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系年》与《史记》称引“左氏《春秋》”考

《史记》称引“《春秋》”有记事古史、孔子《春秋》、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等不同情况,其中“左氏《春秋》”的全称当为“左氏《春秋国语》”,是一部具体描述西周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古史著作,既非等同于今见《国语》,亦非等同于今见《左传》,而为两书所取材,亦为《史记》所援用。清华简《系年》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启发和佐证。     

清华简《系年》管窥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已由上海中西书局于2011年12月出版,这是先秦史研究和简帛研究界的一大盛事。此书整理工作严谨认真,图版精美,释文准确,注释要而不繁,堪称典范。但百密难免一疏,有一些地方也还值得讨论。现略陈一二,请大家批评。     

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综考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的发表,对研究西周至战国初期的历史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本文以《系年》第二章其中关系到两周之际历史的材料进行考察,以增加人们对此段历史的认识。关于西周的灭亡,在传世文献中最早的记载见于《国语》。《国语.晋语一》晋大夫史苏言:"周幽王伐     

清华简《系年》所涉“京师”地望辨析

“京师”本为公刘所居豳地之专名,周初之诗《诗经·大雅·公刘》及西周末期的《多友鼎》《克钟》等金文资料可以为证。及至西周末年,天子所居之宗周镐京始有京师之称,其说始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春秋时曹国之诗《下泉》及晋国铜器《晋公?》铭文可为佐证。东迁以后,作为天子所居的东都洛邑始亦有京师之称,春秋初期的《晋姜鼎》及《春秋》经、传可为明证;清华简《系年》第二章简文两处提及“京师”,学界对其具体地望多有歧说。由两周之际政治形势观之,犬戎寇周后,豳、岐等地处于犬戎控制之下,尚未东迁的周平王要得到东方诸侯拥戴,必须与杀幽王而灭宗周的犬戎势力进行切割,宗周镐京虽经犬戎寇扰损毁,却是最具政权合法性的地方,是以简文“立之于京师”的京师自当指宗周镐京;其后,晋文侯杀携惠王,结束二王并立局面,并与郑、卫、秦等出师卫护周平王东迁以定一统,因其有功而受周王赐命,始得以外诸侯身份参与东迁后王朝政事,与郑武公分政周室,此即简文所说“晋人焉始启于京师”而“郑武公亦政东方之诸侯”,此处之“京师”即指东迁后周王室所在的洛邑而言。     

《裴启语林》亡佚原因考

《裴启语林》欲效"处士横议",不顾时忌,直至触怒权相谢安;时人望风鄙视,小说最终亡佚。《裴启语林》"遂废"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有微小不实,而是因为讽刺锋芒。这一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有其深层的文化动因。     

清华简《楚居》“湫郢”考

因“湫”与“狄”二字形近,《水经注·沔水》将“湫城”讹写为“狄城”。《水经注·沔水》所记“湫城”与清华简《楚居》中的“湫郢”为同一楚地。根据《水经注·沔水》对“湫城”地理位置和周边水系的记载,可以将“湫城”定位在今湖北省钟祥市长寿镇长寿古城遗址,这里也就是《楚居》中的“湫郢”所在地。春秋战国时期,湫郢先后成为楚国军事重镇、贵族封邑和楚王避居的行都。     

清华简《系年》“■(焉)”字类释

《系年》作为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书的第二辑,为战国之际的历史文献语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系年》中虚词焉字的用法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其焉始形式已经在此文献中被作为固定格式使用;焉+动词的形式同样具有其独特的语法特色。焉字在楚系文字中不同的书写形式以及较为特别的语法用例,与传世文献形成鲜明对比。     

《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解诂

刘彦和《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之解诂有极端化、简单化、模式化倾向。“博徒”词义自《史记》之后发生细微之变化。应当根据《文心雕龙·辨骚》之文意以定“博徒”之具体涵义。此博徒亦当训英杰,但又不同于完全褒义之英杰,即非正途出身之英杰,实属历经曲折而终入正途之英杰。《文心雕龙·知音》之“博徒”用为贬义不可作为《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也必用为贬义之证据,二者应依语境不同区别对待。     

清华简八《摄命》“通眔寡眔”及相关问题

眔在先秦文献中当读来纽真部字,其及暨义者读若邻,音转若连,秦汉以后被及暨逮(隶)连等字同义替换。其哀怜义者与鳏、矝(矜)通假,在秦汉以后的传世典籍中被矝(矜)、鳏、怜等字假借替换。鳏矝也都是来纽真部字,秦汉以后读古顽切、居陵切(或巨巾切)者,乃流变所致,均非其本音。     

