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与韩非君主专制思想的比较

面对春秋战国之际的混乱政局,诸子百家极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描绘出各自理想社会的蓝图.墨子与韩非的政治思想都有君主专制的成分,然而在出发点和归宿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从“壹”到“道”——法家对绝对君主专制的追求

作为先秦诸子中的一家,法家突出的特点是追求绝对君主专制。体现了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思想的《商君书》重"壹",集大成者先秦法家思想的《韩非子》尚"道",而从"壹"到"道"正勾勒出法家追求绝对君主专制的轨迹。     

等待:存在的绝对不确定性与相对确定性

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艺术性地表明存在的不确定性是人所无法逃避的绝对的生存状态,展示了现代人对存在的不确定性的感知和体认及由之而产生的无意义感、荒诞感和绝望感,也表达了在这种生存困境中努力建构存在的相对确定性以追求生存意义的决心.在这里, 等待成为人与自己的生存困境进行抗争的方式,表现出人的现代悲剧性.     

法家利民学说的政治学评析--以商鞅、韩非思想为中心

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都是社会进化论者,他们主张用现实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现实社会是以实力为原则的,实力就藏在民众中,关键在于统治者如何开掘.在商韩看来,追名逐利是民众的本性,统治的诀窍就是"利而用之",商韩的耕战学说体现的就是这样的主旨.从商韩"利民"学说的政治实践看,"民"的政治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经济地位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商韩的政治意图并不在于给"民"更多的保障和利益,而在于利用这种统治手法实现对民众更进一步的控制和驱使,所以其政治学说最终走上了与"民"对立的结局.     

马克思历史确定性理论及其辩证维度

哲学不仅具有为人的发展提供理论导向的任务,而且承载着为人的生活提供确定性根基的理论使命。马克思哲学从现实个人出发,探讨哲学理论的历史确定性基础,反对传统哲学对绝对确定性的抽象追求,用辩证思维方式克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内在缺陷,阐释哲学的确定性追求与超越追求的辩证关系,在历史视域下继承和发展西方哲学对确定性的执着追求的理论传统,为人的生活提供具有时代特征的确定性根基。     

论韩非哲学和寓言的特点

本文认为,《韩非子》的基本内容是研究和宣扬实行绝对化的君主专制独裁,君主应该把权术阴谋和严刑酷法作为主要统治手段,韩非是一位君主专制独裁政治权术学家。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实际上为后代封建君主所奉行,中国封建政治的实质是“外儒内法(韩)”,韩非哲学的历史影响是大而坏的,有必要对韩非哲学思想和寓言中的糟粕进行分析批判。     

韩非绝对君主专制理论的昙花一现——秦汉时期君主专制理论的发展之一

战国百家争鸣,法家力主君主专制集权。韩非揉杂法、术、势,集法家学说之大成,主张绝对的君主专制,深为秦始皇所倾慕,韩非的思想学说事实上成了我国第一个专制主义封建王朝实施统治的理论指导。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明,秦王朝在仪文制度上为其后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封建王朝奠定了基础,但韩非的理论体系在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却随着秦王     

从形而上到形而上学——西方哲学对确定性的执著追求

西方哲学在其历史发展中发生从爱智慧向爱知识的转变，促使哲学从形而上的超越追求演变为形而上学理论体系。哲学经历古希腊哲学对确定性的实体阐释；近代哲学对确定性的知识论阐释；现代哲学对确定性的多视角阐释，形成西方哲学从知识论出发对确定性的执著追求。这种对确定性的执著追求突出强调哲学的确定性追求，却忽视对哲学确定性的时代性的反思，导致其哲学理论只有知识论的肯定的维度，而忽视了哲学的超越的维度。     

君主专制下的两难言说——论韩非的"谏说"思想

在韩非的政治理论中,"谏说"思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其对战国时期君臣关系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后得出的理论结晶之一。韩非的"谏说"思想主要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来论述,竭力从政治思想上维护专制君主权力的存在与利益,这是其"谏说"思想最根本的精神实质。韩非也从臣属的角度思考"谏说"行为的存在与发生,试图找寻能够对专制君主进行有效"谏说"的实际途径,确保君主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专制统治。     

