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线法下企业最优碳减排和产品定价决策

基准线法是碳限额与交易制度中免费碳配额分配的常用方法之一,其实施关键是确定碳排放基准值,即企业所处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的平均值。假定有政府和企业两个决策体,政府作为领导者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生产企业作为跟随者以利润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企业碳减排水平和产品定价。通过构建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斯坦伯格博弈模型,探讨基准线法下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设定、企业最优碳减排决策和产品定价策略。研究表明: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的设定与政府碳减排目标、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碳排放量和环境影响正相关,与消费者低碳意识负相关。企业的最优碳减排水平决策和最优定价决策,主要受政府碳排放基准值、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环境影响成本和消费者低碳意识等因素影响。     

碳排放权交易的微观效果及机制研究

自2013年6月起,我国先后在深圳等七个省市实施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利用这一政策的"准自然实验"性质,以及基于2012—2015年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的双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碳减排效果及减排机制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能有效促使企业碳减排,但企业主要是通过减少产量这种短期行为来减少碳排放,而非通过投入减排技术以达到清洁生产来实现长期减排。相关部门可通过将市场碳价维持在有效区间,为企业提供减排技术补贴等措施引导企业减排行为,以促进节能减排的技术投入,实现长期减排效果。     

政府补贴、碳减排目标约束与工业企业低碳策略选择

工业企业是碳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其低碳实践对于实现国家碳减排目标起着重要作用,探究不同类型政策如何影响企业低碳实践能够为制定积极有效的碳减排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以首个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山东省为例,构建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对山东省高耗能上市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规模较大、行业碳排放强度较高、领导伦理型特质较强和具有国有产权特征的四类工业企业对各低碳策略选择的程度普遍较高,且更倾向选择能源低碳化和生产过程低碳化策略,其低碳策略的实施普遍受到政府补贴的支持作用,而与之相对特征的四类工业企业低碳策略选择程度普遍较低,且受到政府补贴作用相对较小;地方政府碳减排目标约束不是影响当前工业企业低碳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其仅对个别低碳策略选择路径存在调节效应。     

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构建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属于一种基于利用市场力量和经济激励的环境政策工具。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机制(JI)和排放贸易机制(ET)三大减排机制各有利弊。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和机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存在缺乏定价权、碳金融市场发展滞后、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和交易市场等问题。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碳排放权尚不具备商品属性;在碳减排的管理上没有形成高效的运行机制;数据收集、配额分配、排放监督测量等基础性工作不健全;企业对温室气体减排、交易均缺乏必要的认识。构建健全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主要策略是大力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采取先自愿后强制、最终实行总量控制的渐进策略;促进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组建非政府性监管机构;加强碳市场的法律制度建设。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的减排效果及其微观机制

采用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港澳台地区及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的减排效果及其微观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相比于未进行试点的区域,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区域的碳减排,降低了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挤出效应、激励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等3种微观机制达到碳减排的效果。基于此,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扩大政策试点范围;培育企业环保和绿色创新新业态,为企业提供技术补助和绿色创新的资金支持;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等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驱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利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设计准自然试验,借助2011-2022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从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两方面考察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与非试点区域相比,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地区内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成效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碳排放权交易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进一步研究显示,在不同城市层级与城市规模条件下,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作用,在中心城市与大中型城市中政策激励效应更显著。有鉴于此,提出持续实现碳市场主体与品种扩容、激发绿色技术创新减排作用、制定差异化激励措施相关建议,为提升企业碳减排成效提供理论参照。     

企业实施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成本负担分析——以欧盟企业为例

碳排放交易机制在促进碳减排的同时,也给不同类型的企业带来了成本负担。欧盟是全球区域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先行者,通过实证研究欧盟企业实施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成本负担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认识碳排放交易机制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为我国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碳排放交易机制和交易市场提供借鉴和启示。     

中国典型城市政府绿色竞争力测评与区域碳减排实证研究

基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构建政府绿色竞争力指数模型,测评2005-2016年21个低碳试点城市政府绿色竞争力。测评显示:目前多数城市政府绿色竞争力较弱,其中,北京、保定等11个城市政府绿色竞争力呈上升态势,上海、重庆等7个城市相对平稳,青岛、镇江、遵义3个城市呈下降趋势。采用系统GMM方法研究政府绿色竞争力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及对其他碳排放影响因素的传递作用。结果显示:提升政府绿色竞争力促进了碳减排方案的实施,城镇化率与能源结构的调整间接地抑制了碳排放;在政府绿色竞争力作用下,东部和中部城市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对碳减排贡献增加,西部城市的人口规模对碳减排贡献降低,中部城市在技术创新对碳减排贡献方面优于东、西部城市。基于此,应在提升政府绿色竞争力、优化财政节能减排支出结构、加快税制改革、完善税收体系、构建政府间协同减排机制、实施新旧动能转换等方面采取措施,以推进城市低碳化转型发展。     

