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族群－民族”二元框架：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启示

“文化多元”和“政治一体”之间的逻辑张力被认为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要挑战。多元化和社会团结之间的矛盾贯穿着民族国家建构的普遍过程。作为对国族认同危机的回应,文化－政治二元论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西方民族认同研究,构建了一套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在该话语体系中,民族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定地理范围内具有政治意涵的共同体,而族群是由血缘和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界定的人群。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重合,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和稳定性;族群却被认为可能给民族认同的稳定性带来挑战。发端于“文化转向”的边界建构范式和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认同情境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代性话语。在边界建构范式中,民族和族群认同同属一个分析范畴,本质上都是自我和他者间边界塑造的社会过程,是通过意义赋予实现的。身份认同建构既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又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限制。认同情境论的主张是,身份认同的构建受到不同情境的制约。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有助于我们跳出现代性话语框架下的政治/民族－文化/族群的二元论,对我们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征有启发意义。     

符号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之维

人是天生的符号动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从经济发展和制度建构等实体路径入手,还需要关注较为抽象的符号路径。符号是意义的载体,是情感的纽带,在推动“多民族”走向“共同体”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在象征维度上,中华民族通过符号共同体的构建,各民族基于集体想象和情感共鸣,可以生成和巩固彼此间强烈的“在一起”和“离不开”的意识。根据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和政治面向将其符号体系分为“文化符号”与“政治符号”。象征符号能够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目标的核心机制在于：共同的象征符号通过唤醒集体历史记忆,强化“我们”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进而铸牢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阶逻辑——兼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演绎中逐步形成,其发展历程大致经由族群共同体与地域共同体、血缘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及政治共同体等五环节三阶段复合而成。秦汉以来,这五种共同体基本上和合为一,延续至今。在南北分裂时段,强势地域共同体会打破中央性、统一性,成为地方政权或地方割据势力。部分族群共同体会入主中原,成立全国性少数族群主导的政权。然而,基于心悦诚服的文化认同与基于分配正义的政治认同,始终是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体性的坚强基点,是我们当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的历史根基与思想根基。     

新时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生成过程与建构路径

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新时代如何建构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这是中国政府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根据认同心理过程，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历经个体自我认同、内群体认同和共同内群体认同，个体自我认同是其基础，内群体认同是其纽带，共同内群体认同是其范畴表征。因此，通过社会化实现海外侨胞自我认同从自我到共同体的由内到外建构，通过中国政府自上而下国家意志的社会传导，实现其从共同体到自我的由外至内建构，解决“我是谁”问题；构建多重互动网络，以个体间朋友(亲友、同乡等)角色互动为基础，获得内群体身份(民族身份),促进其内群体认同，解决“我和谁一样”“我和谁一起”的问题；以跨群体、跨地域互动为基础，促进其共同内群体感知相似性，建构共同内群体身份(中华民族身份),最终建构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解决“我为什么要支持现存政治秩序”问题。     

跨境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本叙事——基于滇缅边境龙安村景颇族家谱的解读

家谱是族群共同体社会记忆的集体叙事。近十来年,随着跨境民族“家-国”命运共同体意识逐渐增强,滇缅边境的景颇族开始了家谱修编。龙安村已印制的孔、刀、刘三大姓氏的家谱都将溯本同源和共有家园作为叙事策略,凸显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体现了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基础的族群身份建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家谱不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定版”的文化表征,而且激发了跨境民族自觉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源动力,呈现出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建构实践逻辑。立足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研究边疆跨境民族家谱现象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智能算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的再构研究

网络平台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政治传播的一个向度,全新场景下的用户与传统概念上的受众截然不同,各民族的“人”本身发生了进化、异化、云化,传播模式也由此产生了本质性位移,诸种变化和位移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和土壤。智能算法在信息推送、议程设置、于传统政治传播权力消解层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场景进行解构与变革,使得算法日益成为引导政治传播规则、资本营销模式的重要且核心元素,而传播的算法化也需围绕网络共同体的重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再构层面进一步实现碎片场景、消费场景、仪式场景的融通,以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实效。智能算法时代的网络空间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再构的重要意义在于族群边界重建、族群集体记忆重构,甚至族群认同重塑的可能性,为政治传播主体和各民族网民提供了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场景,提供了“自上而下”与“由下而上”共同书写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可能。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哀牢内属研究

