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恕之道"及其实践困境

"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精髓.本文从理解"忠恕之道"的伦理内涵入手,剖析其内在机制,揭示其基本伦理精神,并进一步探讨"忠恕之道"在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唐代文人的"统合"三教思潮

中国历史上,自佛、道二教盛行,士大夫出入道、释,"周流三教"即成为潮流.唐代文人的观念与行为中,儒、释、道三者更进一步被"统合",给当时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唐王朝崇佛重道,把它们纳入到统治体制之中,使之成为辅助皇权进行"教化"的力量;佛、道二教伦理上更向儒家传统靠拢,从而使以儒术立身的士大夫阶层可以融通无疑地加以接受.这对于开阔唐代文人的思想认识境界,丰富其创作的内容和艺术表现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观的生态伦理意蕴管窥

探讨了儒、道"天人合一"观在生态伦理问题上态度之异同:基于天地生人、万物一体这一共同的根本观念,在人合自然的实践路径上,道家以自然为基点,讲求遵道而行、顺应自然;儒家则主张发挥人的作用力改造自然、人化自然。儒、道还从伦理规范层面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要求,为当代社会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借鉴。     

"理学"风潮与"三教合源"格局下张耒的佛禅意识及证道方式

目下学界对张耒诗文之中的佛禅意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除"晚年务佛"说之外,尚无他论.作为"苏门学士"的张耒,虽立身儒业,但在"三教合源"的"理学"格局下,张耒证儒的手段非止一端,"援佛证儒""援道证儒",甚至"儒禅互证",蔚为大观.参证手段的多样化亦证实了"经义"的消损和儒业正统地位的动摇.反观"合源"与"证道"的过程,又绝离不得佛家"圆融"思想的点化.佛禅在两宋文人的思想构架中,不仅仅是"逃禅"的高蹈与"禅悦"的自足,其核心价值更体现为对主体意识的修正和对他教思想的内化.     

从道教看三教伦理的互补

道、儒、释三教伦理观念的结构－功能互补性，乃是“三教合一”之最重要根源。三教在人生观、审美观、生命价值观、修身论、伦理理想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互不可代的重要互补关系，这就是儒、释、道相黜相成而共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支柱的思想基础。只有从儒、道、释伦理的结构互补性，分析三教思想的各自结构，才能在三教关系研究中，得出合乎历史逻辑和思想本质的结论。尤其从道教伦理的历史变迁进程考察三教伦理的互补结构，可以论证三教合一的思想结构根源     

"道德"溯源:形上本体与德性价值的统一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和文化脉络中,"道"既指自然万物生成本原、运动规律,也标示人类社会生存方式、伦理秩序的本体规定以及道德实践的总体原则;"德"既表明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也涵指人们基于天道、人道基础上的自然本性之德和个体心性之德."道"、"德"分别指称和对应于客观世界特别是伦理世界中的形上本原实体和人文价值理念.思想家们对二者意义的相互贯通及其辩证关系的寻究,孕育"道德"范畴并赋予其深厚的文化涵蕴,使其兼含伦理与德性、事实与价值的意义,奠基中国道德理性主义精神和文化的发展.作为本然性形上本体与应然德性价值相统一的"道德"范畴及其理念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体系的思想精粹与核心范畴.     

"儒、道、佛"与"意义治疗"

受傅伟勋教授以及弗兰克(Frankle)意义治疗学(Logotherapy)的启发,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开始研究儒佛道和新儒家的意义治疗思想.本文对儒、道、佛三家的心理治疗思想所作的概括各有异同,儒家用"意义治疗"一词,道家用"存有治疗"一词,而佛教则用"般若治疗"一词.但总体来讲,皆可用"意义治疗"来概括.     