土地流转、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碳排放基于土地流转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土地流转是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大农业变革。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碳排放格局下,土地流转政策被视为推动农业低碳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现有研究指出土地流转已具备提升农业绿色效益的潜力,但并未深入探究土地流转政策实施对农业碳排放产生的影响。基于2007-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土地流转政策实施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及中介路径。研究表明：（1）基于连续型DID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土地流转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具有一定抑制性作用;（2）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农业规模经营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承担部分中介作用,能够有效实现农业减排目标;（3）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地区间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结果存在差异,其中,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的碳减排效果均较为明显,而东部地区缺乏显著减排效应。为此,应持续支持并推广土地流转,进一步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采取不同地方性流转政策满足各地差异化需求。     

企业碳绩效方程式评价方法研究——以我国钢铁企业为例

针对目前国内外碳绩效评价方法缺失的现状,文章依据能源、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提出了碳绩效方程式评价法——CRVC。该评价方法用简明的方程式反映了碳排放与碳减排活动所产生的低碳资源效率、低碳经济效益和低碳环境效益,体现了碳绩效评价促进实现“资源、经济和环境”三赢的目的。运用CRVC法评价首钢、攀钢、包钢、武钢、河北钢铁等5家钢铁企业的碳绩效,发现该方法能较好地反映这5家钢铁企业之间碳减排效果的差异,因而能为钢铁企业识别碳排放源,明确碳减排关键环节提供指导。CRVC所蕴含的基本原理表明,发展循环经济以减少碳资源投入、积极参与碳交易以降低碳成本以及制定碳预算以控制碳排放量等措施有助于有效提高企业的碳绩效,促进企业的低碳转型。     

基于演化博弈分析的水泥企业碳减排决策选择研究

面对日益严格的碳排放管制,企业应该加大减排投资还是直接到碳交易市场购买配额,以实现碳成本最低,碳减排收益最大化？这是每一个高能耗高排放企业都必须面对的决策问题。文章拟建立AB两家水泥企业的碳减排策略的博弈模型,通过对此模型进行演化博弈分析,以发现影响企业低碳减排决策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水泥企业是否选择在生产过程中加大减排投入取决于其单位碳减排成本与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偏好程度和碳价之和的大小比较。因此,要实现低成本减排的目标,水泥企业应积极开展低碳生产技术和减排技术的研发,追踪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碳元素流,针对碳排放量较高的重点生产工艺进行碳减排改造。政府则需要加快推进碳交易市场建设,为企业参与碳交易提供稳定的市场环境。同时加大对低碳产品的宣传,强化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和水泥企业碳减排行动的认可。     

碳税改革的低碳发展效应

中国正面临着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以及能源安全等方面的严峻挑战,而发展低碳经济是应对这些挑战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通过引入碳税、碳排放、碳存量以及人力资本等变量对经典RBC模型进行拓展,基于拓展后的模型模拟分析碳税改革的低碳发展效应。结果显示:从长期效应看,增加碳税收入同时减少资本税和工资税扭曲效应的碳税改革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和降低碳存量,并促使企业提高减排的积极性;从短期效应看,碳税改革不仅能够带来碳排放和碳存量的减少,而且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的机制对产出形成正向影响。由此看来,选择合适碳税改革路径以及恰当运用碳税工具将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当前低碳经济的发展。     

基于熵的区域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研究

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问题是碳交易的基础,也是真正落实国家和地区减排目标的关键。基于信息熵和玻尔兹曼熵,提出一种新的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模型,该模型基于公平、有效和可执行原则,考虑各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发展需求,以行业内企业碳交易成本最低为目标,将区域碳排放总量分配给各个企业。以昆山市张浦镇为例,采用2012年和2013年数据,进行2013年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并与2013年实际碳排放量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 基于信息熵的区域碳排放总量行业间分配,考虑各种影响因素,符合各行业减排责任、能力、潜力和效率;基于玻尔兹曼熵的行业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既符合企业发展需要,同时也奖励了高排放效率企业,惩罚了低排放效率企业,从而有利于促进区域低碳发展。     

