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耶秦简“徒簿”类文书的分类解析

里耶秦简中的“徒簿”类簿籍文书记录了秦代迁陵县“徒隶”劳作的相关信息.根据简文中的名称,可将这批文书分为“作徒簿”“徒作簿”“徒簿冣”等三类.其中“作徒簿”为司空、仓当日作徒工作安排统计,为“作徒日簿”的简称;“徒作簿”由徒隶的接收方制作,为“司空/仓徒作日簿”的简称;“徒簿冣”在“日作簿”的基础上制作,或称“月作簿”,一般是对当月徒隶劳作情况的累积统计.从“徒簿”看,秦政府从管理方、接收方、劳作内容等方面对徒隶劳作的管理十分细致.     

求新须先求真——就《辨骚》“博徒”“四异”新解问题与李金坤先生商榷

李金坤先生在《文学遗产》发表《〈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认为《辨骚篇》中的“博徒”与“四异”,是刘勰由衷钦敬的褒美之词。观点虽新却失真,故不能成立。因“博徒”乃古代常用词语,古籍中均用为贬词,未见有用作褒词者;李先生引《知音篇》中的“博徒”来证明《辨骚篇》之“博徒”为褒词,属断章取义的曲解。刘勰在对《楚辞》的总体定位以及对《楚辞》作品的具体评价方面都存在深刻的矛盾,这是不可回避的。     

《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解诂

刘彦和《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之解诂有极端化、简单化、模式化倾向。“博徒”词义自《史记》之后发生细微之变化。应当根据《文心雕龙·辨骚》之文意以定“博徒”之具体涵义。此博徒亦当训英杰,但又不同于完全褒义之英杰,即非正途出身之英杰,实属历经曲折而终入正途之英杰。《文心雕龙·知音》之“博徒”用为贬义不可作为《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也必用为贬义之证据,二者应依语境不同区别对待。     

《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兼论刘勰"执正驭奇"的创作原则

刘勰《辨骚篇》列于《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总论 ,是第一篇全面而高度评价《楚辞》之专论。然龙学界却普遍认为“博徒”与“异乎经典”之“四异”皆为贬词。其实不然。它们恰恰是充满感情色彩的褒美之词。《楚辞》之所以能够博得“《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之美誉 ,关键是因为它“取熔经意 ,自铸伟辞”的通变创新精神。刘勰由此而归纳出“执正驭奇”的文学创作原则 ,迄今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秦简所见徒隶生活

徒隶在秦简中很常见,甚至还有徒隶买卖的记录.徒隶买卖记录比较少,只是买卖徒隶劳动力价格,而非人身权.秦简中的作徒和徒隶容易混淆,两者的劳役程度有所不同:作徒承担较轻的劳役而徒隶承担较重的劳役.秦代没有将劳役与身份严格对应,其劳役征发十分灵活,主要由大夫及其以下的各种身份承担.政府将劳役制度、爵位刑罚制度紧密结合,以期实现劳动力配置的最大优化.徒隶不足的情况时有发生,致使作徒也承担徒隶劳役.徒隶从事传送委输、修缮城墙等生产性劳动,也从事官府仆役、狱卒捕盗等非生产性劳动.政府对徒隶严格考课,并记录其生老病死情况.徒隶生活的补给人员多来自徒隶,人数较少且多为男性.     

刘勰楚辞观简论

刘勰的《辨骚》是楚辞学史上第一篇最精辟、最深刻、最具创见而最富赞美之情的《楚辞》专论。它从通变特征、艺术成就、文学地位、后世影响等方面 ,对屈骚进行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评价。不仅总结出了“酌奇而不失其真 ,玩华而不坠其实”的文学创作原则与规律 ,而且对于后人研究《楚辞》具有方法论意义。刘勰的楚辞观值得重视。此外 ,对“博徒”一词的误解应予以拨正———是褒词而非贬词     

