。《上清储祥宫碑》于苏轼词臣衔职与文宗位望的交错分合之际,揭示出其文学形象复杂的一面。     

论苏轼人格对诗格的制约

超脱、健朗、真率、崇道的人格特质,使苏轼之诗格呈现出率真清新、风行水上;纵笔好骂、豪放飘逸;针砭时事、匡时济世等的特点,也使其诗缺乏悲壮激昂之力度,飘逸不及李太白,深沉难逮杜工部.苏轼之独特人格,既成就了苏轼的辉煌,又限制了苏轼的进一步辉煌,阻碍了苏轼对自我的不断超越.苏轼现象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苏轼文化人格价值分析

苏轼的文化人格厚重丰满,内涵复杂,极具价值。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不仅是对苏轼高贵人格的尊重和欣赏,也对当今社会文化人格的建立有一定的启示。     

东坡词中“柔情”探析

对于苏轼词,人们较一致的说法是因为东坡以诗为词,开阔了词的境界,开创了豪放词派。但深究其里,东坡词的豪放,首先是基于他的柔情,柔情是苏轼词格、人格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其词格、人格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只不过苏轼之柔情于中国其他词人有着许多质的区别。这种独特的柔情贯穿东坡一生,是柔情铸就了苏轼的伟丈夫形象,这才是东坡词之所以美的深层原因。而这一点却常被人所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