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构形系统及其发展阶段

一、汉字构形系统分析（一）构形要素文字是由图画发展来的,与后代字形比较而言,甲骨文更逼近图画,其字形基本上是由独体的象形和合体的象形两部分组成的,独体象形多是物的描绘,如牛、羊、子、木、止、皿、日等,合体象形则多是事的绘制,合体象形不仅其组合成分的形...     

象形与象形字研究述论

文章对何谓象形、象形次第与功用以及是否有合体象形字等方面,观照前修时贤之研究而提出自己的看法.象形无论取象全体与部分,都是对事物的典型化、抽象化和符号化,代表的是事物的整体,其深层次历史性的原因当渊源于先文字时期的文字画或图画文字;象形与指事的次第,则在于指事字中之纯符号与在象形基础上加注指示符号两种类型的具体分析上,何者为先?当得区别而论之;作为造字字根或字元的象形,其功用不仅在于构造字形,还在于通连字义和标示字音,其在汉字孳乳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功用;象形字有无合体,要就字体形态、构成构件和研究历史总体等诸方面进行考察,结论是严格把握其归属,维持其独体之原则.     

“刻道”对文字产生的认识意义

苗族"刻道",汉译开亲歌,上面刻有27个符号。按照组合情况,分为独体与合体;按符号与实物的关系,又可分为指事与象形。它们对认识文字符号有重要意义:刻符是文字的源头之一,指事与象形两种造字法都是产生较早的造字法,文字与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指事符号最早应该指具体的事物。     

关于甲骨文声符形化字的讨论

于省吾先生认为形声字的起源,是从某些独体象形字已发展到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然后才逐渐分化为形符和声符相配合的形声字。并且这些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是界乎象形和形声两者之间,他称之为＂独体形声＂,并举羌、姜、天、麋等字例。在＂独体形声＂说的启发下,作者对甲骨文进行了穷尽性考察,发现一批这样的字例,这类字构形比较特殊,将之称为＂声符形化字＂,它们可以解释甲骨文形声字的起源问题。     

形声字浅说

何谓形声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解释说:“‘以事为名’,为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江’、‘河’二字以‘水’为名,譬其声为‘工’、‘可’,因取‘工’、‘可’而成其名。其别于指示、象形独体,形声合体。”这段话,既解释了什么是形声字又指出形声和指事字、象形字在结构上的区别。汉字是方块字,从其结构来看,可分为独体字和合体字两大类。独体字,是指只包含一个字素的字①;合体字,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字素构成的字。古人有所谓“独体为文,合     

试论形声字的起源

关于形声字的起源有诸多观点,如形声源于假借、声化象意、独体形声等等,于省吾认为彤声字的起源,是从某些独体象形字已发展到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然后才逐渐分化为形符和声符相配合的形声字,并且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是界乎象形和形声两者之间,称之为“独体形声”。在此启发下,笔者对甲骨文进行穷尽性考察,发现此类在构形上特殊的字例,称之为“声符形化字”,这可以解释甲骨文形声字的起源。     

试论“会意”及其造字思维特征

会意是“六书”之一,是一种重要的造字方法.会意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构件,充分利用人们的意象性思维和逆向性思维特征,抓住社会生活中各类事物相互关联的本质特征,用形象的组合和画面的意境,揭示出了事物的抽象概念,集中体现了汉字的表意特征和古人的造字思维方式.会意是汉字由独体走向合体,由象形走向意合的关键和枢纽.会意构形法包括形体的会合和意义的会合.无论是以形会意,还是以意会意,会意字各个构件本身所具备的含义都与汉字所表达的概念具有意义上的联系.也就是说,会意字所表达的含义并不是各个组成构件的简单相加或相减,而是灵活运用各个构件组合后或减体后的意联关系,藉以表达整个汉字的意义.     

象形字的几个问题

象形字的问题是一个看似简单明了实则复杂多变、内涵丰富的基本问题。中外学界对象形字的问题多有讨论。在象形字的概念方面,中国传统文字研究比较重视从文字与图画的关系来界定象形字,国外文字学界多从语言与文字关系角度来定义象形字。今天我们讨论象形字的概念,应该注意区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文字、图画、语言三者的关系来定义象形字。在象形字的表达手法方面,实际存在着写实性象形字与写意性象形字的区别,而且两种手法往往同时共存于一个系统的文字中。在象形字的演变历程方面,文字史上存在过没有象形表达手法的早期文字,实际材料提醒我们必须注意早期文字表达手法的多样性特征。把文字的创制简单的归结为对图画的抽象,认为象形字是从图画演变而来的,所以文字跟图画一样也必然经历从具象到抽象的过程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以词组字探秘——兼论《说文》四体的层级

汉文字与汉语中词的关系,显然不同于字母文字与屈折语中词的关系,对此,中外许多学者曾有过论述,如:汉字系统是完善的表词文字体系;是兼表词和词素的文字体系;是语素一音节文字;在许多情况下,“是把单独的词汇项和语法项当作一个整体的书面表达”.不少论著还分析了一字一词、一字多词、一词多字等汉字与词的对当关系,从多角度探讨“汉字的语言性质”.然而,这些论述和探讨,大都着眼于某个或某些完整的汉文字与汉语中词和词素的特殊关系,并未深入到合体字结构的内部,去研究某些独体文和某些合体字在组构新合体字时的语言性质.本文意在揭示:许多独体文和合体字是以语符或书面词的身份进入新字组字程序的,就是说,存在着“以词组字”的特异现象.     

