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及其防范机制研究

西南民族地区是传统集中连片贫困区域,后脱贫时代的脱贫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仍然面临严峻挑战。脆弱的农户生计资本、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未形成规模优势的农业生产、反复无常的疫情风险等,给巩固脱贫成果和全面乡村振兴带来挑战,西南民族地区的规模性返贫风险依然存在。与个体农户的家庭突发风险不同,规模性返贫风险具有涉及人口数量大、覆盖地区广、发生机率高、溢出风险多元及难以防范等特征。民族地区的规模性返贫风险必须以预防为主,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注重扶贫治理的长效机制。规模性返贫风险防范首要积极建立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其次应依托乡村数字化治理平台进行新脱贫人口的返贫预警系统;另外还需在民族地区建构托底发展型的社会政策体系,保障民族地区民生事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最后应建立上下联动的民族共同体发展格局,提升民族地区韧性发展集体规模优势。     

加快民族乡村振兴的路径探析

<正>民族要复兴,乡村必须振兴。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总要求。2018年中央印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确立了2020年、2035年、2050年三个节点目标任务。民族乡村振兴,发展是关键,这是各族群众的共同愿望。湖北省十堰市有1个民族乡、8个民族村,大都在远离城区的偏僻之地,经济基础薄弱。近年来,在精准脱贫的强力政策推动下,民族乡村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目标。然而,经济薄弱的现实仍未彻底改变,脱贫成果需要持续巩固,要在继续保持精准脱贫政策力度不减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政策措施,完善帮扶机制,抓住国家新一轮对民族乡村振兴的综合性叠加政策机遇,继续奋斗,全面实现民族乡村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推进民族乡村全面高质量发展。     

乡村空间的有效衔接——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

村落作为乡村振兴的基本空间单元,直接关系着脱贫攻坚的巩固和拓展。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民族地区出现了村落萎缩、组织体系崩溃、价值体系扭曲、内生动力与脱贫稳定性不足等问题。脱贫攻坚具有的乡村空间内涵以及与乡村空间的潜在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基于空间研究视角解构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脱贫攻坚面临的问题,有利于改善和提升脱贫攻坚效能。以提升内生动力为中心和多层协同自主治理是新时期脱贫攻坚与乡村空间关系优化的基本路径。乡村振兴的实现应基于乡村空间整体的综合考虑与整合推进,建立包括家庭、学校、社区内公共机构等参与的乡村振兴学习共同体,促进乡村空间多功能协同转型,显示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之全新的空间维度。     

脱贫地区公共图书馆持续助力乡村振兴的思考与策略研究——以四川凉山地区为例

为巩固国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推进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笔者通过问卷调查、调查走访、电话访谈等方式,调查了凉山州脱贫地区群众文化生活现状,分析了脱贫地区公共图书馆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并由此提出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提升策略：大力进行阅读推广、建设公共数字文化乡村振兴平台、发掘地方特色产业文化、推进总分馆制、加强人才培训等。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法治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探析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各民族的权利,也是各民族的义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认同的物质文化基础,为之提供法治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破解民族问题、推动各民族地区从“自我意识”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法治建设。《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有利于规范、强化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巩固精准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间的法治关系、法律维度与建设进路。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地方性实践——以东乡县布楞沟村为例

文章从基层实践入手,以民族自治地方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布楞沟村为个案,考察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有效衔接的现状。在总结其"内连外搭、融合推进"衔接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民族地区实现两大战略有效衔接,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坚持农村农民主体地位,创新性转化乡土文化潜能,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战略衔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从后脱贫时代向全面乡村振兴阶段的平稳过渡。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西哲里木镇为例

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对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意义重大。以农牧区为考察地点，采用质性研究法，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县的西哲里木镇的衔接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探讨了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衔接点与突破口。结合脱贫攻坚成效分析，西哲里木镇两大战略衔接存在动态管理不严谨，督查考核不细致；就业帮扶不明显，培训流于形式化；特色产业不显著，信贷投放不明确；乡风习俗不文明，村容村貌有待提升等问题。因此，为统筹应对以上的难点问题，提出建立脱贫联动机制，提升组织效能；支持稳岗拓展就业，组织技能培训；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抓好信贷投放；推动乡村移风易俗，保障基础设施等对策建议来提升农牧区的现代化建设，改善农牧区的生活环境。     

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赋能乡村振兴：作用机理与发展策略

依托中越边境地区的资源优势，加快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是助力沿边地区文化和旅游产业共同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旅游发展能够通过绿水青山、产业融合、文化传承、社区参与、增收就业等优势推进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乡村的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使其建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美丽乡村。在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需要采取强化规划引领、提供政策保障，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打造系列特色旅游品牌，创新旅游发展模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区域旅游发展、深化协同合作等强有力的策略。     

