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格萨尔学”的发展历程

本文按时间线索对中外《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历程进行概观性讨论。从蒙古语文本的发现到后来的翻译和评介,俄罗斯、蒙古国及其他地区的西方学者围绕《格萨尔》史诗开展了早期研究;1900年前后,在印度周边地区和我国藏族地区陆续发现的藏语文本引起了相关学者的高度关注;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学界的持续性研究,一门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专门学科——"格萨尔学"应运而生;20世纪50年代末期,两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相继面世,进一步奠定了"格萨尔学"在国际人文学科中的学术地位。国内的格萨尔研究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至1950年,这门学问也开始引起新中国政府与学者的高度关注。可以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格萨尔学"中心已从西方学界逐步转移到了中国,并发扬光大。     

宗教与边疆的交织——1938—1949年间的李安宅

文章将李安宅的藏学人类学生涯视为一个整体,并尝试梳理出他在藏学人类学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其中,他在宗教和边疆这两方面着墨最多。通过实地研究,李安宅发现宗教在藏族社会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成为组织人们世俗和神圣生活的轴心。在边疆研究上,李安宅提出两种连接内地与边疆的范式、三种连接的具体方法。最后,文章研究分析李安宅相关著述,同时考察了李安宅的人类学观,基于此对李安宅人生后30年的学术缄默给出了一个学术史意义上的解释。     

编辑视野下的李安宅研究:学术研究综述的范式转型

文章通过"篇名检索"、"主题检索"及"全文检索"3种方式在中国知网上检索"李安宅",并结合其他来源的相关论著,对当前学界李安宅研究作初步评估。这3种检索结果直观反映了李安宅研究"核心区"、"关联区"及"边缘区"的情况。总体上看,1990年前后李安宅、于式玉夫妇遗著的出版,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2006年起,国内李安宅研究的兴起,汪洪亮、陈波等学者作用较大。文章结合林则徐等较为成熟的人物研究及任乃强等刚兴起的人物研究,对李安宅研究的现状及今后的可能进路进行分析。文章认为,撰写具有人类学味道以及思想史、学术史意味的研究述评,改变当前学术综述"述"多"评"少、过度依赖发表的文献成果进行评述的状况,是学界今后应该努力的一个目标。     

我所知道的李安宅教授:兼谈海外对他的研究

龙达瑞博士在求学期间,曾经与李安宅先生有过接触。文章除了回忆其作为在校学习期间接受李安宅先生教诲往事之同时,介绍了海外学术界研究李安宅学术的概况,分析了海外引进李安宅先生学术的代表性著作,进行了学术评议;并指出李安宅先生是那个时代学者的典范,以学术为生命和终身职业。同时提出,国内藏学研究需要加强,不懂藏传佛教,难于深入研究。     

化育新生：1980年代的中国民族志电影

中国民族志电影自20世纪中叶出现之后，长期处于电影学与人类学的边缘地带，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在80年代，由于从业人数较少，且多为人类学民族学内部的学术性创作，其成果更鲜为人知。然而，若回溯中国民族志电影发展史，两代学者与电影工作者怀着抢救、记录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热诚，在80年代默默无闻地坚守他们的学术使命，使这一电影传统延续至今，留存了一批珍贵的少数民族影像史料，其新旧观念的交替、创作方法的变革、转型作品的问世、学术理论的建构以及国际交流的开始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也正是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影视人类学”概念从海外学界的传入，中国民族志电影开始得到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庇护与引领，这也预示着一个更有学术前景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因此，对于中国民族志电影而言，1980年代是承前启后、化育新生的关键时刻，值得当代影视人类学界重新审视与评价。     

当代中国的性人类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领域涉足性人类学研究的几位实践者都是研究少数民族婚姻家庭问题的代表性人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同领域的性学研究者开始看到,性存在是多元的,在批判生物决定论的同时,提出了性的社会建构理论,这与人类学对性的研究不谋而合.中国的性学研究逐渐形成了"性人类学"这门崭新的边缘交叉学科,学者们开始对性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     

中国乡村人类学研究回顾

乡村社区的研究就一直是人类学理解文化和社会的基本路径.20世纪初人类学被引入中国后,乡村人类学的研究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它们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期和1979年到21世纪初.这三个发展阶段都有一批代表著作问世,同时显示了中国乡村人类学的发展脉络.     