“初文”与“准初文”关系初探

一、问题的提出章太炎先生著《文始》,肯在明六书转注,假借造字之理。《文始·叙例》阐述了此意:“刺取《说文》独体,命以初文。其诸省变及合体象形指事与声具而形残,若同体重复者谓之准初文,都五百十字,集为四百三十七条.讨其类物,比其声韵,音义相雏,谓之变易;义自音衍,谓之孳乳。坒     

明代前期宋史研究考论简

明代前期,周叙疏请重修宋史正式拉开了明代宋史研究的序幕。随后的宋史研究沿着官修和私撰两条路径展开。官修《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竣成鼓舞士人以程朱理学为指导,从鉴戒的角度重新解读宋代史事,史著的教化色彩厚重。私修的宋人传记在前期的宋史研究成果中所占分量较重,为宋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其中的理学传记致力于考述理学世系和渊源,揭示学术堂奥,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私修的宋史史论著述持论公允,晰理深刻,彰显了可贵的实学精神,是明代史学走向深层的突出表现。此期的私修活动得到明廷的重视,且为宋史研究的繁荣开创了局面。     

汉字－－研究中国史前社会的活化石

汉字特有的象真写实性决定了汉字的构造和读音中蕴藏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依类象形"、"相生为字"的造字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古人确是先造出有形的静态实物字名,然后再依类造出相应的动态叙事式字名.因此,汉字中同类静态实物字名与另一类相对应的动态叙事式字名之间存在着相生性叙事式逻辑关系,从中可解读出史前人类的生存状态.     

宋体字产生及其在文字史上的意义

印刷体不是印刷术的自然产物。从唐宋以来,汉字印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用手写体刻板,手写体虽然方便书写,但是含有草书成分,随意性也比较大,难以取得字形的权威性地位。宋、元、明的有些书坊刻本,刻售的戏曲小说,为了节省工时,降低成本,大量手写俗体。在典范楷书基础上,经过匠体的加工,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形成了宋体字。宋体字与手头书写字拉开距离,两者分道扬镳,形成了印刷、手写双轨平行的文字体制,这种二元结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印刷宋体保持经典性,起到维持汉字的传承性的作用,而手写体方便灵活,以利日常使用,这是汉字发展史的一个进步。     

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     

《草堂诗余》考辨

南宋中期以来书坊编的词选集《草堂诗余》盛行。该集今存分类本与分调本两系，版本众多而复杂，涉及诸多词学问题。文章从幸存最早之明初分类本提供的线索，推测宋本之原貌实为歌本。明初增修笺注本，原出宋季书坊所编，已是纯文学读本。明代中期词学家据分类本重编的分调本，则具有词谱的性质，可供填词者之用；其所选词调大都为宋人常用之调，所选之词乃当时流行的通俗作品，尤其不杂入声诗及其他韵文诸体，故对促进词体文学创作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词学史意义。     

明代的唐宋元三朝诗合论

明人在传统的唐宋诗之争中加入元诗,形成了唐宋元三朝诗合论。三朝争论的焦点是宋元之比较,出现了元诗过宋论、宋诗过元论和宋元无诗论。由此可见明人诗歌取法的逐渐凝定和诗学风尚的日益变迁。     

明代后期宋史研究考论

明代后期统治基础动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学者们纷纷从前朝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宋史研究进入繁荣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纪传体全面总结宋代历史;二是以编年体梳理宋代历史进程;三是以纪事本末体凸显宋代重大史事;四是以传记类史著补充正史。此期间问世的宋史著述在数量上明显多于前期,进一步丰富了宋史研究的成果,弥补了前期研究存在的不足;研究的史鉴目的尤为突出,黜虚征实的思想突显,史家修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呈现出宋史研究的繁盛景象。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明代山右散曲四家考论

明代山右散曲四家之中 ,常伦和刘良臣较为突出 ,常氏散曲可分为“言情”、“慕仙向道”、“诗酒风流”、“鄙弃功名”、“寄寓抒怀”五大类。五类之中 ,“慕仙向道”和“诗酒风流”类以表层的轻松写深层的痛楚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中叶失意士大夫的复杂心态。“寄寓抒怀”类则写得朦胧、迷离 ,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整体上看 ,常伦的散曲呈现出“豪放飘逸”的风格 ,在明代北派散曲中 ,占据着重要的一席 ,差可与冯海浮、康对山等大家比肩。刘氏散曲 ,则以描写田园生活的作品最为突出 ,不仅弥补了散曲流派中“田园”一派的空白 ,而且具有相当的艺术成就 ,理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另外两家 ,杨杰写“闺情” ,宁斋写“歌颂” ,题材、思想、表现均流于“时尚” ,未足深论。仅宁斋《元夜》曲 ,描写当时元夜民俗曲艺活动 ,对民俗、戏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戴震对理学的批判改造

戴震是我国 18世纪的著名学者和杰出的思想家。戴氏之学 ,博通经史 ,融贯汉宋 ,为乾嘉之际学术重镇 ,不仅在文字、音韵、经史、考据、天文、算学诸方面有专精造诣 ,而且对宋明性理之学有独到的批判诠释。他对“理”范畴的新诠释 ,对理学先验论的批判 ,对理欲之辨的新见解 ,对程朱“借阶”佛老思想的揭示 ,具有反封建启蒙意义。在只有学者而没有哲学家的乾嘉时代 ,尤为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