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新模式：少数民族无讼村屯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无讼村屯治理模式是在无讼文化回归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多重治理政策合力作用下产生。少数民族无讼村屯将无讼文化、基层治理、民族团结这三个分别具有传统属性、现代属性、民族属性的概念有机结合,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可靠尝试。融合少数民族元素从主体、布局、方略、考核以及激励机制等方面,探究极具文化特色无讼民族村屯的建设实践,挖掘无讼民族村屯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剖析阻碍无讼民族村屯实现社会价值的根本原因,明晰无讼民族村屯建设中主体定位偏差、纠纷解决机制局限性以及“三治”元素缺失的建设生态。针对其建设生态,直面少数民族乡村基层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建设者宜构筑一核多元、调解高效、“三治”元素与民族元素相融合的少数民族无讼村屯治理模式,以真正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多重政策要求,从而有力推动少数民族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安置社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

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治理创新,不仅需要帮助安置群众实现“安身”,更要促进他们“安心”,以“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本文通过对中西方传统身心一体哲学思想的理论探讨和整体性治理理论在基层的实践探索,从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与功能出发,提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应根据安置群众的发展与适应需求,整合党政部门资源、干群治理潜力和区域内外专业力量,形成“协调-整合-互嵌”的整体性治理机制,在培育安置群众积极向上社会心态同时,实现共同体的目标参与。最后,基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经验和“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构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可从强化政策供给、健全社区组织体系、推动由心而治及激发内生动力层面开展治理创新,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振兴发展探索可推广的治理路径。     

乡村振兴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在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历史节点,积极探索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和政策需求,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入手,结合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实际,需要优化要素源配置、创新推动与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实现产业兴旺;生态环境修复与绿色发展相融合,实现生态宜居;加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乡贤文化建设,实现乡风文明;民主自治、基层法治和社会德治融合发展,实现治理有效;提升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生活富裕。     

新时代"枫桥经验"对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启示

"枫桥经验"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历久弥新,并引领着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理论上具备"三治融合""三共一体""三化协同"的时代特征,并且能够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基本思路或方式相融合.在实践治理层面上,"枫桥经验"所体现的全面性、代表性、权威性,及其取得令人向往的治理成果,更为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提供了值得借鉴之处.为了更好地实现"枫桥经验"在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的创新,还需要在治理维度上进行"纵向搭梯",兼及"横向撒网";在治理布局上进行"三治融合",并以"自治为重".     

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产业扶贫路径研究——以甘孜道孚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要决策部署,也是指导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以产业兴旺为前提,综合考虑产业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关系,摸清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基本情况。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思想,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定量评价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实证分析发现,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综合评价良好,在精准识别、脱贫成效上成果显著,但是在定点帮扶和资金扶贫上仍然有待提高。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角度出发,制定基于扶贫共同体的产业精准扶贫思路,建立由“政府—企业—贫困户”“政府—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企业—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组成的三大扶贫共同体,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献计施策。     

民族地区乡村“三治结合”的实践与发展——以广西乡村治理为例

经过对乡村治理情况展开实地调研,发现虽然广西各村对村集体组织的行政能力、村民自治能力、乡村法治成果的发展维护以及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仍然存在着乡村自治能力不足、乡村法治环境和体系有待建设、文化自觉与德治的引领作用仍有欠缺以及“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成熟四大问题。针对这四大问题,要提升乡村自治动力,创新乡村自治机制,坚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转向农村社区等;加强乡村法治建设,培育乡村法治文化,包括加强乡村治理的地方立法、建设适合农村基层法治服务体系等;充分发挥乡村德治功能,营造良好乡村德治环境;完善新时代民族地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从脱贫到振兴：民族地区人口内生动力的理论缺口与研究

个体内生动力归根到底是人格动力的议题。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接续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使民族地区人口自身具备持续向上提升的内生动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需要和认知两个视角来厘清西方的动机理论,发现其深具西欧与北美白人社会的文化价值与色彩,这些理论与中华民族地区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接口悖论”。故而民族地区扶贫与振兴语境下的“内生动力”,有别于西方心理学语境中自我决定理论所指的“内在动机”,它是一个中国化的心理学概念。从科学哲学的视角来看,若要为民族地区脱贫与乡村振兴提供有效的心理学理论,采用行动研究来构建民族性或地方性知识不失为一条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路径。     

