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洪迈的民俗观念及其学术史意义

从生活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洪迈既有士大夫渊博的学术根底,又有俗民气息.他的生平经历、信仰情结及其对历史文学的考辨均不同程度受到南宋社会文化的约束和影响,同时也有其主体意识,<容斋随笔>和<夷坚志>是这两种力量的集中体现.洪迈精辟的考据和议论既是清代考据学的先驱,又在某种意义上与现代实证主义方法暗合.研究洪迈的民俗观念有利于全面把握其史学思想,同时也是区域学术史的个案研究.     

姜夔与杨万里七言绝句比较

姜夔与杨万里经历过相同的诗歌创作历程,都是从江西诗派入而又摆脱江西诗派,从而形成自己诗歌的独特风貌.七言绝句在二人的诗作中占有一半的比重,可以说是姜、杨二人诗歌的代表性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两人诗歌的特色.二人的七言绝句体现出不同的艺术品格,具体表现在回归晚唐与自立户门、陶写寂寞与自娱性情、言意不尽与奇峭多变、清虚雅洁与俚俗疏野等四个方面.     

杨万里的创作经历与诗论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经历了学习前人而最终推陈出新的过程。其诗深得“活法”精髓。他的诗论对儒家诗教的“美刺”说进行了新的阐释 ,认为诗歌是“矫天下之具”。他的“诗味”和“活法”说也具有美学理论价值。     

论杨万里文赋的三维构建

杨万里的文赋继承韩、柳、欧、苏的古文运动的传统,摒弃骈俪文风,重视儒家教化,倡导个体性灵和运用活法顿悟的艺术思维,是南宋理学、禅学、老庄之学和文学的交融汇合的又一典型体现,启迪了接踵而来富有灵与趣的小品美文。     

论杨万里的讽刺诗及其诗学底蕴

杨万里的讽刺诗内容丰富,对朝廷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也对作者自身的行为缺失作了检省和讥嘲;艺术上具有委婉隐晦、含蓄蕴藉的特点。这是作者“诗者,矫天下之具也”,追求言外之意、味外之味的诗歌创作主张践行的结果,因而具有深厚的诗学底蕴。     

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

晚唐诗风在北宋初期曾风靡一时,后在诗歌复古运动的冲击下,才渐告消歇,但到南宋中后期,诗坛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过程,久已销声匿迹的晚唐诗风又重新兴盛,且欲取“法席盛行”的江西诗派而代之。在晚唐诗风的复兴过程中,杨万里起了领军作用。杨万里初学作诗,本从江西派入手,但随着江西派诗歌流弊为越来越多的诗人所不满,杨万里本人也从自己尴尬的创作处境中痛感到江西诗法对诗人艺术创造力的扼限,于是脱出江西诗派,转而提倡与江西派诗歌审美趣味迥然不同的晚唐诗风。他不但提出“去词”、“去意”而求“味外之味”,以及“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等系统的诗歌理论,为晚唐诗风的复兴极力张本,而且以其诗坛盟主的身分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以此扩大反江西诗派的阵营,彻底转变当时诗歌的流向。所以,“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     

唐宋文之争发微

唐宋文章向来被视为一体,故有所谓"唐宋八大家"之说。但唐宋时代文化迥然不同,唐宋文章也因而有别。唐文乃中古之文,宋文有近世之风;唐文是复古的,宋文是维新的,唐宋文之争的实质是唐宋文化的转型与差异。唐宋文章之别在韩欧之争、韩苏之争、韩朱之争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论杨万里的“诗味说”

＂诗味说＂是杨万里诗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独特处在于：以＂味＂论诗歌群体风格特质——追求神似,＂舍形逐味＂;以＂味＂来规范传统诗教的怨刺内容——要求诗歌精光内敛。杨万里＂诗味说＂与＂晚唐异味＂密切相关,他服膺晚唐诗歌的工整,竭力标榜＂晚唐异味＂,是为其＂诗味说＂张本。     

洪迈《万首唐人绝句》版本源流考

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开启了宋代专选唐绝句的热潮,许多唐人绝句藉此保存下来。此集版本刊刻较为复杂,洪迈两次刊刻此书,定为一百卷本。宋人吴格对此宋本部分修正,宋人汪纲又据此重刻,因另析出六言诗为一卷,改为一百零一卷。此书宋本已佚,有明刻本两种存世,明嘉靖陈敬学据汪本重刻,明万历赵宦光因洪迈原编舛误较多,再作校订补充,重新编定,改为四十卷。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对比研究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是我国翻译思想的第一次争论,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由于年代久远,文质之争常被一些学者比附为西方的意译、直译之争.事实果真如此吗？对比研究显示: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出处不同,内涵不同,争论过程也不同,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渊源于我国传统文化,内涵是译文语言的文丽或质朴,需要解决译文是否需要文饰的问题,属于语言风格的争论;而意译、直译之争渊源于西方传统文化,内涵是按意翻译还是按词翻译的问题,讨论如何传达原文的问题,属于翻译方法的争论.这些不同说明文质问题不等于意译、直译问题,二者虽有关联,但侧重点截然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比附于西方的意译和直译之争.     

