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涉民族因素网络舆情研究

新媒体是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传播媒体,具有传播主体多样化、传播路径互动化、传播客体个性化的特征.在涉民族因素网络舆情的危机管控中充当着预警员、引导者、过滤器的角色,同时也对涉民族因素网络舆情的管控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涉民族因素网络舆情管控面临着舆论载体分离、引导力度不够、分析不到位的困境.坚持...     

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管理面临的挑战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体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网络成为各种社会舆情生成的最重要载体,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自媒体。网络舆情管理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包括:对日常舆情管理及其有效性带来的挑战、对传统舆情管理方式带来的挑战、对政府社会公信力带来的挑战、对主流价值观与道德观带来的挑战、对社会稳定带来的挑战和对网络信息安全及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挑战。深刻认识并积极应对这些挑战,是各级党政部门必须面对的问题。     

网络社区民族舆情的风险防控

网络是人们工作、生活、学习、娱乐的重要部分,网络社区已成为传播民族话题的重要平台,其中既包含促进民族团结交融的信息传递,又存在着危害民族团结稳定的舆情风险。要通过建立网络民族舆情的属地管理、网络社区民族舆情协调、网络社区民族舆情监控、网络社区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网络社区民族舆情责任追究等机制,不断强化网络社区民族话题的风险防控。     

“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关系何以消解

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民族主义浪潮再度兴起。在民族主义的催生下,多民族国家内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得以强化,相应地可能弱化国家认同,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受到严重威胁。显然,当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的症候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关系。何以消解这一紧张关系?一些民族国家曾经采用过或仍在继续所谓的同化和多元化等策略,前者已经被人民强烈地抵制,后者也凸显出诸多问题。为此,本文尝试基于对民族国家实质的分析,结合考察已有的理论范式的不足,并探究一体化的路径,即通过构建国家民族来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的和谐。     

后真相时代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及治理路径研究

网络舆论是公民对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与社会文明活动的集中反应,所以提高网络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在后真相时代,民族地区的网络舆情呈现出跨域性、隐蔽性、标签化的特征。同时网络舆情具有不确定性,舆情传播方式多样且易受到境外势力的影响和操控,这更增加了治理的难度。因此,在后真相时代,各级政府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新网络舆情引导的理念,加强对舆情参与主体的分类引导,提升网络舆情的技术治理水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网络成为新时代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黏合剂。     

超越“民族—国家”理论：从“国家—民族”理论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民族理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应超越西方式的“民族—国家”理论,从国家与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出发找回“国家”并给予其以民族之上的位置,即从“国家—民族”理论视角去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基础层次的民族关系、上位层次的国家全局、“国家—民族”关系互动下的中国式现代国家发展。同时,“国家—民族”理论并不是西方所言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强调国家利益、国家认同至上,将国家统一、政治一体奉为第一价值同时包容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新国家主义”,这一理念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也对当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

对待中国现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很多学者都言必称“民族—国家”理论。对此,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国家和民族之间包括三种具体关系：民族与民族（民族—民族）的关系、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的关系和国家与民族（国家—民族）的关系。就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而言,在探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中,我们需要找回“国家”,并在民族理论中给予“国家”居于民族之上的位置。我们认为,在“国家—民族”自上而下关系框架下,国家的角色处于主导地位,而民族则是从属于国家。中央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本位”的“分级管理”“属地管理”和“分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来实现的。     

论民族、民族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以中国本土学术话语中的“民族”为中心

中国本土学术话语中的“民族”概念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古代“族”的概念以及“族类”观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群体分类体系.近代“民族”的使用始于西方术语翻译和汉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明显受到西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长期在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围绕民族译名及民族形成问题出现过几次论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民族概念的讨论日益朝解构和多元反思的方向发展.综而观之,中国本土民族概念的传统导源于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强大的包容性使其逐渐形成了内涵丰富、外延宽泛、使用灵活的独特话语体系.目前学界对民族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使用不够规范,建议把民族国家作为特指性概念专门指称西欧早期民族国家,而把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泛指性概念,用来指称所有时期和类型的民族国家.     

“失败国家”与民族冲突

"失败国家"是个敏感的西方政治术语,指代运营困窘惨淡的国家。"失败国家"常伴有民族冲突滋生。"失败国家"与民族冲突之间的内在逻辑表现为统和权威乏力与族际政治动荡相伴、资源匮乏引致族际争夺、认同差异导致族际关系断裂。"失败国家"难以抑制民族冲突,民族冲突发过来又常常导致国家更加失败。     

政治属性是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涵——评民族“去政治化”与“文化化”

民族的核心内涵是政治属性.民族有多种存在形式,民族与国家同质是短暂的现象."去政治化"即"去民族",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新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新.中国未来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向是建构完全的公民国家,而不是"创造"一个与国家同质的"大民族".     

“民族文化自治”视域中的“民族-国家”批判及其意义

当前民族-国家理论正在成为某些国家瓦解和分裂其他国家的有效工具,对此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在其所阐发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中,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本质上批判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阶级性、历史性以及区域性,从而为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尽管这一理论由于没有意识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来临,从而在奥匈帝国遭到了失败,但是它为人们解决民族问题和审视民族国家模式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正是在这一视域中,才能透视西方民族国家内涵和其背后分裂其他国家的真实动机。     

增进“国家民族”认同：法国的经验与启示

文章着眼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民族理论研究新命题,以国际比较视野探讨了增进“国家民族”认同的法国经验,系统分析阐释了法国的民族问题、民族政策与成效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的民族政治学考察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在学界引发了广泛争议,如何正确认识第二代民族政策说,并对其存在的问题展开深入剖析,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国家政治合法性、国家形态的民族政治体系以及国家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入手对第二代民族政策存在的问题展开了初步阐述,以此正本清源。     

“交往行为理论”语境下的“民族”概念

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被公认为批判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于1981年发表的《交往行为理论》     

“民族牌”背后的理论透析

民族与国家的复杂关系决定了民族问题是影响当今世界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重要筹码.制造和激化民族问题,在国家事务和国际关系中打"民族牌"悄然成为了一些国家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偏爱手段,脆弱性理论、现实主义理论、民族纽带和族群政治竞争理论解析了"民族牌"功用的产生规律,了解这些理论无疑能够有助于深刻理解"民族牌"的目的和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