《清华简·系年》与“秦人东出”说

近代以来关于秦人族源问题,学者们一直多有争论,意见百出,但归结起来其意见主要分为秦人东出说与秦人西出说这两种。但是随着对秦研究的逐渐深入,特别是2011年《清华简·系年》有关于秦人西迁内容的发表,秦人西出之说逐渐式微,秦人东出说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本文拟在前人对秦人东出与西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清华简·系年》关于秦人族源相关内容来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     

清华简《系年》所见齐国史事初探

清华简《系年》篇中许多关于齐国的记载,为研究齐国历史文化提供了新资料。齐长城的设置年代和地域问题,众说纷纭,《系年》明确记载晋敬公十一年(公元前441年)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解答了学者的疑问。通过《系年》,还可以了解代齐前后田氏的地位和世系问题;梳理春秋战国时期齐与晋的关系发展,战国初年齐与越的关系等问题,补充史籍记载的不足。《系年》襄平一地,见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可以印证襄平在齐境。     

清华简《系年》所见郑国史事初探

清华简《系年》揭示了有关郑国的重要史料。幽王死后,郑国依从携惠王势力。随着诸侯在“周亡王九年”倒向平王,郑武公又因娶申侯女成为平王嫡系。大国争霸下的郑国,成为被拉拢的对象。郑国的态度不仅造成了晋文公之后秦、晋关系的恶化,还引发晋、楚之间的多次战争。郑繻公时期,郑与韩、楚等时有交锋,因与楚的战败导致内乱发生。这些资料既可补充古史之缺,又可纠正文献记载之谬,对研究郑国历史有重要作用。     

求新须先求真——就《辨骚》“博徒”“四异”新解问题与李金坤先生商榷

李金坤先生在《文学遗产》发表《〈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认为《辨骚篇》中的“博徒”与“四异”,是刘勰由衷钦敬的褒美之词。观点虽新却失真,故不能成立。因“博徒”乃古代常用词语,古籍中均用为贬词,未见有用作褒词者;李先生引《知音篇》中的“博徒”来证明《辨骚篇》之“博徒”为褒词,属断章取义的曲解。刘勰在对《楚辞》的总体定位以及对《楚辞》作品的具体评价方面都存在深刻的矛盾,这是不可回避的。     

试论清华简《系年》的人文史观

在新近出土的战国文献中,清华简《系年》是一部具有高度人文理性倾向的史学作品。它的历史叙事,完全以人事活动为中心,克服了早期史学作品中神话传说与人事活动相互混杂的缺陷。它的叙事选材,克服了早期宗教巫术之神秘主义的影响,相比于《左传》,其理性主义色彩更加突出。它的历史思想,克服了“天命”观念的影响,展现出清晰的人文理性的历史逻辑。《系年》的人文史观,代表了轴心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成就。     

《焦氏易林》中的“徒自、还自”及副词词尾“自”的演变

文章选取<焦氏易林>中的己称代词"自"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了其中两个特殊的语词现象.通过与各类文献典籍的分析比较,勾勒出副词"徒自"、"还自"的发展演变轨迹,并对副词词尾"自"的发展演变及词尾化的原因作了详细分析研究.     

清华简《系年》与晋伐中山

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由白狄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原称鲜虞,至春秋后期改称中山,故当时文献曾以鲜虞与中山并称①。战国前期,中山国曾一度被魏国所灭,但不久即复国,并作为一个千乘之国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公元前323年,中山国曾同     

由清华简《系年》论《纪年》的体例

清华简《系年》已经收入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发表了[1],在我个人接触这珍贵竹简的过程中,最早看到的少数简的摹本中就有《系年》里的一支,当时虽不知是什么样的典籍,但读出     

重估五四反对派:从林纾的 “反动文本”《荆生》《妖梦》谈起

重新认知“五四反对派”的正面价值是全面理解“五四”的题中应有之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次与新青年交锋的林纾,是被文学史固化乃至丑化的“反对派”,其小说《荆生》和《妖梦》更是新文学史上的经典“反动文本”。实际上,这两部小说乃是林纾的游戏笔墨,体现了林纾“好谐谑”的性格面相,也呈现出中国传统笔记小说“资谈助”的特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严肃“小说”。这两部小说由小报上的“游戏文字”升级为新文化战场上的“反动文本”,成为五四新青年批判林纾的关键一击。重回历史现场,考察这一“反动文本”的历史生成过程,有益于深化对“五四”的全面认知。     

清华简《系年》与铜器铭文互证二则

新近公布的清华简《系年》,内容涉及"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的许多重大史事,除可与《春秋》经传、《史记》、《竹书纪年》等相对比外,许多地方还可与青铜器铭文相互参证,给人许多新知。如李学勤先生已撰文重点指出《系年》简文可与大保簋(《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