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语与吴国青铜器铭文释"吴"

"吴"吴语读"ng","鱼"吴语亦读"ng",两者同音;国语"吴"读"wu","鱼"读"yu",发音迥异。吴国传世最早的青铜钟记载称"工",写作"■■",吴王阖闾、夫差剑称"工吾",写作"■■",吴国青铜镜又简称"吴",写作"■";"吾"早期金文写作"■","后省略为"■",《说文》释为第一人称,我释为捕鱼之"帆船",由此释"■"为"大舟"。史载吴国有"余皇大舟",实为"吴王大舟",是为吴国旗舰。     

论吴歌的地域特色

吴歌之"吴"应当指"吴语地域",大致是现在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地区,浙江的湖州地区和嘉兴地区的一部分,以及上海地区,即原江苏的松江地区.吴方言对吴歌有着直接的影响,是吴歌地域特色的重要体现.吴歌在旋律上,以五声音阶级进为主;音域不宽,旋律起伏不大,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源于水乡的吴歌,自然以水乡生活作为歌唱对象,许多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由此进入吴歌.     

大吴文化研究纵横谈

大吴文化是一种广义的地域文化 ,即从古到今 ,吴地人民所创造的一切文化的总汇。吴地地域的界定 ,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吴地地域的界定应以历史政区和吴语分布区为依据。从大吴文化视角出发 ,可将吴文化视为一种丰富的知识性的资源 ,人们可纵横结合 ,从人类社会的多个层面予以研究、开发和利用。在长期的发展中 ,吴文化形成了先吴文化、吴国文化、吴地文化三个时期。吴文化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其中主要有依托水 ;融合古今 ,汇通中西 ;后来居上 ,敢为天下先等     

《诗经》"二南"与巴楚文学传统

《诗经》《周易》《尚书》《楚辞》等开创了中国文学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从一开始就孕育和包蕴了宫庭文学和民间文学、地域文学和民族文学的诞因.虽然《 风》《雅》《颂 》《南》被视为按音乐来分类,但其中却明显隐含了宫庭文学和民间文学 、地域和民族文学分野的诱因.特别是"二南"所表现的对南方民族文化的透视和描写,极好地体现了地域文学的抒写范式,即由地域特征所表现的异质性表象与同质性精神抒写.《诗经》"二南"被列于"风"之始,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具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二南"非以国为类,而是以地域性特征作为分类的依据,其与南方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它不但是南方各民族文化的早期记录,更是中国地域文学和民族文学创作的开端.     

矛盾、空间与解脱:论明中期吴中文人的仕隐困境

:明中期吴中文人在仕与隐、进与退之间的反复踟蹰、徘徊,构成了他们主要的人生困境.表现为他们对科举既执着又批判、既不放弃又不力务,对仕途既不断求取而又浅尝辄止.其矛盾心态之成因,主要在于文化观念等内部因素.关注个体生命、崇尚审美、感性而疏离政治的吴中地域文化性格,以批判科举时文为基点的古文辞好尚,成为了他们进取的阻力.吴...     

略述儒学之"体"与"用"

孔门训勉学者,为学固须博学、慎思.究明学术之"体"外,尤当体现其"成德达材"之"用",进而,发挥其"经世济民"之功.是以,宋初胡安定先生倡"明体达用"之说.明末李二曲先生承胡氏之意,而谓:"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儒学不仅体大而思精,本末分明.其"务本尚德"之教化,旨在引领世人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之道,明白而可行.儒家大道,亦广为后世运用,发挥于政治、教育、艺文、工商管理等方面.儒学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与学术之主流核心,亦成为历史最悠久、影响层面最为广阔之学术思想.且直接影响于周边诸多国家,而形成所谓"儒家文化生活圈",更随华人之侨徙,而远播于世界各地.故而除论析儒学之"体"与"用"之大端,呼吁儒学同好,为学除当究明其"体"外,尤须体现、恢宏儒学之大"用",以成就"经世济民"之功.     

