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组织的政治蕴涵——对温州商会的政治合法性考察

政治合法性是我国对民间社团的独特要求,它源自统治系统对自身的合法性考虑,作用是保障社会团体对统治系统的"忠诚".温州商会具有很强的民间性,但它也要通过党建、进入政治体制等方式获得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要求的长期存在,意味着温州商会等行业组织只能按照"合作主义"的道路发展;我国社会团体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才能成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民营经济的发展、法律对政府的制约作用是保证由"合作主义"路径走向治理的必要条件.     

从“E”调看大学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宏大叙事影响下的思维方式使大学出现了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笔者从"E"调出发认为,大学只有按照自身的逻辑起点做到健全现代大学制度,保持自由精神,自觉从事高深学问的探求,提高其"能量",才能解决存在的合法性危机.     

浅析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理性化时代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政治命题，也是运用当代法治理论分析社会的一个重要参数，它强调在现代社会政权的唯一合法性基础只能是人民的普遍承认。阐述了合法性的概念、类型及危机，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合法性在中国的适用等。     

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历史演变与依存逻辑

当代中国的民间信仰经受了被阻挠、查禁,甚至被取缔的命运,伴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和社会的转型,民间信仰又有了很大的复苏,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社会适应性.然而.民间信仰并非国家法定的宗教信仰,其生存状态仍然时常受到挤压,地方政府对其管理也具有较强的随意性,有时还将其视为封建迷信活动予以打击和取缔.在这种社会政策环境下,民间信仰继续获得较快的发展与较大的生存空间,这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农村民众的精神需求以及民间精英分子积极寻求民间信仰发展的合法性有关.     

科举制的历史合理性与合法性

科举制在其"历史存在"的绝大多数时段内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科举制的合理性包含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两个层面;而科举制的合法性则主要来自其合理性及其合利益性与合道德性.清末中西文明冲突带来了科举制的合理性危机,而这种合理性危机又导致了其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在其合理性与合法性遭受严重危机的近代境遇下,科举制由于其巨大历史惯性未能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换而终被废止.探讨科举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必然诉求,同时也是理性评价科举的必然要求.     

法治的民间社会基础：浙江民间商会发展考察

近年来在民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浙江民间商会因其在获取信息和协调成员行动方面的优势而获得长足发展。与民间商会发展所仰赖的社会合法性相比当下我国民间商会发展的法律环境令人堪忧,行业协会与民间商会之间缺乏公平的竞争平台。因此,明确商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界定商会与政府的职能划分,规范商会活动及其法律责任,是创设商会发展良好法律环境的必要前提。民间商会构成中国法治的民间社会基础,其实践活动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法治意义。     

《执政与善政》评述

自古以来的执政者们一直都关注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在政党政治出现以前,在中国和西方,以董仲舒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学者都将"君权神授"作为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到了近代社会,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第一次系统研究了政治合法性的问题,他将"公意"即反映和实现公民的普遍利益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马克斯·韦伯在其"权威理论"中推崇的"合理合法性"权威模式则为当代政党寻求政治合法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帝国》视域中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

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透视了当代资本主义由传统帝国主义向帝国的范式转换以及随之而来的、在社会历史运作层面"帝国"的合法性建构这一问题。哈特和奈格里蒸馏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历史过程,帝国的发生、延展表现为资本的"狡计",似乎帝国的合法性在对以正义、自由等主体价值得到了现实确认,历史运作层面的光辉增加了工人现实解放的认知复杂性。     

政治合法性视域中的中国改革

本文试图以政治合法性为视角对中国的改革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对合法性理论进行了梳理,并运用合法性理论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演进划分为:合法性的获得、合法性的危机、合法性的重塑三个阶段.文章最后通过对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国理念相结合才是中国重塑合法性的必由之路.     

文化认同、文化自觉与和谐文化的构建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认知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观念层面的转变,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中国面临着文化认同危机,解决这种文化认同危机的理论表现即为中国如何处理"古今中西"关系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中国发展的备受瞩目,中国逐渐走出文化危机开始真正意义的文化自觉,有了这种文化自觉才得以应对文明冲突,实现文明的对话,最终构建一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和谐文化.     

