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公“和”的思想

周公在《尚书·周书》、《逸周书》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和”的思想。周公认为“和”是君王“受大命”和建设好国家的重要条件,从而强调民族的和谐与国家的和谐,并进一步认定实现“和”是以君王的政治清明为前提的。周公初创的“和”的理论,引领了后世“扣”文化的发展。     

哲学与诗学的冲突和融合——董仲舒诗学观探微

诗三百在董仲舒阐述春秋大义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达意”、“正言”的作用。基于此,董仲舒提出“以诗为天下法”的诗学观点,但在“知天”的问题上拒斥了诗和诗人,主张“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同时,《诗》、《春秋》在董仲舒阐释哲学的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困境,由此提出“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等理论命题。在现实政治的情境中,“知天”的问题非但是诗人所难,董仲舒本人也是难以把握的。     

事理相丽为实至仁--论王夫之的苦乐观

王夫之是宋明理学的总结者,也是集大成者,他对“孔颜之乐”也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论述。本文正是通过阐述王夫之“乐”的思想,特别是他在《读四书大全说》一本中有关“孔颜之乐”的思想,进而归结出他的苦乐观。     

“三统”说与董仲舒的历史变易思想

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个体大思精的历史交易学说体系，它内蕴了“三统”、“三道”、“四法”、“三等”等诸多学说。从表述形式而言，“三统”说是一种历史循环论；而从内蕴实质而言，“三统”说则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它突出表述的思想是“继乱世者其道变”，并以此说明汉承周、秦之弊而需更化的必要性。     

严羽形象思维思想新探

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通过对“识”、“悟”、“趣”三个重要概念的厘定,对传统诗学的形象思维思想作了深入论述,从而揭示了古代诗学中形象思维的活动本质与规律。严羽对形象思维的相关论述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3·3"对说和做关系的探索

“3.3.3”在“反思脑”的训练中,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说和做的关系做了探索:科学概念的规范;说和做的关系(“反思法”的模式);如何深化说和做关系的训练;对初步获得效果的思考。这些探索对心理学如何充分发挥意识的能动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国传统乐教思想的演进与融合——从“声有哀乐”到“声无哀乐”

中国传统乐教思想主要体现为“声有哀乐”和“声无哀乐”两大流派。儒家“声有哀乐”对(礼)乐教化进行了理论反思，认为喜、怒、哀、乐是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与自然、刑法、政治、道德等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从而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声无哀乐”借鉴了道家思想，强调音乐的审美属性，但没有否认音乐的教化功能，而是通过解释音声的本质，揭示了音乐移风易俗的发生机制。“声无哀乐”推进了“声有哀乐”有关德性教化的论述，实现了传统乐教思想的演进与融合。     

从“唯一可能的答复”看马克思恩格斯三份俄国问题文献与“跨越论”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做了一个“唯一可能的答复”。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跨越论”内涵唯一公开的揭示。因此，我们理解和阐释“跨越论”,应该严格以这个“唯一可能的答复”为基础。然而，学界在对“跨越论”的实际阐释与论证中，依据和使用的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三份俄国问题文献，即《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尤其是其草稿)和《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的有关论述。从《〈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唯一可能的答复”的角度审视这三份文本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没有明确或完整表达“跨越论”。     

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畴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论述中提出的“人民史诗”“中国精神”“‘剧中人’和‘剧作者’”“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等时代感强、特色鲜明的文艺理论范畴,强调了以人民为本位并用史诗笔法去书写人民英雄,以中华民族培育发展起来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为核心价值观。彰显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突出了文学创作现实性与理想性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崭新的、具有新时代品格的文艺理论范畴体系。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标志。     

刍议“船”与英语

由于受岛国环境、航海生活影响,英国形成了独特的“船”文化。这种“船”文化对英语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使英语中产生了许多与“船”有关的词语及表达法。具体说来,英语词汇中有丰富多彩的“船”名,大量与“船”有关的姓名、职业;英语表达中有大量与“船”有关的比喻、习语和谚语。     

“做人”与“做某种人”的统一——关于对重成才教育轻做人教育问题的哲学思考

“做人”的教育和“做某种人”的教育，应该是教育的两个基本支点。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建立在了“做某种人”的单一支点上，“做人”的教育被抽离或消释于“做某种人”的教育之中，当前社会存在的许多问题，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应该根据人的生命的二重性牢固确定教育的两个支点，要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中国教育的“重人”传统，让科学与人文成为教育的两翼，不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董仲舒法天思想探本——兼析天的性质

