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的恩荫制度

恩荫,又称作门荫、任子、荫子、恩补、荫补等,作为选举制度的一种,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官僚享有的一项制度化的特权。恩荫制度初起于两汉,延绵至清末,“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关于宋代的恩荫制度,国内尚未见专文论述。日本宋史专家梅原郁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学一九八○年的《东方学报》     

试论明代恩荫制度

恩荫又称“任子”、“荫子”、“门荫”,是封建政府根据文武官员的职、阶高低而授给其子弟或亲属以官衔或官职的制度 ,是封建社会中官僚阶层拥有的一种政治特权。明代恩荫制度既是对唐宋恩荫制度的承继 ,又依据本朝政治制度作了适时的变通。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特别是在选官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一、明代恩荫的承袭规定明代实行恩荫 ,最早见于洪武三年 (1370 ) ,到洪武二十六年 (1393)遂成定制。主要表现在文官、武官子孙的承袭、品秩、俸禄、入仕等各个方面 ,其中承袭制是明代恩荫制的基础。(一 )文官、武官子孙的承袭规定明朝初年 ,…     

门客与宋代科举文化

士人以门客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是宋代科举文化的突出特色。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宋代特殊的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恩荫、牒试等制度。这些优惠政策赋予了皇亲贵族特有的荫补权利,由此也惠及了他们的门客,许多士子借此通过科举考试并踏上了仕途。但为了获得门客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有些士子便四处冒名、请托,又衍生了许多流弊。     

宋代后妃参政和"皇帝与士大夫共洽天下"

后妃参与政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由此导致外戚干政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有宋一代不闻外戚把权,更未因此而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相反,宋代后妃持政多有善举,政绩突出。宋代后妃参与政治基本成功,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解析宋代后妃与政的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一基本国策。     

宋代临朝听政新论

宋代有 9位皇后 ,10次临朝听政。这在我国政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人们历来一般认为 ,宋代无“唐朝武、韦之祸” ,主要原因是宋代后妃的德贤和待外戚之法的严明 ,但是 ,若作进一步的分析 ,则会发现 :宋代皇后临朝的“合法”使皇权交替平静 ,社会和政治秩序稳定 ;她们在听政时基本上是绍述先王 ,遵守成法 ,没有强制皇权 ,专横跋扈 ;她们依靠的最基本统治力量 ,既非皇族也非外戚 ,而是文武朝臣 ,主要是文臣 ,这也是前述宋代皇后合法听政、守成而治的根源。     

宋代垂帘听政制度初探

有宋一代 ,女主临朝称制多达九人 ,为历朝所罕见。在宋代祖制家法与官僚体制的制约下 ,女主听政不仅没有酿成政治动乱 ,相反却成了巩固赵宋皇权统治的有力支柱。究其原因 ,乃是宋统治者建立了一套颇为系统完善的垂帘听政制度 ,然史家迄今并无专文论列 ,本文就宋代垂帘制的缘起、嬗变及防范后妃、外戚篡位乱政的措施作具体论述     

明代女官制度探析

女官之制是中原王朝一项传统的宫廷制度，本文耙梳正史、类书及笔记资料，认为明代女官制度之机构完备、职掌明确、系统独立等均超佚前代。明太祖朱元璋力图用设置女官严阃围之政、杜阉宦之祸，将女官制度作为强化君权的措施之一。明代女官制度对于禁女宠、贬外戚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而对宦官势力的阻遏却成效甚微。     

宋代台谏合一之势探析

论及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者,大多认为宋代御史和谏官职能相混,开台谏合一之端。事实上,宋代不仅仅是开台谏合一之端,而是已经形成了合一之势,并成为宋代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图对宋代台谏合一之势形成的表现、原因及其作用作一初步探讨,希冀对宋代政治史的研究有所裨益,纰缪疏陋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宋代的童子举

童子举起源于汉代从童子中选拔人材的制度 ,唐代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宋代童子举虽几次停罢 ,但多数时间都得到实行 ,且在南宋中期较为制度化。童子举的选拔程序为州郡推荐、国子监初试、中书省复试、皇帝亲试。考试内容以背诵儒经为主 ,兼及诗赋等。正式录取为授官、赐出身 ,另有免解、赏赐绢帛等奖励办法。宋代在校学生、女子、宗室外戚中也实施了童子举。宋代童子举对当时文化发展、人材选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过于偏重死记硬背和脱离社会实际 ,所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宋代童子举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了解其经验教训对今人的智力早期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东汉小侯刍议

东汉明帝时就设立了“四姓小侯学”，但人们对小侯之所指颇不一致。综合相关史料，小侯是一种对外戚所封的关内侯，也可以说是对外戚关内侯的一种习惯性称呼。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