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赋能乡村振兴：作用机理与发展策略

依托中越边境地区的资源优势，加快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是助力沿边地区文化和旅游产业共同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旅游发展能够通过绿水青山、产业融合、文化传承、社区参与、增收就业等优势推进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乡村的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使其建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美丽乡村。在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需要采取强化规划引领、提供政策保障，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打造系列特色旅游品牌，创新旅游发展模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区域旅游发展、深化协同合作等强有力的策略。     

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的现代化社会动员：特征、挑战与策略

社会动员是有效推进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工作方法。民族地区的基层社会动员在动员政策、动员效能、动员融入度、动员接点以及动员目标等方面有其自身特殊性。基层社会动员掣肘于民族动员政策衔接机制不健全、民族自治区域基层社会动员组织结构脱嵌、民族地区社会动员工具选择单一,以及动员治理场域环境排斥等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亟需建立以提高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社会动员效能为目标导向的优化机制。首先,通过深入跟进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的社会动员实践对接机制,及时防范边缘性、规模性返贫,建立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动员举措相匹配的精准有效衔接机制;其次,强化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社会动员主体权威性,积极提高巩固脱贫成果社会动员客体主体性,构建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的社会动员生态关系格局;再次,坚持巩固脱贫成果社会动员方式的灵活性与动员载体的多样性,提升民族地区现代化基层社会动员能力;最后,坚持民族地区以人民为中心的巩固脱贫成果理念,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征的巩固脱贫成果社会动员规模效应。     

乡村空间的有效衔接——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

村落作为乡村振兴的基本空间单元,直接关系着脱贫攻坚的巩固和拓展。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民族地区出现了村落萎缩、组织体系崩溃、价值体系扭曲、内生动力与脱贫稳定性不足等问题。脱贫攻坚具有的乡村空间内涵以及与乡村空间的潜在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基于空间研究视角解构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脱贫攻坚面临的问题,有利于改善和提升脱贫攻坚效能。以提升内生动力为中心和多层协同自主治理是新时期脱贫攻坚与乡村空间关系优化的基本路径。乡村振兴的实现应基于乡村空间整体的综合考虑与整合推进,建立包括家庭、学校、社区内公共机构等参与的乡村振兴学习共同体,促进乡村空间多功能协同转型,显示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之全新的空间维度。     

“优师计划”背景下民族地区高素质乡村教师的培养路径

国家发布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简称“优师计划”）,作出大力培养民族地区高素质乡村教师的具体部署。但现有的教师职前培养、职后培训和组织保障等方面与实际需求不匹配,不利于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陷入“优才难育”的困境。培养民族地区高素质乡村教师需要优化实践路径。一是培养目标定向民族地区乡村教育。针对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的特殊性,在目标定位、目标内涵和目标评价上坚定师范生爱教、乐教的理想信念,涵养师范生到民族地区乡村学校长期从教的职业情怀。二是课程体系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教育。构建“师德养成+师知传承+师能培养”的师范生课程体系,将“向农性”课程有机融入各个课程模块,强化乡村理解教育,助力师范生适应民族地区乡村教育工作。三是实践教学融入民族地区乡村教育。建立健全师范生实践教学体系、教学技能训练机制和“双导师”制度,深入实施乡村“田野”体验式研究,培养知行合一、扎根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的教师。四是协同育人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教育。构建师范院校、教育行政部门和乡村定向学校三方协同的教师教育共同体,给予师范生专业化、个性化和本土化支持,助力师范生成长为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的良师。     

民族地区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问题分析

民族地区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地区公共事务治理具有治理环境复杂性、治理内涵广泛性、治理主体政治特殊性和治理客体非均等化等特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治理环境、治理主体和治理内容等方面,已形成诸多符合民族地区特点的民族地区公共事务治理经验。但是,新形势下民族地区公共事务治理基础、治理内涵、治理主体能力、治理模式等约束性条件有待改进。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可从理念现代化、组织和机制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方法现代化去构筑民族地区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的战略体系并实施相关策略。     

民族村寨的灾后重建与韧性治理研究——以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金竹壮寨为例

乡村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村寨在灾害应对过程中的脆弱性和韧性并存。龙胜县金竹壮寨在火灾后的重建中注重整合传统与现代治理资源,打造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模式,营造灾后韧性社区和韧性社会关系;尤其注重发挥传统自组织寨委制的内源治理作用,提升灾后重建效率和内生抗风险能力。内外结合的韧性治理机制是当下民族地区乡村有效应对风险灾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尝试,也是乡村振兴中内生动力与外在驱力共生发展的创新路径。     