从"风"到风俗--论"风"的文化化历程与先秦音乐"移风易俗"政策之酝酿

从"风"到风俗的意涵演进体现为如下文化化历程商周及春秋早期,"风"被神化并呈现出自然律与文化化相结合的特色;春秋早期到中后期,"风"渐次出现牝牡相诱、风气、采集、民间音乐等义项,展现出文化化的群体品格;春秋后期至末期,官方将先王之乐的风教作用与群体文化直接相连,提出"天子省风以作乐",风俗之义最终脱离民间音乐,具有了意识形态品格.这一历程启发荀子首倡"移风易俗"命题,显示了先秦官方文化政策的形成背景.     

皎然"格高"说刍议

皎然"格高"说是古代诗论"格调"说的重要一家.皎然不以气骨之力为格高,他的倾向清雅高逸闲旷,还包含识度高明的意思.这种"格高"说和王昌龄<诗格>以意阔心远,气骨天纵为格高明显不同.皎然这种思想倾向对一些诗家的评价可能多少带有一点家族观念.可能还受到吴中地域文化的影响,但是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当时士风和诗风的变化,有的可能带有某种理想化的成份.     

论六朝时期"遒"作为文艺批评概念的四种意义

六朝文艺批评中的"遒",不能一概解释为"劲健"."遒"概念在文艺批评中的流行,是受到当时士族品评人物的影响.士族以"遒"品评人物,乃其本义"急迫"的引申,但这种引申因为门阀士族的好尚趣味,其重点不在生命力强度的刚健雄劲,而在其精神向度的高蹈远扬.这种用法进入到文学批评,"遒"在"劲健"义之外,又有"卓拔"义,后者应用尤为广泛,因其最能代表魏晋名士风度,故又引申出"美好"之义.三义可单独使用,有时不能兼容,但因其都根于"急迫"之本义,表征艺术家生命力在作品中的流动贯通,故又经常纠缠结合在一起使用.除此之外,由"遒"本有的"终"义又引申出一种特别的用法,即表示作家风格之大成,不与前三义相混.六朝以后名士风流渐次沦歇,"遒"之四义在隋唐虽然还有沿用,但最终只有"劲健"义保留下来,如以此一义反观六朝文艺批评,则扞格难通处自不在少.理清六朝时期"遒"的这四种含义,有助于我们对当时文艺批评中"遒"的真实理论内涵、其实际批评的具体作家作品风格、与"遒"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如风骨等,作出更准确的理解与把握.     

再论嘉祐"太学体"与"古文"的关系

欧阳修嘉祐二年排抑"太学体"的对象究竟是指古文,还是骈俪的时文,需要从欧阳修排抑"太学体"时不顾科场旧制,执意以论"大纰缪"黜落刘几,同时又以苏轼论之特出破例擢拔等事件中来分析.欧阳修排抑"太学体"的目的在于提升论、策即古文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并通过对刘几的打压与对苏轼的扶植两种不同的方式显示其对古文写作之"非"与"是"的认定.对皇祐五年进士群体中"求奇"趋向及郑獬曲折中举事件的分析,则进一步显示嘉祐"太学体"之"怪谲"已发源于皇祐年间的进士程文当中,而非刘几个人骤然为之.     

"苗疆边墙"与凤凰民族文化景观分区

湖南历史文化名城凤凰已成为国内著名的文化旅游区,从其景观文脉来看,多元民族融合文化为其特色,且"苗疆边墙"在其文化景观的形成和分异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苗疆边墙"为线索,研究凤凰民族文化景观的形成和地域分异,为有效地整合凤凰文化旅游资源和合理地设计其旅游地形象提供必要的文化背景.     

唐诗中的吴体诗刍议

吴体诗是带有明显吴中地域特色的诗歌体式,又与梁吴均体有一脉相承之关系。形式上主要是拗体七律;声韵上常平仄不遵格律,形成拗口屈曲的特点;音节上激越浏亮与吴声俗曲类似,语言颇近俚俗,风格峭拔劲健。吴体诗是唐代诗歌受江南文化影响的产物。     

金庸武侠小说与地域文化现代性构建——兼谈地域文学在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应对策略

20世纪80年代以降,金庸武侠小说的风行,直接促成了其在大陆文学史地位的直线上升,引发了学界旷日持久的关注和争论.事实上,金庸作品内含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是文学史的,同时也是地域文化的.它深深地打上了与之具有血脉关联的吴越文化特质,又极富意味地吸纳了与所居地香港相谐的异质文化资源,形成了既地域又超地域、既同构又异质的双重观照视角."金庸经验"为地域文化现代性构建提供了有益启示,提醒写作者有必要开放思维视野,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对其相关乃至相异的各种地域文化进行整合或融合,使地域文学写作跳出现有的徘徊不前的境地,实现质的突破.     