"儒道互补"原论

"儒道互补"既体现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思想现象,亦体现为一种生活实景.道为宇宙万有之本根、宇宙生命之原质,以及个体以道的践履为通达其生命价值之终极境域的观念,这些均为儒、道两家所共有.儒、道两家之相异的根本点,则在于儒家在将道确认为存在之本体的同时,又将它确认为道德的本体,故生命价值必借道德践履才能充分实现;而道家则将道还原为生命本身,故唯有向自然生命之本真状态的回归才可能是通达于道的真正途径.但亦正因此故,儒、道两家遂开辟出了既具有本质同一性而又具有实践差异性的两种不同的生活世界与价值世界.     

"非之中"与"在之中"——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主体思想比较

维特根斯坦主体思想的重要特点就是使主体界限化,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主体形式--界限主体.界限主体具有"非之中"的逻辑机制,"非之中"是"非世界之中"的逻辑结构,"非之中"不是"在之外","非世界之中"也不是"在世界之外",它仅仅意味着"不在世界之中",它是世界的界限.界限主体具有否定性和"零位"特征,是一种外在的超越机制,它是逻辑哲学主体思想发展到极致而出现的一种形态,进一步发展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在之中"主体,即主体"在世界之中".这种主体是一种内在的超越机制,海德格尔的此在就是一种"在之中"的主体形式.从"非之中"到"在之中"的过程反映了当代哲学从逻辑世界到生活世界的转变.     

儒"义"考论

在儒家思想中,"仁"、"义"是其重要的两端.本文从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自孔子、子思、孟子到荀子等儒家学派不同时期对"义"的发展和规范,认为在先秦儒家思想中,"义"并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伦理道德范畴孤立存在,而与"道"、"仁"、"礼"、"勇"等紧密相联.它既是政治理想的规范,道德伦理的标准,又是完美人格的重要方面,对我国国民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和":《淮南子》"法"思想的总体特征

"和",是在世界观和认识论基础上形成的以和谐为核心的综合性概念,作为一种状态理解,是不同要素间和谐、平衡、圆融、相遂相生的最佳关系状态.以《淮南子》"法"思想为论域,"道""法"之"和",以"道"入"法",缓解"法"的刻薄寡恩;"儒""道"之"和",以仁义入"法",化解严刑重罚的残暴之失.《淮南子》以旨近《老子》融和诸子,为调和矛盾、化解危机提供天下"和合"的为治方案.     

"同道":柳宗元"统合儒释"之儒佛差异与矛盾的线索

柳宗元提出"统合儒释"命题的理论依据是"儒佛同道",儒、佛二家学说之所以能够融汇、统合,即表现在:"中道"思维方式、心性论、生活规范与孝道伦理等三个方面的"同道".但是,当深入分析以上三个所谓佛与"孔子同道"之内涵时,我们发现它们的理论内涵在本质上是"异质性"的.通过论述以上三个"同道"的具体内容,进而揭示出被学界普遍忽视的柳宗元"统合儒释"思想中儒佛思想的差异性与矛盾性.     

论实践的否定性本质

否定性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质 ,即人作为主体与外部世界作为客体之间的双向否定性关系。从实践中的目的性要求来看 ,这种否定性表现为人的目的性要求与自然界制约的双向否定性关系和人的目的性要求与现实世界的双向否定性关系 ;从实践中的对象性活动来看 ,这种否定性表现为在对象性活动中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双向否定性关系。扬弃外部世界对人的否定有伦理的方式和发展的方式两种。内含着伦理的发展方式才是人类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方式     

庄子"言意之辩"的本体论探析

"言意之辩"是哲学史上的基本论题之一.先秦时期以儒、墨为主导的"言尽意"论和老子主张的"言不尽意"论相继提出.在二者基础上,庄子对言意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讨论,明确提出了"得意忘言"论.对本源的思索是道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庄子"言意之辩"问题的探析也首先从形而上层面上展开,辨析庄子"言"和"意"的基本概念,由"言"和"意"的基本内涵出发,分析"道不可言"的内在原因.从"道"的高度把握庄子言意观的核心思想——"得意忘言",论述在"道"的本体境界上从存在的分离走向存在的统一的过程.庄子的"得意忘言"论,使言意之辩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为魏晋言意问题的讨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道艺合一"到"道通为一"--庄子技术思想初探