杨万里民本思想的核心内涵及现实意义

杨万里认为南宋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是统治者涸泽而渔式的牧民政策,由此他提出与先秦孔孟以来的一脉相承的民本思想.其核心内涵是民为邦本,民众休养生息是为政的根本;国运在民,理民财、结民心是保国的根本大计.杨万里不仅在诗文中探讨弘扬民本思想,而且在漫长的为官生涯中身体力行实践仁政.扬万里对民本思想的探索和实践丰富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论述,同时在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中仍有现实意义.     

中西之争与古今之争——近代中国宪政史研究的一个视角

中国近现代宪政转型史犹如一片茂密的森林，本文仅仅着眼于其间的一根枝节，即时人如何应时突如其采的中西之争；于此．古今之争如何作为一种解决时症的药方浮出历史的浩瀚水面；两条本不相干的路径，如何在宪政之镜像、理念、制度等三个屡面发生奇异的汇合，并可能生成一种值得发扬的政治经验乃至传统，以度它对今日中国的宪政建设具有什么启示意义，作者不奢求全部回答这些问题，而在于将问题敞开，呈现思想之张力，同时将答案留给未来。     

民国诗话中的杨万里接受研究

民国诗话中对杨万里的评价以赞赏为主,学者们对杨万里作为南宋大家的地位给予肯定,对于诚斋体的成就,也多持褒扬态度。民国学者对杨万里诗歌特征的分析,一方面肯定其自然、活泼的特点;另一方面也看到其诗歌中粗俚的弊病。杨万里在诗集序中曾自述诗学渊源,民国诗话对此也有关注,认为杨万里师承江西诗派,同时兼学杜甫、白居易、晚唐诸人。元明清三代对杨万里的接受略显沉寂,民国时期这一现象发生改变,诚斋体受到很多诗人的效仿,显示出当时杨万里接受研究的新特点。     

文质之争与汉魏社会转型

“文质”是中国古代思想理论中一对比较特殊的范畴,多被后世的思想家用来描述社会的发展阶段,并据之来批判社会的弊端,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在汉魏之际的社会转型中,不少人就利用这一理论来批判现实,提出改良社会的主张,他们将“礼情”、“奢俭”、“繁简”、“名实”、“淳朴”与“浇薄”等一系列问题都归为“文”与“质”的范畴,并提出了“以质救文”的口号.“文质”理论在汉魏之际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皇位之争中的唐太宗与史臣

唐太宗一生经历两次皇位之争,先是作为争夺者和李建成竞争皇位;贞观后期,又亲眼目睹了儿子李承乾、李泰之间为皇位展开的激烈斗争。这两次皇位之争引起的政治风暴,将以房玄龄、魏征为首的诸多史臣纷纷卷入其中,史臣从维护李唐政权稳定的长远利益出发,积极为唐太宗献言献策。唐太宗和史臣君臣关系情深义厚,然而,这也不足以使皇帝完全放弃对他们的猜忌,不足以保护他们及其家族免受政治风波的冲击。     

“以史证易”与杨万里诗歌意象选择

与宋诗以人文意象为主的特点不同,杨万里的诗歌以自然意象为主,此一特征与杨万里的哲学思想具有一致性。杨万里是"气本论"的思想家,不同于程颐、朱熹的"理先气后",他主张"道措于物",其易学方法最大的特点是"以史证易"。杨万里的思想具有重视特殊、具体、现实的一面。杨万里的诗歌自然意象远大于人文意象,特称意象远远多于泛称意象,与杨万里的思想趋向一致。     

李太后与“国本之争”

论及明朝万历政局演变,"国本之争"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明神宗之母李太后在国本之争中究竟起到何种作用和影响,史界就缺乏系统深入的阐述。本文拟对此问题做一初步解析,有不妥之处,务请方家指正。     

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看杨万里诗歌的理学内涵

杨万里的诗歌在南宋诗坛独树一帜,其深厚的理学内涵是其自成一体的重要原因.程颢所提出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理学命题与杨万里诗歌有着密切联系.杨万里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盎然生意、仁者情怀和“乐”意都是由对“与物同体”这一理学境界的体察中延展出来,从杨万里诗歌的这三个层面入手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揭示出杨万里诗歌内在的理学意蕴.     

趣味横生辟新境——杨万里诗歌"趣"谈

杨万里是南宋诗坛的关键性人物,他在诗歌创作实践上卓有建树,其诗作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尤为突出的一点是,他在诗歌审美方面体现出了鲜明的以趣为美倾向,并由此创作了大量富于趣味美的诗歌,开辟出独特的诗学新境,体现了诗人在人文关怀和思想境界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论杨万里"性灵"观的诗学内涵及理论意义

杨万里不仅是南宋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理学家。其创作中所体现的“性灵”文学思想是宋代理学向心学转化过程中的产物,因而既具有“性灵”诗学理论的一般特征,同时又有着独特的诗学内涵及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