试论韩非文章的语言特点

韩非是先秦诸子散文中四大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继荀子之后 ,发展完善了我国散文文体 ,并以犀利峻峭的文风把论辩类文章推向极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 ,韩非在语言运用上有准确性、生动性、形象性和音乐性等突出的特点。     

韩非"忠"思想研究

韩非基于战国时期的历史条件,对前人"忠"思想做了批判总结,并从法家立场出发,对"忠"规范做了新的界定,使得原本内涵相当丰富的"忠"规范在他这里几乎完全归结于"忠君",而且,他还将"忠"规范纳入"法"的轨道,强调重视"忠",但更应"明法","忠"法"并举思想对秦国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君本论"忠"思想一提出,立即得到统治阶级热烈欢迎,在中国推行了两千余年.     

重贤不尚贤用贤且防贤--韩非贤能观初探

韩非的贤能观以维护君主独裁专制的法治理论为基础。韩非虽充分肯定贤能在辅佐君主建功立业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严厉抨击了战国时期“上贤任智无常”造成弑君篡位的弊端,“上 (尚)法不上 (尚)贤”,用贤以“明法”为的彀是韩非贤能观的本质。举贤任能,韩非主张以“参伍之道”察言识人,以“隐栝之道”大量使用一般人才,坚持原则反对用人的不正之风。使贤用能,韩非强调以法治官与用术禁奸相结合,充分调动百官尽忠尽责的积极性。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起始时间——兼论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形成的社会条件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先秦与秦汉以后君主制存在重要区别。君主专制政体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涵义:(1)君位的终身制和世袭制;(2)君主地位至高无上;(3)君主独揽国家权力。从这个概念出发,综合考察先秦君权的实际状况、政治制度的构成要件、社会条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情况)以及行政管理的技术条件等综合因素,可以断定先秦时代不可能产生君主专制政体。因此,君主专制政体应始于秦汉     

韩非政治权术思想初探

韩非是我国古代法家思想的代表,由于他的强国思想不能得到韩王重用,因此精力用于对政治的研究,他的权术理论贯穿于他的政治思想的始终,君本思想与对术的偏爱便构成韩非学说的基本内容。本文从韩非的人性观入手对其权术思想作以探讨。     

论韩非的矛盾律思想

战国时期哲学家韩非首次提出"矛盾"概念,并在《五蠢》篇中概括出"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他的"矛盾之说"其实质是,具有不相容关系的两个命题,不能都是真的。它巧妙地表达了矛盾律的精神实质,并尖锐地提出了自相矛盾问题。但他并未像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对矛盾律解释的那么科学和准确。它们的区别在于,韩非有时是在对客观事物的比喻意义上使用"不相容之事,不两立"这一观点,而亚里士多德是将思维现象同客观事物分离开来,以纯粹的状态研究思维规律,韩非也就作不出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对矛盾律元语言层次的叙述。     

韩非的名利观初探

韩非认为人都好名利,以至于士为名死,民为利归。为了更好的治理国家,韩非主张统治者应该利用人们的这种追名逐利的心态,实现富国强兵。韩非的名利观虽有历史的局限性,其精华部分对现代治国理论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从商鞅之“法”到韩非之“术”

先秦法家从商鞅到韩非经历了从重"法"到重"术"的转变。这个转变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紧密相关的,体现了先秦法家思想发展的思想史脉络,并对以后法家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秩序需求与君主专制政治

儒家思想代表了小农社会生存权利的现实秩序需求。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要求儒家与现实政治结合,儒家的政治理想要付诸实现,必须依赖一定的政治权威。儒家理想的实现并不以否定业已存在的君主的统治为前提,相反,儒家认为君主政治怀有维护民众生存与安宁的实质性目的。但是当儒学不断论证现实政治秩序的合理性时,它也因过分服务于现实政治而成为政治的附庸,同时也因为君主政治秩序的不稳定而引发了对儒学的认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