推进各民族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共进路径

党的二十大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征程上,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推动民族地区同步实现现代化,必须牢牢抓住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一方面应通过坚持思想文化引领、拓宽宣传教育渠道、营造浓郁氛围、借力传统文化、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活动等措施,引导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牢实现各民族共同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要通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以生态优先的产业结构调整、深化改革创新、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措施加快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群体传播视阈下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全面规划相关工作,体现国家向基层放权赋能、推动社会治理向基层下沉、夯实国家治理根基的决心。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国家治理基础、国家安全与乡村振兴,理应创新思路落实该文件精神。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为社会的流动性亟需流动性治理路径与机制,从而保障党的指引与部署“最后一公里”在民族地区基层落地。移动空间群体传播调适,赋权给普通民众,为底层主体表达与情绪、情感释放提供了路径,对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影响巨大。群体传播的底层表达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民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在线特性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话语方式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商性高度一致。民族地区基层社会要善用群体传播,识别社会心态,洞察与回应社会关切,化解社会矛盾;挖掘地方性知识,转换为社会治理资源;改变社会粘合地带,重塑共同体,为社会合意达成提供了空间,重建社会治理基础;形成互动共治格局,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乡村振兴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在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历史节点,积极探索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和政策需求,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入手,结合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实际,需要优化要素源配置、创新推动与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实现产业兴旺;生态环境修复与绿色发展相融合,实现生态宜居;加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乡贤文化建设,实现乡风文明;民主自治、基层法治和社会德治融合发展,实现治理有效;提升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生活富裕。     

赋权视角下社会组织承接民族地区乡村扶贫研究

在乡村扶贫进入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治理,社会组织将继续深度参与民族地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民族地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具有脆弱性、动态性的特征,需要激发贫困主体的内生动力和社会组织的深度参与。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在对象、目标、内在逻辑方面与赋权理论拥有高度的一致性。运用赋权理论,通过实施自我赋权、个体赋权、组织赋权、社区赋权,探索社会组织承接民族地区乡村扶贫的路径,提升民族地区乡村相对贫困治理效能,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发展。     

多维视角下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的表征、缘由及对策

我国实现全面脱贫后,推动巩固全面脱贫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接续发展是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而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风险则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一直以来,民族地区都是我国组成部分的关键点和薄弱点,也是规模性返贫风险的易发地区。基于多维视角,发现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呈现出区域性、群体性、联动性等特征,从生态性、政策性、发展性等因素深度剖析其发生缘由,进而从相应角度提出创新民族地区生态扶贫方式、完善民族地区返贫风险治理政策体系框架、建构民族地区新内生发展模式等针对性对策,以防止民族地区发生规模性返贫风险。     

政策代理“责任到人”与农业生产“组织起来”——农牧交错地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动力机制研究

仅仅依靠农民的内生动力和主体性,很难解决小农户横向合作、一二三产业各个环节纵向衔接等困扰农民致富的难题。脱贫攻坚政策代理“责任到人”,下沉到基层,将国家政策红利变现,推动了一个又一个农民组合,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产业组合,这才是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通过脱贫攻坚的实践,继续深化国家体制改革,锻造、选拔出一批既具备行政职业素养,又谙熟基层社会实际的行政队伍,是乡村振兴衔接全面脱贫的动力机制的基础。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基层党组织载体效能探析——以西藏边坝县嘎村为例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基层组织维护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团结稳定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基层社会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领导力量和组织保障力量。以基层党组织为载体,发挥其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的载体效能,通过加强党的领导、筑牢法治保障基础和坚持人民至上,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贯彻落实于基层,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热情,是促进基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     

从脱贫到振兴：民族地区人口内生动力的理论缺口与研究

个体内生动力归根到底是人格动力的议题。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接续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使民族地区人口自身具备持续向上提升的内生动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需要和认知两个视角来厘清西方的动机理论,发现其深具西欧与北美白人社会的文化价值与色彩,这些理论与中华民族地区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接口悖论”。故而民族地区扶贫与振兴语境下的“内生动力”,有别于西方心理学语境中自我决定理论所指的“内在动机”,它是一个中国化的心理学概念。从科学哲学的视角来看,若要为民族地区脱贫与乡村振兴提供有效的心理学理论,采用行动研究来构建民族性或地方性知识不失为一条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安置社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

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治理创新,不仅需要帮助安置群众实现“安身”,更要促进他们“安心”,以“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本文通过对中西方传统身心一体哲学思想的理论探讨和整体性治理理论在基层的实践探索,从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与功能出发,提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应根据安置群众的发展与适应需求,整合党政部门资源、干群治理潜力和区域内外专业力量,形成“协调-整合-互嵌”的整体性治理机制,在培育安置群众积极向上社会心态同时,实现共同体的目标参与。最后,基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经验和“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构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可从强化政策供给、健全社区组织体系、推动由心而治及激发内生动力层面开展治理创新,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振兴发展探索可推广的治理路径。     

乡村旅游产业振兴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对河北省三个民族乡镇的民族志考察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共享发展成果是乡村旅游产业振兴的重要保障。在实践层面上,地方政府、旅游开发公司、当地居民、民间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因各自在乡村旅游产业振兴中追求的主要利益不尽相同而采取不同的手段。对河北省两个民族自治县的三个民族乡镇的研究表明,促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旅游产业振兴,提升多元主体对乡村旅游产业振兴事务的治理效能,关键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规约各方参与行为的同时兼顾其正当利益。     

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与边境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来自广西边境八县（市、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根本上摆脱乡村文化治理能力不足，帮助农村脱贫人口实现从经济脱贫到文化脱贫，从物质脱贫到精神脱贫，是新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对2016～2021年广西边境8个县（市、区）精神文明程度调研结果表明，广西边境地区普通话普及率和普及质量的提升对精神文明建设及其各维度测度指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质量推广普及是提升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增强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支撑。着力发挥普通话的文化效应，以推普助力农民“精神脱贫”，是新时代推进传统乡村文明向现代乡村文明转变，实现共同富裕，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解读 未来五年，我们这样干！

<正>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