在国际学术殿堂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应该与世界学界平等交流、协作创新,一方面,我们应该走进国际学术殿堂、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另一方面,西方学界不但十分关注中国,而且还挺关注中国学者是怎么看待一些问题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应该在文化自主性、学术自主性方面有一定的创新。     

激情与困顿——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反思

中国人类学民旅学本土化的解读 20世纪90年代,鉴于学科边缘化的危机,人类学民族学的本土化讨论曾一度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不仅有国内众多学者积极的参与,也有部分外国人类学家的密切关注。或许,这姑且可以视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从本土化到国际化的一个契机。     

一个人类学家对于自己研究史的讲述——以李安宅先生1961年5月15日《自传》为中心(上)

文章在整理四川师范大学所藏李安宅先生亲撰《李安宅自传》(1961年9月3日撰成于西南民族学院,共21页)的前两部分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通过分析李安宅先生早期学术发展的轨迹,归纳了其中存在的必然学术逻辑。文章指出,李安宅先生在非常年代回顾自身学术发展史时自称"文化买办",恰恰是其早年的中外学术文化浸润、其人游学中外各大学及学术机构的缩影。此外,他在民国时期的学术人生,还是当时一大批学者民族本位、"学术报国"式爱国情结的体现。     

于式玉的藏学研究与中华民族整体性追求

李安宅、于式玉是藏学界的"天涯同命鸟",但相对李安宅而言,于式玉的藏学研究还没被学界充分认识。于式玉的藏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西北、西南及海外三个场域。就时段而言,大致是自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基本持续,少有中断。于式玉的藏学研究具有丰富而细腻的特点,其视野、角度与李安宅既相通,又有差异。贯穿于式玉藏学研究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全体大用",实际上是论证和构建中华民族整体性。     

藏学界的“天涯同命鸟”——于式玉与李安宅的人生与学术

在中国民族学史上,李安宅和于式玉是一对重要的生活伴侣和学术伉俪,尤以藏学研究名世。于式玉以大量精力应对生活和辅助丈夫,她具有良好的学术根基,极富语言天赋,擅长文献目录,又肯实地调研,为其藏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李安宅藏区实地研究的坚强后盾。二人学术生命互相交融,堪称藏学界之＂天涯同命鸟＂。这对学术伉俪的一生,让我们认识到时代对他们人生的彰显和遮蔽及其学术的造就和毁灭。     

日常之蔽：以三江源厕所变革为例透视田野细微经验

民族学/人类学是关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研究，但是最为日常的排便或上厕所行为在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中却是缺席的。尤其是人类学家自己如何在田野中解决这一问题，极少出现在他们公开出版的著作中。然而这一最为学者所忽略的现象，却与社会结构、宗教仪式、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洁净观念等诸多人类学的研究主题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厕所问题逐渐受到国外人类学界关注。这有赖于斯加克?范德吉斯特的研究和“后现代研究”期刊的呼吁。厕所问题是三江源生态移民社区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回顾在田野调查中的厕所体验，同时呈现了移民社区内的种种厕所问题，以期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有所关注，并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为“厕所革命”提供见解。     

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学术史

中国大陆海外民族志研究近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学界对于中国海外民族志的发展历程未能仔细梳理,这制约了海外民族志的发展。本文对中国古代海外记述传统、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者在海外的实地调查及其著作、中国人类学界海外研究的早期案例、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香港学者所作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人类学界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作了较为系统的爬梳,以求勾勒出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史的总体轮廓,说明每一时期海外民族志发展的特点及研究重点的变化,为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大规模开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     