在对待"道"和"艺"的关系上,庄子主张"道"艺"合一.他认为"道进于艺",或"道在于艺"."技进乎道"是庄子思想的灵魂.同时庄子提出"道通为一"的思想为达其目标必经分解同合之途.其一,"以道观分",庄子的意思是,"分"与"成"是同一过程,不是"分"之外另有"成",也不是"成"之外另有"分",而只不过从一方面看是"分",从另一方面看是"成"."成"与"毁"亦然.庄子有关"分"、"成"、"毁"的论述是对中国古代工程技术设计思想的总结.其二,"不同同之",庄子的意思是以道观人察物,万物虽种类不同,形态万殊,但其根本之道是同一的."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就是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以达到创新的目的."道通为一"是将个体的"分"与整体的"合"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有分有合的境界,这是庄子技术思想的基础.     

论杜甫的"忠爱"人伦情怀

在杜甫执著"奉儒"的追求中,包含了他对儒家人伦规范的接受和遵从."忠爱"作为儒家人伦理念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规定,也成为了杜甫在人伦理念与行为取向上的行动导向和人生价值的自认尺度,并在其忠诚君国、诚信友朋、挚爱亲人等人生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验证."忠爱"人伦情怀,成为杜甫"奉儒"人格与诗道精神的重要内容.     

走出"科技伦理"的误区

"科技伦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它无视个体主体与社会主体在实践职能上的异质性,把本该由社会主体甚至类主体所承担的社会伦理责任强加于科技工作者个体主体的头上;它抹杀了伦理学的阶级性质,忽视了"主体际性"或"交往"对于科技主体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它是批判科技决定论形式下的变相的科技决定论,过高估计了科学技术及其主体对人类历史同时也是实践史的作用和影响,从而问接否认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合力论".科技的社会伦理取向只能导致科技的停滞甚至被取消,这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恰恰是非人道的、不伦理的,这就是"科技伦理"的悖论.     

论柳宗元的"儒佛同道"思想

为了揭示柳宗元"统合儒释"命题的内涵,采用文献解读的路径,认为儒佛之所以可以融会、统合,其基本依据就在于佛教与"孔子同道",即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在思维方式上儒佛中道思想对把握世间万象具有相似方法论意义,在哲学内涵上儒佛心性论及反对天命的理性精神相通,在政治、经济与伦理生活中展示了对规范性的共同要求.     

翻译艺术观"现实"关照的本体论意义

翻译什么的问题属于翻译的本体论问题,"以原作所写的现实为模特"就是其中的重要命题之一.由于西方学术话语在中国的优势地位,这一命题的理论价值尚未揭示出来.经过修正,这一命题将有助于建立译者与作者、译语文化与源语文化的平等对话关系,有助于理解人与翻译以及人与他者文化的关系.孤立的文本不占有文本的全部意义,"现实"同文本一起成为翻译的对象改变了对翻译本身及翻译中各个因素之间关系的认识,然而这个"现实"并不是现成的,它同文本的意义一样是在实践中由原作和译者共同揭示出来的.共享"现实"的引入有助于翻译实践及对翻译的伦理和政治问题的思考.     

章太炎"儒行"救国论评析

章太炎一生,不管是从政还是做学问,道德问题是他始终关注的焦点。道德救国是章太炎伦理实践的最终目的;道德救国的特点是“儒行”救国;“儒行”是一种“依自不依他”的力行哲学;“儒行”救国则是章太炎“依自不依他”力行哲学的道德实践。“儒行”之意味,简单地说,即尚气节、重力行。具体来说,有三层意蕴:一是刚性的、依自的儒家道德;二是为伸张正义而蹈厉敢死的游侠风范;三是成就“儒行”的一种本源性力量:通过人生亲证实现主体绝对的道德自由而产生的一种道德意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