“法天”与“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一样，是董仲舒论及天人关系时的一个基本观点。不管以篇幅论、还是以思想观念的重要性而论，它都在董子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天”作为自然之天也好，作为义理之天、主宰之天也好，本质上是人类认识、学习、效法的对象。对天的义理属性、意志属性的认识，导源于对天的自然属性的领悟，而且根本上导源于人以“天”为师法对象的态度。了解这一点，有助于发现董子有关“天”的论述的认识论根源     

实践“三个代表”要求，发挥县人大代表的作用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号召全党动员起来,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十五”目标努力奋斗。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在世纪之交,我们党面临巨大考验的时期,对党的建设提出的一个纲领性要求。江泽民同志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论述是实践“三个代表”要求的有力武器,是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深人发展,“三讲”、“三个代表”、“十五”奋斗目标是向党内提出的要求,也是对县人大代表提出的要求。学习以上几个方面的有关学习资料,联系人大代表工作和个人思想认识,有以下三点体会和收获。     

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好教材

唐之享副省长主编的《“三个代表”思想概论》，是阐释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部好教材。首先，好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整准确的阐释。该书在导论中从总体上介绍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内在联系、重大意义、实践途径；１－３篇分别详尽的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每一个代表的具体内容、来龙去脉、重要地位、历史发展、实践经验和执行措施；第４篇系统地阐述了按照“三个代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问题。内容丰富，观点正确，阐述清晰，有助于读者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贯彻执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二，好在注重“三个…     

和谐图书馆的认识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并且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和谐”既是哲学范畴，又是社会科学范畴。它的内涵，中华民族的先哲史伯、晏子、孔子等作了比较深刻的概括。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们把“和”与“同”作为对立的范畴进行比较论述，而结论无不是“取和弃同”。因为“和”则生生不息，为君子所为；“同”则穷途末路，为小人所作。     

《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

《论语》等儒家元典中的“忠恕之道”再生产着“君本位等级制”。如果“忠”侧重“尽己事上”而“明明德”的“真理性”要求，那么，“恕”则侧重“推己接下”而“得众使民”的“权力性”要求。这是“第一轴心时代”造就的政治伦理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千年来，最能知“己”而自居“己”的儒士或知识分子，大都在“大义”上极尽至善解释之能事，以为自己在做着“成人仁，助教化”的大业，庶不知乃是“为尊者讳”。     

《教务杂志》与韩国国名英文译法转换问题

在近代朝鲜，朝鲜的英文拼写法发生了由“Korea”取代“Corea”的问题。探索它们是何时、由何种原因造成的，《教务杂志》中的线索极有价值。《教务杂志》说明，“Corea”和“Korea”用法的变更，是美国介入朝鲜事务，将国际上英语世界原本存在的“Corea”和“Korea”混用的现象逐步引向政治性方向所造成的。日本主导朝鲜事务后，接受了美国人的用法，从而进一步确立和强化了“Korea”这一用法的地位。     

明清时期“五经”卷中式现象的制度考察：原因与结果

明崇祯朝之“五经中式”现象在清初得到延续并呈增长态势。明清之际，“五经”卷的产生，源于知识界对空疏学风的反感，而试卷的设置为士子们提供了全作“五经”文的可能，士子的学识积累和书写速度也足以应付二十三题的回答。面对“五经”卷这种不合科举程式的行为，朝廷出于招揽人才的考虑，往往网开一面，破格录取，最终导致了对已有的科举程式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一事实表明，知识界和政府针对具体弊端所做的努力，其意义虽然比不上原创的制度设计，但却赋予了已有制度自我更新的活力。     

论近年来高校“概论”课实效性研究

近些年来，学者们对如何提高“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简称“概论”课）实效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就目前情况来看，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中国有孔子崇拜吗？——12280份问卷的统计分析

在“中华民族崇拜问题”的课题研究中，各项问卷统计表明，孔子在“已成为民族崇拜的历史人物”中居于前列，当今中国民众中存在着对孔子“崇拜”的意愿和趋向，孔子应当成为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