刍议碳排放权的会计核算

当前,人类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世界各国积极节能减排,努力实现推进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对碳排放事项进行会计处理并对外披露相关碳会计信息,利用会计手段引导企业注重和开展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国内外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在梳理碳排放权的内涵的基础上,总结了碳排放权会计核算的研究现状,尤其是归纳了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方式,分析了碳排放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进展,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时下国内外碳排放权会计核算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2017年,我国将全面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未来的研究需在碳排放权应被确认为何种企业资产、碳排放权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中国碳交易市场回顾与展望

2017年12月19日,首先纳入发电行业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正式启动,1万吨标煤的准入门槛使全国碳市场几乎涵盖了所有主要火电企业。全国碳市场短期内虽然不会产生明显效果,但长期来看,将通过倒逼发电行业优化结构来促进低碳发展。对中国碳市场建设的相关政策发展及进程进行梳理,分析各个试点碳市场的市场表现及履约情况,通过对其配额和CCER交易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各个试点市场的政策效果,并对全国碳市场的发展进行展望。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国7个试点的碳市场累计完成线上配额交易量逾1.35亿吨,达成交易额逾20亿元,为全国碳市场的建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2017年,7个试点碳市场交易活跃度有所提高,但依然存在大量交易集中于履约期前后的情况。重庆碳市场一改以往低迷的市场表现,交易量和活跃度增加迅速;天津碳市场因全年长时间休市,交易量较低;湖北超过广东成为交易量最大的试点碳市场,交易集中度也为7个试点中最低。2018年是全国碳市场的基础建设期,各试点碳市场将继续并行运行,全国碳市场在实际的配额交易前将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模拟交易。碳市场的机制设计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要真正发挥全国碳市场降低碳减排成本和促进碳排放量下降的作用还需要至少两三年的时间。     

碳减排政策对企业低碳技术研发的激励作用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碳减排政策下企业均衡的理论模型,对企业在实施碳减排政策前,以及实施碳减排政策后不同时期的均衡条件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研究不同政策条件下企业低碳技术研发的差异。结果表明,碳减排政策对企业从事低碳技术研发具有激励作用。作为两种主要的碳减排政策,碳排放交易体系与碳税对企业低碳技术研发的激励效果存在差异,前者的激励作用更大。     

论促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财产权路径——以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为视角

温室气体排放权是在指定时期内排放一定数量温室气体的权利,它也是一项财产权。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分为总量控制型交易与基线和信用型交易两类。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碳减排的成本,还可以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碳汇经济。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推行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既可以引导产业结构向低碳转型,又可以创新海洋经济的发展模式,应选择基线和信用型交易的模式。通过创建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碳汇经济的发展提供平台。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处罚规则与履约风险规制路径

统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后，我国制定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处罚规则和法律责任的规定是预防和规制控排企业因主观意愿拒不履行约定碳减排目标的风险。现行的罚则设计在处罚限度的规定中过于笼统，在权衡法定惩罚标准、违约成本以及履约风险预防水平三者的关系中尚存完善空间。同时，在全国碳市场运行的初期，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与适当的处罚规则形成协同效应，但在现有的制度中并未体现。在履约风险的规制路径中，对于因控排企业责任进行的处罚应当明确执法主体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尺度，从理论上对倍率式罚款数额作为违法利益追缴的限度予以证成，在实施细则的设计中引入阶梯式处罚标准和逾期不缴的加罚规则，对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重点排放企业的履约风险进行有效规制，加快推进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的出台。     

中国碳市场回顾与展望(2022)

截至2021年，全球投入运行的碳市场共覆盖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约16%。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初步建立了全球性碳市场的基本制度框架。2021年7月16日，首批纳入发电行业的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线上交易，截至12月31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1.79亿吨，成交额达76.84亿元，运行较为稳健，价格基本平稳，临近履约期交易活跃度急速攀升。2020年中国试点碳市场受新冠疫情影响，活跃度有所降低，价格整体稳定。2021年试点碳市场的交易量整体有所增加，价格稳中有升，各试点之间的差异仍然较大，其中北京碳市场的成交均价最高、价格波动性最大，广东碳市场的总交易量最多、市场最为活跃。全国碳市场2022年后有望逐步纳入建材和钢铁行业并引入机构投资者，缩减碳配额总量，增加交易产品种类，强化和其他减污降碳政策措施的协同性，发挥规模优势并探索国际化道路，成为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力量。     

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的比较与借鉴

碳排放交易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力措施之一,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国际两大碳排放交易市场(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以其各自独特的运作模式成为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典范。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应在碳排放交易模式、节能配额制度以及惩罚措施等方面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