工程风险向工程社会危机演化的机理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工程社会危机都由工程风险演化而来,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基于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以我国重大安全事故中具有显著社会影响的天津港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为分析样本,将工程危机作为中介变量,划分工程风险向工程社会危机演化的过程：工程风险向工程危机的演化、工程危机向工程社会危机的演化,并分析工程社会危机产生的路径及其推动因素,构建工程风险向工程社会危机演化的过程模型。引入阶段—关卡流程模型,研究工程社会危机全过程防范与应对机制,为未来工程社会危机管理提供借鉴。     

非政府组织在危机后社会心理重建中的角色扮演

在各种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的今天,公共危机不仅会给人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心理创伤。从研究危机后的社会心理角度出发,探讨了非政府组织在危机后的社会心理重建方面的角色定位——即"助理"和"桥梁"的角色,并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对于重建危机后的社会心理的对策。     

社会支持在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中的作用

心理危机干预通过及时控制和减缓灾难的心理社会影响,促进了受灾者心理健康的重建。然而,当前我国灾区的心理干预工作存在着将心理危机干预与社会支持相混淆又相脱离的背反现象。调查和事实证实,只有实现二者的互动尤其是充分发挥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才能够既促进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专业性功能提升,又进一步增强实务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社会信任危机的现代反思及其三维重构

信任危机已经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病,弥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结合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社会结构、制度等方面的变迁,可以从性质上将信任危机划分为体制性信任危机、阶层性信任危机、失范性信任危机、逐利性信任危机、地缘性信任危机和差序性信任危机。信任危机给社会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也迎来了必须要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刻"。要恢复信任,必须从三个维度进行重构,即必须要守住个人的底线、政府的底线和社会的底线。"守住底线"是一句无奈的呐喊,但是只有守住底线,才能建设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信任危机因利而起,也必将因利而终,这是发展之必然。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稳定与社会就业

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而且使中国社会稳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金融危机向社会蔓延,要经过一系列传导和反向传导过程。在此过程中,失业是经济危机导向社会危机的传导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必须解决失业问题,而在金融危机时期解决就业问题,必须将短期应急和长远战略综合起来寻找对策。因此,保持经济增长、促进劳资合作、发展社区服务、推动科技创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必然选择。     

后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治理路径选择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后,正强化社会已有矛盾、激活社会潜在矛盾、滋生社会新的矛盾。文章提出发挥运用＂粘合剂＂功能,引导第三部门并通过第三部门帮助党和政府多做稳人心、得人心、暖人心、聚人心的好事实事;推动第三部门并通过第三部门勇于面对危机后新的挑战,推动中国经济稳健发展。     

金融危机后的东亚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基于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个案研究

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都有相似的境遇。为应对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推出了温和的社会保障措施以帮助失业和贫穷人士。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显著经济、社会变化之后,香港和澳门居民期望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尽管如此,大部分亚洲政府在处理日益复杂的社会保障议题上仍未改变福利供给策略。因此,对于多数人而言,经济困境不但没有改变,更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食品价格危机而雪上加霜。有鉴于此,在过去几年,香港和澳门政府都推出了多项政策以解决在职贫穷与跨代贫穷问题。但旧有的'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已难以满足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变迁和公民福利期望,应妥善调整福利策略。基于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金融危机后社会福利措施改革的研究,对分析东亚地区社会福利体制变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价值多元化视阈下大学生核心价值认同危机与重构

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急剧转型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出现了许多认同危机，特别是核心价值认同危机。然而，核心价值认同是关系到社会安定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和文化因素。大学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和潜在力量，因此，考察大学生核心价值认同危机的表现形式，分析产生核心价值认同危机的原因，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塑大学生价值认同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共危机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研究——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视角

传统的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模式中的高成本、低效率以及低社会动员能力,使得这种单一线性的管理模式日益受到挑战。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研究视角,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协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提出我国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模式,这对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社会养老保险危机预警警兆指标体系探讨

由于社会养老保险危机产生的原因纷繁复杂,再加上社会养老保险危机预警理论研究的欠缺,在社会养老保险危机预警问题上存在着不少的理论上和实践上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对社会养老保险危机预警警兆指标体系的研究更是亟须加强。首先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社会养老保险危机预警警兆指标体系进行了尝试性的构建;其次,根据已构建的社会养老保险危机预警警兆指标体系,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设计进行了预警分析,其中包括对统账模式养老金收支均衡预警分析、社会统筹养老金收支均衡预警分析、覆盖率高低的影响预警分析、遵缴率高低的影响预警分析、推迟退休效果的预警分析,等等;最后,对如何提高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危机预警效率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