关于设立"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倡议书

人类学从诞生到现在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人类学传人中国已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来.从蔡元培先生介绍民族学开始,在老一辈人类学家们的培育下,中国人类学以高水平的态势进入国际人类学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涌现出了费孝通、岑家梧、杨成志、江应樑、林惠祥、梁钊韬、李济、凌纯声、潘光旦、许烺光、林耀华等人类学大师,他们以他们不朽的人类学著作为中国人类学争得了国际性的荣誉.     

中国民族学的百年回顾与新时代的总结

民族学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了.这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旧中国时代的民族学、新中国前期的民族学和新时期(1978～2008)以来的民族学.在旧中国时代,中国的民族学界主要依托于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在几十所大学开设了民族学人类学课程.到了新中国前期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学界又成为苏维埃民族学派的一支,曾为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作出卓越贡献,并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新时期以来,在与西方学术界完全断绝来往30年之后,中国民族学界再次融入国际学术界,成为国际民族学界的一员.经过近30年的努力,它已全面开放,不再自囿于某一学派或观点,并已初步自立门户,在学术上已形成了自己的本土化特点,一个中国民族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功能学派已初现端倪.新时期以前,民族学曾先后被称为"资产阶级学科"和"修正主义学科"而被撤销.近30年,是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最迅速,也是成果最丰富的时期.这30年的学科发展可以再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恢复与重建时期;20世纪90年代的初步发展与研究领域的拓展时期;2000年以后发展的黄金时期.     

惠东人的历史、信仰与习俗——读《惠东人研究》

<正>在中国人类学的汉人社区研究历史上,惠东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区域。惠东指的是福建省惠安县东部沿海的辋川、小岞、山霞、净峰、东岭、涂寨以及崇武的郊区部分。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惠东就以其独特的"长住娘家"习俗和女性服饰而受到人类学界的长期关注,这种关注表现在学者们对崇武、大岞等地持续的田野调查以及几十年来不断探索"长住娘家"习俗的根源之上。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人类学界对惠东的关注达到顶峰,1992年出版的《惠东人研究》就是这一阶段形成的重要成果。该书由乔健、陈国强、周立方共同     

中国象征人类学理论的突破与创新——评瞿明安等著《象征人类学理论》

象征人类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逐渐成为西方人类学领域一种举足轻重的理论思潮,通过研究象征符号以及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象征意义之间的紧密联系,把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继结构主义之后又一影响深远的人类学理论. 中国的象征人类学研究在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众多学者不断的辛勤努力下,已经崭露头角,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经验教训,如对西方象征人类学理论缺乏系统认识和深入研究,中国象征人类学的发展在借鉴和运用西方象征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同时,仍需突围,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体系和学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象征人类学的研究,但遗憾的是,未能有一部既融合西方象征人类学的理论精华,又适用于中国象征人类学研究特色的理论著作.     

义序与“宗族乡村”——读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

<正>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中国早期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前往英美国家求学,林耀华(1910²000)就是其中一位。随着他们博士论文的出版,中国乡村研究蜚声海内外,从而催生出了人类学史上的经典村落,比如江村、禄村(二者为费孝通的研究地点)、黄村(林耀华的研究地点)。经过半个多世纪,学界也出现了对这些村     

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诞生与早期发展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赫斯科维茨等一批美国人类学家在欧洲学者早期探索的基础上，顺应当时的社会现实，创立了一门崭新的边缘学科——经济人类学。我们通过对美国经济人类学早期发展阶段的考察，可以看到人类学和经济学这两门学科走向结合的过程，也可以看到早期经济人类学在不同层次上对各种经济类型所做的比较研究。时至今日，这些对我们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另一方面，这些开拓者的研究也为经济人类学日后在更广阔层面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