探索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和路径研究已成为学界较为经典的研究命题。横断山区作为最为古老的民族走廊、文化通道，生活其间的各民族融入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程，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开发祖国锦绣河山、携手创造中华优秀文化的历程，也是中华民族追求共生共融共长、和睦和谐和平发展的历程。哀牢内属千古盛事，流传至今不绝于史书，永昌盛名驰名中外，畅达南方丝绸之路。秦汉经营西南始为求道，后得一统，在“中原”与“西南”圈层互动融合影响之下，哀牢因文化认同求得内属积极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典型的征候意义。从史籍脉络和神话隐喻中纵横梳理哀牢内属寻求中华民族认同的历程，解密哀牢内属的过程、策略、阶段和状态，并以此为着力点探析横断山区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经验，希冀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区域发展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的审视与思考。     

社会记忆:民族文学作为族群叙事文本--以瑶族创世古歌《密洛陀》的族群认同功能为例

在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认同”(identity)研究成了近几十年来最“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认同理论”在很短的时间内广泛地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所借鉴和应用,批评理论也不例外。民族文学作为族群认同的一个文化栽体,为族群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基础,诸如归属感、表达记忆的文本和认同共同的祖先等等。瑶族创世古歌《密洛陀》,包含有“一个族群的自我认同的多要素”,它同时对布努瑶族群、族群历史、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进行了建构和解释,并将族群、族群历史、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聚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断强化着族群中族民的认同和归属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逻辑理路、价值属性及路径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一项系统而庞大的工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基于“大一统”的统一政治逻辑基础、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逻辑基础、共建共拓的共生空间逻辑基础,以及现代国家宪法法治逻辑基础,奠定了中华民族稳定的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及法治共同体,共同指向最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审视和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实体、认同意识和利益凝聚的意义属性和价值诠释,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经济发展为物质基础、法治保障为合法支撑、文化教育为涵化起点和社会治理为协调指引,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     

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寻绎与建构

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寻绎与建构,需要将多民族文学的发生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从多民族历史文化发生发展乃至多民族文学关系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寻绎中华民族文化圈的内涵、流变以及与多民族文化元素或隐或现的亲缘关系,揭示不同地域与族群的文学是如何构成多元共生、互动循环的有机生态系统。在民族的迁徙、流转、繁盛、沉没,文化的起源、传播、转轨、融通和发达中,彼此交流相互融通,提炼和阐发其中包含的多元一体、纵深多层的共同体诗学。有助于我们从立体的多维角度充分认识多样的地域历史文化特色,发掘和彰显已与群、一与多、个性与共性、地方与国家、民族与世界之间相互接纳和相互反馈的因果关系,在不断融通不断塑造不断建构的过程中,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建构,实现“民族文化叙事”与“共同体叙事”的平衡与统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伟大价值的四维审视

从理论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内生动力；是增强族际互动与提升国家认同的重要推力；是保障中华民族绵延数千载的重要凝聚力。从现实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国家统一与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是实现民族团结与提升政治认同的根本纽带；是凝聚民族力量与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源泉。从世界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如何更好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中国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     

百年来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逻辑与铸牢路径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十九大写进党章的重大决策,是党和国家与时俱进的政策创新,并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众多根据。而在这众多根据的背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在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百年以来的各个阶段,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策利益与政策认识的互动的逻辑:横向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政策利益的物理空间与政策认识的思维空间的辩证统一,纵向表现为政策利益与政策认识为一致的自生、共生至同生的交叉并存的历史特征与趋势。这种历史特征与趋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反右扩大化和文革、社会主义建设等时期得以逐步完善,并发展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民族政策新战略。为实现民族政策新战略,应从人民本位上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从政治团结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联结,从经济合作上健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互动,从文化交融上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实现。     