鲜卑姓氏汉译和辽西古国屠何

载籍中民族语的解读可以增加历史研究的维度。本文就《魏书.官氏志》中八个鲜卑姓氏的汉译,从音读、文献两方面作出说明。文中重点强调徒何为鲜卑语,由此推及辽西古国屠何和西迁的吐谷浑俱此鲜卑部族,同时讨论了它同楚国的文化同源性。     

一个公关人的返乡日记

我们知道背后有一个品牌,我们知道背后有布局也有运作,但我们就是愿意,被它深深地打动 1月末,我如同一滴水珠融入浩荡洪流,加入了被英国《金融时报》称之为“如史诗一般的人口迁徒”的春运中。这一次,我选择了自驾返乡。     

“骊山徒人奴产子”断句辨析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有这样一段资料:“秦令少府章邯免郦山徒人奴产子,悉发以击楚。”《汉书》卷三一《陈胜传》也有这一段资料,文字基本相同,只是“郦”作“骊”,“楚”字后多一个“军”字。在这一段文字中,“骊山徒人奴产子”的“人”字,究竟应该上读还是下读,是读作“骊山徒人、奴产子”,还是读作“骊山徒,人奴产子”,历来意见不一。《汉书·陈胜传》在“骊山徒人奴产子”下,注引服虔曰:“家人之产奴也。”师古曰:“奴产子犹今人云家生奴也。”《史记·陈涉世家》     

歌谣、乐章、徒诗——论诗歌史的三大分野

歌谣、乐章、徒诗是诗歌史的三大分野,它们具有不同的艺术形态,以及文化和文学方面的不同功能.歌谣在诗歌史方面的意义,在于它是最原始、最自然、最普遍、最永恒的诗歌形式.入乐的乐章歌诗,与歌谣相比,是更高一级的诗歌艺术,具备了固定的文本,修辞艺术也有所发展,但它以音乐为主体,诗歌艺术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诗歌史最高的发展形态是徒诗艺术,当文化气候中个体创作的条件成熟时,徒诗系统就从乐章的母体中孕生出来.歌谣是一种群体的诗歌,乐章的主体部分也是群体的诗歌,它们都具有自然的诗歌艺术的特点.徒诗则是个体的诗歌,是自觉的诗歌艺术,只有在徒诗系统中诗歌艺术才能得到一种近乎无止境的发展,但也因此而带来了异质的因素.歌谣与乐章比徒诗更直观地呈现诗歌艺术的本体,这也是作为高度发展的诗歌形态的徒诗又不断地向歌谣与乐章回归的原因所在.     

古文注释中几个问题的商榷

《左传·宣公二年》:“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教材修订本28页.以下省“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教材修订本”,只写页码.)“倒戟以御公徒”注:“把兵器倒过头来挡住灵公手下的人.”这样注解只是把字面意思翻译过来,没有把“倒戟”准确的含义注解出来,容易使     

"诗与歌别"观念与汉魏六朝诗歌衍变

中国诗歌观念大致经历了从"歌"诗"交织混一到逐渐区分、分途演进,再到徒诗现念明晰、诗体意义确立的徒诗化进程:汉代"诗"多专指<诗>三百,"歌诗"包括入乐歌诗和少量文人徒诗,魏晋文人徒诗逐渐增多,对入乐歌诗和徒诗开始用"诗"或"诗赋"指称,宋齐"乐府"与"诗"开始分别著录.刘勰"诗与歌别"的提出标志着徒诗观念正式确立.徒诗砚的确立使诗歌在内容上进一步强化了言志和抒情功能,在语言上更加追求辞华和用典,在声韵上更加讲究对仗和韵律.晋宋玄言、山水诗的兴起,齐梁永明体的盛行均与中国徒诗化进程密切相关.     

