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文化叙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虎文化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整体发展轨迹来看,虎叙事从先秦至明清,经历了形成期、发展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深植于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中。王权一统和秩序建构、抗争意识以及虎信仰与儒家思想共融是虎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典表述;对当代虎故事文本的行政分布、族群传承和故事类型的考察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兼具历史的延续性与现实的发展性。虎文化叙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巩固集体记忆、共铸民族品格和强化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指向是对共同祖先的认同和尊崇,以及由国家一统与抗争意识带来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及道德风尚良好的大同盛世。对虎叙事这一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和思考,将有助于增强各民族价值观念的同一性和共同性,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红色文化符号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路向

所有的文化实践都透过符号衍生意义。红色文化符号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时期浴血奋战、踔厉奋发的百年非凡实践历程中淬炼出的符号体系,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底色、精神风范、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具有革命性与先进性相统一、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等时代特征,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黏合剂。传承利用红色文化符号,有助于熔铸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向心归属意识、熔铸中华民族“三个离不开”的团结互助意识、熔铸中华民族“四个与共”的共生共荣意识。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叙事书写到关键节点,亟待挖掘诠释红色文化符号的价值意蕴,有形、有感、有效地以之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符号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之维

人是天生的符号动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从经济发展和制度建构等实体路径入手,还需要关注较为抽象的符号路径。符号是意义的载体,是情感的纽带,在推动“多民族”走向“共同体”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在象征维度上,中华民族通过符号共同体的构建,各民族基于集体想象和情感共鸣,可以生成和巩固彼此间强烈的“在一起”和“离不开”的意识。根据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和政治面向将其符号体系分为“文化符号”与“政治符号”。象征符号能够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目标的核心机制在于：共同的象征符号通过唤醒集体历史记忆,强化“我们”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进而铸牢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红色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载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铸造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文化长河中,也凝聚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因而能够展现和存养于具体的红色符号中。红色符号是一种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象征载体,其呈现的话语与空间、蕴含的记忆与情感、外化的仪式与生活,是红色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展开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红色符号路径,需要依托红色符号的形式与内容,运用红色符号的认同机制,利用红色符号的实践形态去推进。     

家史传承：明清南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自我表达——以明清土司族谱为中心

自明中叶始,南方少数民族土司大兴编修族谱之风,族谱文本较之此前王朝史官书写的“他者”叙事文本具有鲜明的“自我”叙事特点。本文从叙事理论出发,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解构文本的内容结构与生成逻辑,认为南方少数民族土司在书写族谱的过程中,通过官私共同书写、创新文本体例、寓国于谱的叙事模式,表达了政治、文化、身份认同等多层次的国家认同观念。在文本生成并流传的过程中,既培育了敬宗收族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又发挥了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更传递了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因此,土司族谱文本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其中所蕴含的家国情怀正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厚重历史文化根基。     

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构成、价值阐释与实践路径 ——以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为叙事载体

红色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共创、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之一,在维系民族精神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占据重要位置。本文以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为例,探讨红色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以及实践路径。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作为红色文化的物理空间、革命精神发扬的文化空间,其红色记忆和行动均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内容构成具体包括纸质文献、场所场地、用品用具、设施设备、文艺作品等。以红色文本为叙事载体再现中国人民红色基因,在生成中激活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价值、在阐释中提升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价值、在传播中延伸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价值。增强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普及红色文化教育和强化党政引领是推动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策略。     

以共同历史记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共同历史记忆具有共有性、时代性、建构性和凝聚性等鲜明特征，对展示中华文化符号、体现中华民族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发挥重要的载体依托、桥梁支撑和价值彰显作用。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是由各民族共同拥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书写的革命文化、共同弘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符号和标识等组成，是各族人民的感情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需要我们守护、传承、阐释和弘扬。     

宗族文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以海南临高“村人”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是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文化纽带。通过对海南临高吴氏宗族文化实践及其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进行阐释，认为吴氏宗族在祖先崇拜中对博学的尊崇，族谱修订仪式中基于学识的宗族地位和身份确立，宗族教育中基于道德伦理、礼俗互动的宗族惩戒和表彰，以及冼夫人信仰文化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突出展现的是重教兴学、崇德、行善、互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在吴氏宗族文化体系中，宗族成员的祭祀仪式和宗族制度体现出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情感维系和互助、共治观念，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驱动力；从古代儒学观念嵌入下的民族交往，到冼夫人信仰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建构，再到临高“村人”文化体系的形成，体现了中原文化和地方多元民族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外推动力。正是在内外合力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并不断铸牢。     

图像民族志与历史的活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体现民族共同体认同内涵的视觉形象建设.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生成、凝聚和发展的历史.通过视觉形象呈现而被"看到"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民族精神认同的内涵.图像民族志是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形象体系的研究路径,即进入历史图像的现场性研究,打通历史与现代记忆之间"流动的缺口",实现民族共同体历史的活化延续与认同.     