汉末河汾名士风气的演化与“林宗巾”效应

河汾文化是隋唐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将其源头追溯至汉末魏初,探讨其时河汾文化的形态,其中又以名士为考察中心.认为名士经由汉到魏,由汉代以经术、道德为依据转向汉魏之交的尚侠义、尚谋略等标准.其中构成河汾文化形态的太原郡更能反映此时期的变化,太原郡士人郭林宗倡导了此时期的人物评议之风,不单是汉末名土的代表,也更好地呈现出了河汾地域文化的形态特征.     

吴文化当代精神的诗性阐释——以范小青三部小说近作为参照

对于吴文化这样一种既具有丰富传统内涵又在当代呈现出鲜活时代气息的地域文化类型进行研究,充满诗性气质且关注当下的苏州女作家范小青的创作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当代吴文化继承了传统吴文化的优良基因并有所创新,其智性的写实精神、悲悯的包容精神和韧性的进取精神等吴文化的当代精神在范小青近作中得到了诗性的阐释.     

鲁迅·"绍兴师爷"·越文化

当年陈源技穷,以"绍兴师爷"对鲁迅作人身攻击.上世纪80年代后,多有学者论及此事,然持论与陈源相似,鲁迅研究由此呈现了一个怪圈跨越了两个世纪,关于鲁迅与绍兴师爷之话题,我们最终还是回到了陈源那里.文章认为,鲁迅与绍兴师爷有着质的不同,不能混淆.但在思维方式、文字表达,乃至某些性格表征上,又确有相似之处,其原因并非是鲁迅"继承"了绍兴师爷的传统,而是因为他们都植根于同一地域文化的土壤之中,越文化的某些"基因",决定了二者之间有某些共通的文化表征.     

从"芳心花梦"的名士风流到"香草美人"的隐喻寄托--论陈子龙词的审美意趣

探讨了陈子龙词的审美意趣.陈子龙有两个词集:一是<江蓠槛>,一是<湘真阁存稿>.<江蓠槛>写于青年时代,主要歌唱的是春天和爱情,凸现其名士风流,间有英雄迟暮之感.<湘真阁存稿>乃是明清易代之后的作品,自觉运用了"香草美人"的手法,春情绮思中寄托着亡国之恨.从<江蓠槛>到<湘真阁存稿>,一以贯之的是风流婉丽的风格,但后者的审美意趣又有若干演进和突破,词蕴更为绵邈凄恻,包含更丰富的隐喻潜能.     

鲁迅"师爷气"的魏晋探源

鲁迅的文章思深力遒、酣畅淋漓、纵横千古、形式活泼,而其好立异说与"善骂"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以"尖锐锋利之目光"和"精密深刻的头脑"著称的"师爷气".鲁迅在魏晋士人特别是嵇康身上汲取文化素养,这一主动性选择激活了其与生俱来的地域文化基因中的"师爷气",最终形成以冷峻、缜密、犀利、深遂著称的文风.鲁迅"师爷气"的形成是其与当时黑暗现实抗争的外在表现,更是其内心世界中对独立精神追求的体现.     

论地域文化中的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以苏南地区吴文化为例

地域文化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对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素质教育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以苏南地区吴文化为例,从吴文化进校园的实践入手,深入探讨如何发挥地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用.     

论宋诗之"趣"

与宋代整个社会的享乐之风相适应,宋诗表现出一种"乐"的时代主题、特征和审美倾向,尤其是对诗之"趣"的追求和表现更成为宋诗的一种普遍风尚.这当中,又以杨万里诗的情趣、苏轼诗的谐趣、黄庭坚诗的禅趣、朱熹诗的理趣更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