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古代诗家对白居易讽喻诗的接受研究

讽喻诗是白居易现实主义诗风的代表,也是其成就最高、流传最广的诗歌类型.古代朝鲜文人对白居易讽喻诗多有学习,主要体现为高丽朝和朝鲜朝文人的接受,而朝鲜朝时期文人对于白居易讽喻诗的接受较之高丽朝诗人群体明显得到了加强,包括诗歌数量增多,批判意识及情感更加强烈,讽刺范围更为深广.这种变化是由于高丽朝、朝鲜朝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人的自觉意识导致的.     

唐宋文人对《金刚经》的接受

《金刚经》是唐宋时期流传最广、也是唐宋时期文人最热衷的一部经典。唐宋文人对其谈空论幻的义理很感兴趣,在阐释《金刚经》的义理是表现出以儒道融合佛教的倾向,文人也将对《金刚经》的理解运用于诗文创作与批评之中。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也崇信《金刚经》具有神异功能,奉持《金刚经》可得庇佑。     

曹魏文人对汉乐府的接受

曹魏文人对汉乐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习接受。从对汉乐府声调、曲名、歌辞接受看,这一文人群体不仅继续沿用汉旧诗、旧曲,亦用汉旧题、旧曲而作新诗;从对汉乐府艺术手法的接受看,他们对汉乐府自结构上模仿、诗句上化用、修辞上沿袭;从对汉乐府抒情精神的接受看,曹魏文人乐府之作不仅与汉乐府抒情基调多有相似、相同,且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更有高度认同。曹魏文人对汉乐府的接受是乐府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转折,其在汉乐府经典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朝鲜朝文人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

王粲诗赋光耀千古,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中国赋文,也影响了朝鲜朝文人,朝鲜朝中期文人李安讷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安讷以王粲作品为载体,引"王粲赋"、"登楼赋"典故和化用王粲赋句入诗,撰写仿作《次王粲登楼赋》,成为朝鲜朝"和粲赋"中一面重要的旗帜,推动了王粲赋在朝鲜朝的传播.故探讨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对中朝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试论苏轼文化人格的建构

苏轼是中国古代封建文人的生存典范。他多方面吸收和发展了传统文化对人生进取和独立自由有益的因素，使之完美地体现在自我的人生实践中，构建了自我的文化人格，悲剧性地实现了儒家思想关于人的社会价值追求。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极深远影响     

文人与文学：汉唐时期的文学阐释与文人的自我理解

汉魏至唐代,古代文人群体的崛起伴随着身份上的焦虑,文人的自我概念也处在不断调整之中。从东汉王充首倡“著作者”的文人观念,到魏晋六朝通过建构审美自律和文人趣味的方式来确立文人的身份认同,再到初唐官方经学给出文人士大夫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角色,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人的自我概念与他们的文学理解之间构成了相互选择、相互建构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一般心理结构,由此也给出了后世学者思考文学问题的基本框架。虽说古代文人从来都追求个体心灵的完满自足,甚至陷溺于审美主义、道德境界和知识趣味的受用之中不能自拔,但是从大历史观的视野来看,文人士大夫的心理诉求在经历了充分个体化的实现之后,最终还是要面向社会政治落实其存在基础。汉唐时期文人身份的自我调整所体现的就是这种发展趋向,在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普遍意义。     

唐宋文人对《黄庭经》的接受

《黄庭经》是一部在唐宋文人中广泛流传的道教经典.中唐以前,该经主要以临摹法帖形式在文人书法家中传播.此后,《黄庭经》得到唐宋文人士大夫的普遍接受.他们不仅诵读、抄写、注解《黄庭经》,借鉴其养生思想和炼养方法,心态受其濡染;而且采撷其中语汇和“黄庭换鹅”故事作诗歌典故,诗歌的内容和体式等方面也带有《黄庭经》印痕.唐宋诗歌“当句有对”句法的源头可上溯至《黄庭经》.     

商贾形象变迁与中晚唐文人价值观的转变

商贾形象在唐代文人的诗文中经历了从被批判、被讥讽逐步走向获得理解和同情的转变过程,这与中唐以后社会上普遍的重商思想是大致同步的。而探讨这一问题,也是研究中晚唐文人价值观念转变的角度之一。商贾形象在中晚唐文人诗作中变迁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这一时期文人价值观念悄然转变的过程。中晚唐文人价值观念的转变,主要体现在文人本末观念的变化和逐利思想的出现。     

典范确立:论陆游的当世接受

历史上典范作家及文学经典的产生,离不开特定时代读者群体的接受。陆游作为集士大夫、文人及学者等属性于一身的一个典型,其才学、爱国之忱、诗歌艺术在他生活的当世得到广泛认可接受,当世接受群体对他的全方位阐释,构成一种多元的批评性接受形态。作为陆游接受史上的第一批读者,其批评性接受群体涵括君主、朝野政要、学术宗师、文坛名家以及江湖名士,体现出陆游接受的普世性特征。就其接受的影响与效应而言,有周必大、张镃、戴复古、苏泂等对他的学习效法,孝宗对他的青睐激赏及由此而致的君臣遇合,蜀中、临安大众对他诗作的争相传诵,呈现出诗坛、朝堂、民间等宏阔时空中的多层次接受格局,体现了陆游对当世普遍而深刻的影响。陆游接受的时代性、普遍性与导向性,形成其当世接受的鲜明历史时代特征,具有独特文化与文学意蕴。陆游的当世接受,确立了其典范地位,开创了自宋以降数百年的陆游接受史,具有深远影响和意义。     