文化嵌入视角下个体增强中华文化认同路径研究

文化具有民族性,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根基和力量源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一种身份建构和归属,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华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远根本,文化嵌入是培育中华文化认同的现实选择。个体文化嵌入通过与文化信仰、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实践等文化核心要素接触,实现个体的文化认同。它不仅需在历史和社会政治背景中考量,还要与文化濡化和文化适应的经验相结合。增强个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可通过文化嵌入的外显和内隐路径。外显路径始于文化实践,通过优化文化环境,拓展文化内涵,扩大文化接触域,推进文化实践日常化,统筹兼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形成发展合力;内隐路径始于建构文化信仰和塑造文化价值观,通过提升文化认知,形成文化自觉,坚定文化信仰,最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华文化认同是整合、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力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中,各民族文化认同得以萌发并日益浓厚,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主线。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各民族共同守望和传承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认同得到了巩固和增强,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整合机制。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应当紧紧围绕增强各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来展开,促进各民族强化中华文化符号认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增强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促进中华文化仪式的传承与创新,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团结的强大作用。     

公共文化服务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学界对“共同体”的研究从关注具有某种群体性特征的有形共同体逐步过渡到关注精神层面的无形共同体。无形共同体更为看重的是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出发,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是要培养中国公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而认同感是联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桥梁。我国早已建立起了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设施,它具有公共性,可以营造公共领域,形成培育共同体意识的舆论环境;它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可以彰显中国公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主体性;它具有共享性,可以增强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同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充分利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存量治理设施,并对这些设施进行适当调适,使其形成新的功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新时代英雄文化培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最新发展和理论创新。英雄文化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以培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新人为主轴,发挥英雄精神的导向作用,培育与提振英雄文化,对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意义重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予英雄文化新的时代意蕴,基于中华民族精神熔铸的时代精神、以民族复兴为核心凝聚全体成员的时代要义、坚持人民主体性的时代方略构成了新时代英雄文化的时代意蕴。英雄文化的独特内涵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从历史维度上看,见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起步与发展;从民族维度上看,诠释与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从现实维度上看,彰显和汇聚共创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力量。明确新时代英雄文化的培育方向,打造多元立体的文化传播模式,优化文化的时空情境建构,充分汲取英雄文化的教化激励价值,对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具有重要作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与“结构”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呈现的意识形态,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精神源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它孕育于王朝时期,发展于近代中国,完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其思想承载了领土记忆、民族融合、政治理念、传统文化以及共同理想。本文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视角,对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从历史之维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进过程,从结构视角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进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政策路径,对系统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南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方志文本叙事研究——以同治和民国《咸丰县志》为中心

由流官主持编修的方志以地方官绅的视角叙述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同治版与民国版《咸丰县志》都通过“礼仪标识”书写当地民众的国家认同,即从典礼仪式的叙述、“旌表”标识的凸显、风俗教化的书写、节日礼仪的涵化四个方面叙述民众的中华文化认同;从对王朝历史的强调、以地名标识书写归附、以权力标识书写规训三个方面叙述民众对国家权力的认同。方志文本关于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书写,是地方官绅、民众凝聚共识的文化实践,体现了地域社会的中华民族认同从“自在”到“自觉”的社会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具有超越时空的延展性和稳定性,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共同书写的历史：藏文史籍的中原史实记叙及其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的“四个共同”,其中之一即是“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章结合藏文史籍中存在大量对中原史实的记叙,对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与分析。重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要求,不仅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思路和眼界,能让我们在传统史料中看到一些过去为传统史学观念所遮蔽的或被我们忽视的丰富内涵与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重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要求,无疑为中国民族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引领性的新的学术方向。这正是我们从藏文史籍中存在的大量有关中原史实记叙所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     

红色文化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及实践

红色文化的物质属性和精神文化属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内在一致性,其经济、文化和教育功能,通过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作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应重点从健全红色文化与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互动模式以及红色文化的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三方面着力打造红色文化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充分发挥红色基因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根铸魂作用,将红色文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实践。     

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为在当今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视域下,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指明了方向。基于此,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凝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导引,就必须牢固树立各民族休戚与共的价值理念、荣辱与共的价值理念、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升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信仰,就必须涵养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之“源”,引导中华民族文化的感召力之“流”,延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力之“势”;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家国情怀,就必须弘扬守护边疆的忠诚担当、大爱无疆的深厚情怀、共同发展的无私奉献。     

照进现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

国民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借助符号来“拟象”,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抽象维度拉入现实世界,进而形成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象”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呈现和照进现实的方式,它处于抽象与现实、本体与意识之间。具体来说,伴随着符号的创制与传播,附着于符号上的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共同文化、价值体系、历史进程等被国民持续性地感知,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关于中华民族的具象—想象—意象—形象的循环。在循环中,共同体意识融于国民的心理结构上,又再生产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和公共知识,并将这些记忆和知识以符号的形式保存、传播和传递,从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持续性地再生、凝聚、强化和铸牢。     

从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花儿”民歌为个案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汇聚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构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花儿”是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民歌符号,充分体现了甘青宁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对于“花儿”这一西北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解读,既是从文化本位的角度对于西北花儿的本质属性进行正本清源,更能从经验案例中提供一个各民族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知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学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