十六国北魏重“故事”现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发展

通过对周汉魏晋“故事”的效法进行政权构建,是十六国北魏统治者施政中的一项重要策略。中华“故事”成为其制度建设的范例、决策制定的依据、凸显政权合法性的思想资源。在十六国北魏君臣的言辞与施政中,相关制度惯例被广泛选择和普遍运用,这既是其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中孕育发展的体现。对十六国北魏重“故事”现象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经验开展研究,可有助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政治多元化与港澳台族群的和平跨居--全球化背景下的华南经济圈研究之三

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历史性的力量,族群的政治认同因此具有层次性。香港、澳门回归前后,当地族群的国家认同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他们国籍选择上,国籍选定成为港澳居民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重要标志。尽管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族属认同的边界有所相同,但在国家整体利益高于族群个人利益的情况下,三者的关系又比较紧密。在香港、澳门《基本法》及“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原则下,香港人和澳门人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趋于合一。海峡两岸目前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在国家的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前提下,两岸的政治对话应该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国家认同”。在“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框架内,台湾族群可以与港澳地区在相似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也可以与大陆人民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港澳台三地之间的族群“和平跨居”,“跨越”的是“国家认同”(中国)下的不同行政地域边界;港澳台与大陆之间的“和平跨居”,“跨越”的是不同的行政地域边界和社会制度边界;而港澳台地区国内族群与国外族群的“和平跨居”,“跨越”的则是不同的国家疆界。港澳台地区的族群的“和平跨居”,将在全球经济交往和族群关系互动中得以实现。     

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阐释和内在逻辑

以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厘清旅游和民族三交的关系层次对旅游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理论交互范畴的拓展价值。旅游和民族三交之间存在特定的关系内涵、关系逻辑和关系形态,旅游者异地构建“族际互动”促发多元主体身心发展和族际团结进步是其关系内涵;核心吸引、过程推进、场域支撑和人本理性构成多层次关系互动逻辑;族际主体间围绕族群文化和族际共有文化构建起旅游业态和日常民族三交的符号交互系统。文章据此提出了旅游与民族三交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具体路径,以期为旅游促进民族三交提供借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与定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鲜明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认清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期、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担当的大局大势,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优秀文化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优势,以“中华民族一家亲”立标,以“两个共同”筑梦,以“三个离不开”聚力,以“四个自信”强基,以“五个认同”凝心,形成常态长效的发展定势。     

向心的凝聚: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作为“边缘族群”与“华夏中心”良性互动的典型,容美土司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经验至今为后人赞赏与称道.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根基、身份认同是核心、政治认同是表征,三者表现出统一性与矛盾性的变化;在土司与王朝的良性互动中,容美土司实现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族群发展与文化繁荣,为国家稳定与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与铸牢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经济生产活动、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的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涉及经济交往、政治认同、文化交融的心理活动过程。其核心要义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自强意识与使命意识;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共有精神家园的自豪意识与守护意识;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的政治意识;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自尊意识与责任意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认同的共同体意识。     

土司制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初探

元明清时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自在”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并为中华民族“自觉”共同体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国家权力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实现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大一统”。西南土司地区各族民众在共同拓展中华疆域、共同发展祖国经济、共同推动社会发展、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文中简称“四个共同”)的过程中,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土司制度推动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共同体向“自觉”共同体的转变,加速了西南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历史进程。     

互动仪式理论视域下青年群体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

我国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具有自我身份意识、集体行动身份意识以及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身份意识,各类身份意识是网络群体互动的核心要义。互动仪式理论与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定的耦合性,它表现为网络空间互动仪式主要以国家情境性事件为媒介,通过触发情感转向激发青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空间互动仪式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其演进、传播的一般性生成机制。在实际案例中,一般性生成机制能解释“国家建构型”“亚文化群体型”和“国家突发型”三种常见事件类型。但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面临一些挑战,需要通过常态化的网络互动引导、理性认知的情感动员与制度规约,以及统一化的身份符号建构等路径予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