论中国古代书院的环境营造及其文化意向

中国古代书院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一种特殊类型。书院的环境营造手法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影响:书院的选址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体验感悟的治学方式;书院的布局模式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守礼传道的理想追求;书院的装饰手法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修身济世的远大志向。     

屈原作品在朝鲜半岛的接受与屈原精神域外文化凝聚力的探讨

屈原作品进入朝鲜半岛后经历了两个接受的黄金时期,即李氏朝鲜时期,文人对其内容与形式的仿效、阐释或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教育科研机构对楚辞的教学、翻译与研究。屈原忠贞、爱国精神倍受朝鲜文人推崇。屈原作品的汉宋辑注本决定了朝鲜半岛读者接受屈原精神的忠君爱国基调;而“壬辰倭乱”激发了朝鲜文人与屈原的爱国“共鸣”。中韩端午缘昭示了屈原精神的超时空永恒价值特性及屈原精神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凝聚力。     

宋人对屈原的接受

由于相近的现实境遇,宋代文人与战国屈原的心态高度契合,从而导致了两宋楚辞学的兴盛,宋人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首先是凸现屈原“忠君爱国”的主题,以强调中原宋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其次是对屈原言行中那些不符合“中正”道学的细节进行重塑和改造,以便将屈原的精神纳入理学的轨道,达到昌明“道统”、“文统”的目的;再次是大多数文人将屈原对自身与社会的双重固持视作人生的范式,以作人生不得志时期的励志动力。     

唐代文人的审美与文化观照

文人是社会意识的代表,是传统文化的承传者。唐代文人受两性审美史的影响,文学创作体现了一种以美善相乐为特征的道德审美形态。在盛唐文人身上,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消除,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统一,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随着城市佛教文化的兴起,一种新的审美存在方式——唐代释僧小说出现在世人面前。     

从接受走向超越接受

文学批评中存在两种因接受对象不同而不同的接受类型①。一是对文学作品的接受 ,二是对“文学作品的接受”的接受。韦勒克在论述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时 ,出发点显然是前者 ,即对文学作品的接受。然而当其在文学作品存在方式问题上提出透视主义时 ,其着眼点已转移到对“文学作品的接受”的接受上来。因为 ,“透视主义”在韦勒克那里是藉着价值问题提出的。“我们还没有讨论价值问题。但上述讨论应该能够说明在标准与价值之外任何结构都不存在。不谈价值 ,我们就不能理解并分析任何艺术品。能够认识某种结构为‘艺术品’就意味着对价值的一种判…     

论唐宋词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

中韩是近邻,两国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书同文”,文化交流便利.唐宋以来,随着交往的密切,很多唐宋词被传播到了韩国,对韩国文人产生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韩国文人对唐宋词的接受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多采用联章体,二是步韵,三是效体.他们在词的创作实践中,既与唐宋词原作相互呼应,也有自己新的发展,经历了由模仿到自创的变化过程.     

"以文会友"交往传统的诗学美学阐释

"以文会友"是中国古代文人交往的基本形式,是文人高雅雍容、文质彬彬的品格风度的体现.它根源于传统礼乐文化,从礼制发展到礼俗,蕴藏着歌诗为礼、缘情放言、"群"而可"兴"的诗学美学内涵,并促进了古代诗歌形态的发展和诗歌创作的繁荣,在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研究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具体方式包括肯定钱氏文才、次韵作品、引用观点及编撰年谱等.朝鲜朝文人接受钱谦益的主要原因在于钱氏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对朝鲜古代作品的重视、为朝鲜朝文坛批判拟古派提供了依据以及钱谦益本身作为东林党人和性理学家的特点.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促进了朝鲜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易林》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研究

《易林》一书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自唐朝始便被发掘出来.宋朝黄伯思、陈振孙,明朝杨慎、钟惺乃至近人闻一多、钱钟书等对其文学价值不断拓展.《易林》对后世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具体体现在:后世文人对《易林》的征引化用;后世文人用《易林》来注解诗文;后世诗人对《易林》的模仿创作;后世小说、对联等俗文学倍受《易林》影响;后世《易》...     

道教步虚词及其对文人创作的影响

道教发展到六朝时代,开始运用一种特殊表达样式——步虚词来作为宣教的重要辅助工具。步虚词具有极高的宗教艺术价值,它的出现开创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文学创作;同时,这种样式又深刻影响后来的文人创作,包括南朝的庾信,唐代的韦渠牟、顾况等许多诗人借此来言志抒怀。文人步虚词在模拟道教步虚词关于仙趣和宗教功能的抒写中,一步一步地把它转移到借题发挥、抒情言志的中心上来,从而拓展了步虚词的表现领域和情感内涵,同时也使一些文人的创作倾向和风格体现出某些变化和新意。     

王安石与“三苏”的恩恩怨怨

王安石与苏洵、苏轼、苏辙同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北宋时期著名文人和士大夫。因为性格和素养有别,苏洵看不起王安石;因为王安石领导熙宁变法,苏轼上奏反对,苏辙是先拥护后反对,而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给予挤压排斥。他们之间所产生的恩恩怨怨,体现出北宋士大夫的为君王忧和为天下忧的士大夫精神,也体现不同政见者之间的意气性格,由此可感知历史的厚重与性格的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