《当代学术史研究》阅读随笔

2009年2月由《云梦学刊》主编余三定教授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术史研究》一书,实为《云梦学刊》的一部特色栏目论文选辑。《云梦学刊》先曾开设“当代学者研究”栏目,后更新扩展为“当代学术史研究”。自2003年至2007年,刊出文章近300篇,该书从中遴选出90馀篇,遂编纂成为这部厚达500多页、篇幅近70万字的巨著。内涵厚富,编纂整齐,装祯设计精致大方,典雅隆重。最重要是该书的主题,以“当代学术史”立义,六、七年间在学界中独树一帜,不但引人注意,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名流学者参与其中,权量商榷,使得“当代学术史”渐次成为一门建设中的新兴学科。这一新兴研究门类的含量,     

说《史记·陈涉世家》“守令”、“守丞”

《史记·陈涉世家》:“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汉书·陈胜传》文同。其中“守令”、“守丞”二语词,义蕴为何?自来说者纷纭。前曾获见陈直先生《汉书新证》,据宋刘贡父之说,以奏无陈郡,不当有“守”,且“守者非正官,权守者耳”、“皆不在”之“皆”字乃误衍,而云“本文之陈守令及陈守丞,皆试署之官”。在云梦秦简的讨论中,有些学者也持此说(如高敏《云梦秦简初探》)以     

先秦依咐关系的演变

先秦时期的依附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在春秋战国时又有着较为显著的变化，表现为依附者——“私徒属”与“宾客”对其所依附的各级贵族的人身依附的减弱。具体来讲：私徒属讲求忠于主人，至死不贰，宾客则以势取舍，择木而栖；私徒属仕于主人，奉职尽责以取得俸禄，宾客则无有职掌，有事差遣，无事闲处，仰衣食于主人；私徒属视主人为衣食之本，尽忠于主人即是其人生目标，宾客则视主人为进身之阶，出将入相，显身扬名于国方是最高理想。这种依附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早期国家的集权化倾向以及君主专制权的加强。     

读《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札记

1·宋·庄绰《鸡肋编》卷上“翟字读音”条:《春秋》“郑伯突入于栎。”《注》云“郑别都,今河南阳翟县。陆德明音翟,徒历反。”(第15页)按:“《注》云”以下文字应标点为《注》云“郑别都,今河南阳翟县”。陆德明音“翟”:“徒历反。”     

论魏晋南北朝乐府体五言的文体演变——兼论其与徒诗五言体之间文体上的分合关系

作为魏晋南北朝诗坛的主要体裁的五言诗,因功能不同形成不同的体制.乐府五言在文体上的历时演变及其与同时的徒诗五言的分合关系值得着重论述.五言出于乐府,在魏晋诗坛上分流为乐府与徒诗两体.乐府体五言在脱离音乐之后,一方面在形式上受到徒诗五言藻饰、对仗等修辞技巧的明显影响,内容上也受到徒诗五言主观抒情、哲理化等作风的影响;但作为乐府体仍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保持其体裁的特点,与汉乐府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其中内部衍生的题材系统、叙事文体、"结体散文"的形式等因素,表现出与徒诗五言明显不同的文体特点.     

释《尚书》“王朝步自周”之“步”

《书·武成》:“越翼日癸已,王朝步白周,于征伐商”。孔传:“步,行也。”《辞源》(修订本)据孔传在“步”的“行走,步行”义项下使用了这个先秦书证,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首先,根据古代的礼制,大夫已不徒行,王者之尊更不会徒行。《论语·先进》     

简帛《日书》岁篇合证

江陵九店楚简、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居廷汉简中都有通过“岁”的运行占断移徙吉凶的日书条文,通过对这几种《日书》“岁篇”的比较对证,发现“岁”即《淮南子·天文训》中的“太岁”或“大时”,日书中移徙吉凶也与《淮南子》所记大体相符。《日书》“岁篇”为楚国历法研究提供了新证据。     

战国秦汉的地租制度(续)

1、地租与地税的分裂 秦代已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所谓“民田…租诸民”(《云梦秦简》三),秦律第一次公布了私田的“契约租佃”为统一的法律制度。“无贵贱,以田多少出人…为徭。”(同上二)也是秦律第一次肯定地租归地主,赋役归国家,农民具有二重人身依赖关系为统一的法律制度。亚丹·斯密说中华帝国地租与地税合一,这是错误的。所谓私属徒、隐民,虽往往只有一重隶属关系,民间也往往有不立租约习惯,隐民更多不立约,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