群体传播视阈下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全面规划相关工作,体现国家向基层放权赋能、推动社会治理向基层下沉、夯实国家治理根基的决心。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国家治理基础、国家安全与乡村振兴,理应创新思路落实该文件精神。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为社会的流动性亟需流动性治理路径与机制,从而保障党的指引与部署“最后一公里”在民族地区基层落地。移动空间群体传播调适,赋权给普通民众,为底层主体表达与情绪、情感释放提供了路径,对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影响巨大。群体传播的底层表达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民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在线特性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话语方式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商性高度一致。民族地区基层社会要善用群体传播,识别社会心态,洞察与回应社会关切,化解社会矛盾;挖掘地方性知识,转换为社会治理资源;改变社会粘合地带,重塑共同体,为社会合意达成提供了空间,重建社会治理基础;形成互动共治格局,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契合、互促、共生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是实现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两项基础性工程。以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在“理论—历史—现实”三条线索的契合逻辑困惑为切入点,试图从学理层面、实践层面阐释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的多维联系及其在现实交织中互促互进的多重演绎。由此预见,二者的共生价值不仅能够体现在缓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民族地区的呈现态势,也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同时也有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推进。     

“社会”视角下新疆南部少数民族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乡村治理的核心是乡村社会。新疆南部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治理存在"流动困境""公共性困境""治理主体的结构困境"以及"治理创新的困境"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来自乡村社会本身。因此,本文立足于新疆南部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现实基础,针对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出在保持社会内部团结的基础上创造社会外部链接,实现传统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发展社会组织、畅通社会力量参与途径,同时面对特殊又复杂的社会环境要在党的强领导和政府的强作为下多方参与,稳步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实现。     

西南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及其防范机制研究

西南民族地区是传统集中连片贫困区域,后脱贫时代的脱贫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仍然面临严峻挑战。脆弱的农户生计资本、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未形成规模优势的农业生产、反复无常的疫情风险等,给巩固脱贫成果和全面乡村振兴带来挑战,西南民族地区的规模性返贫风险依然存在。与个体农户的家庭突发风险不同,规模性返贫风险具有涉及人口数量大、覆盖地区广、发生机率高、溢出风险多元及难以防范等特征。民族地区的规模性返贫风险必须以预防为主,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注重扶贫治理的长效机制。规模性返贫风险防范首要积极建立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其次应依托乡村数字化治理平台进行新脱贫人口的返贫预警系统;另外还需在民族地区建构托底发展型的社会政策体系,保障民族地区民生事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最后应建立上下联动的民族共同体发展格局,提升民族地区韧性发展集体规模优势。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间的良性互动

本文的良性互动是指国家与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中的各种人群、各种组织之间,通过语言或某种手段传播信息而相互发生积极作用的过程.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表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个方面.这种长期稳定的良性互动关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共同的价值理念,二是健全的互信机制,三是恰当的管理模式.只有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才能构建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民族团结,实现“和谐共生”的目标.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策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对社会治理作出的全新谋划。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治理既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又要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共同意愿与利益诉求。要实现这种内在的统一,就需要发动社会力量,让公众参与到多维建构的实践当中,通过全维视野的战略布局与多维构建的实践来共同生成。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创新采用的手段应该主要是调试、优化、改革与民族地区发展这一主题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最终要满足民族地区的社会需求。首先,通过完善现代自治下的法治化治理,将自治和法治相融合,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发挥自治制度的功能和优势;其次,在社会组织进行引导和管理的同时,改变之前社会组织设立门槛高,手续繁的问题,重视对其培育和扶持。培养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调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形成良性协同互建。最后,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在对传统的治理技术进行创新完善的同时,需充分认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利用好科技创新取得的技术突破。通过信息技术,建立网上数据信息平台,交流平台等现代化的联动共治平台。     

乡村振兴视阈下的精细化治理研究——以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为例

当前,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利益与价值取向不断多元化,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精细化的要求。西藏乡村社会精细化治理的网格化推进中,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初步建成,取得了不少实效,但仍存在治理人员能力不足、联户机制不完善、信息技术程度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完善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应充分发挥精细化治理机制的有益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矛盾治理精细化立场,通过网格化治理模式完善西藏乡村社会治理全覆盖、社会服务零距离、村民诉求全响应、法律保障全面化的多元共治治理格局,优化网格化治理的顶层设计,注重网格化管理人员及联户代表的多方培育,健全网格化治理体系中的激励、监督、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