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在纪录片中的符号构建——以《重回刺桐城》《福建非遗档案》为例

非遗纪录片以其独特丰富的视听语言优势在回溯与重构、传承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非遗文化作为纪录片中的符号为视角来观照，近年的非遗纪录片中的非遗符号形式可以分为肖似性符号、指示性符号、象征性符号三个维度。以讲述泉州的纪录片《重回刺桐城》和《福建非遗档案》为例，探寻其中泉州非遗文化作为符号在外延与内涵、情感与记忆之间的意义。     

基于新时代文化传承的少数民族影像志人才培养研究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海纳百川，其中，少数民族创造传承的丰富文化，共同成为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宝贵财富。在现代少数民族文化创造传承过程中，影像记录具有抢救性的功能和意义，民族影像志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给予了有力支持。面向新时代，广播影视、网络新媒体等成为文化传承传播的重要平台，少数民族影像志人才培养也应成为重要内容。少数民族影像志人才培养可以通过高校院所影视人类学学科体系建设、系统专业设置、民族文化社会传承基地建设、少数民族影像志项目研究，以及开展影像志人才培养社会公益活动加以实现。     

非遗短视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传播

非遗短视频通过展示非遗文化、传递价值观念、形塑行为意愿等内容生产,依托庞大的用户群体和传播优势,在加深各族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体验、对中华传统价值观及当代转化的理解与认同,以及形成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行动自觉等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和铸牢发挥着积极作用。非遗短视频采用纪实、演绎、话题导向等形式,利用画面、声音、剪辑等视听手段,将非遗相关知识信息及其中蕴含的较为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用直观、动态的影像呈现出来,达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为进一步发挥非遗短视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媒介作用,政府职能部门和短视频平台要共同创造良好的传播生态环境,通过优化算法推荐机制、加大非遗账号尤其是传承人个人账号扶持力度、发起有规模效应的激励活动等方式,激活短视频平台的社会公共责任。从生产源头上做好内容输出,抓住用户的“兴趣点”和“兴奋点”,结合账号定位深耕内容和形式,并在传播过程中及时关注用户反馈信息,积极发挥正向引导作用。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凝视：现实图景与未来路向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对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良性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已有成果进行量化分析,可从时间、空间、热点层面描绘该主题研究的现实图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性,跨学科交叉研究趋势明显,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机制研究、少数民族“非遗”传承研究、少数民族艺术体育文化传承研究等是该主题研究的前沿热点,但研究主体之间缺乏交流合作,实证研究和经验总结有待加强。未来进一步深化拓展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可以从创新优化研究方法、提升研究内容热点“黏性”、牵引研究视野转向三个方面发力,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相互关照。     

黑龙江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

黑龙江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黑龙江省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担负了赓续文化传统，修复文化生态的使命。在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内涵的前提下，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围绕“八个振兴”战略部署，研究黑龙江省少数民族非遗，使黑龙江的文化精神得以传承，具有感召力。能够继续加强中外人文交流，讲好中国故事，提高文化软实力，非遗全方位融入龙江高质量发展中，乃至于推进龙江产业振兴、继而推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开创新局面。     

基于SWOT分析法的中国少数民族儿童绘本翻译和对外传播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相继走出国门。少数民族儿童绘本作为少数民族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但其对外传播的相关研究却不尽如人意。本文借鉴并运用市场营销领域的SWOT分析法对少数民族儿童绘本对外传播的主要优势和机遇、劣势和挑战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提出了与SWOT象限图相对应的策略。特别是关于“绘本内容”和“跨文化语言交流”两方面所存在的障碍，笔者认为可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新视角，采取“扩张型策略”和“积极防御的多元化策略”来突破少数民族儿童绘本对外传播的瓶颈，以增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力。     

文化的挪用：西南少数民族信仰变迁中的基督教影响

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的传播过程中,少数传教士通过挪用神话与民间传说的部分内容,将基督教元素植入受众群体地方文化,或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改写基督教经文,建构新的心理构图与信仰内容,实现了基督教的本土化。     

博物馆青少年非遗文创与服务及开发分析

以博物馆青少年非遗文化传播为前提,针对非遗文创与服务开发展开了论述。首先论述了非遗文创及服务的意义,了解到开发非遗文创对于博物馆运营的重要性,其次总结了目前博物馆青少年非遗文创与服务及开发现状,发现博物馆文创开发还处在发展阶段,今后还需朝着这一方向不断努力,最后对博物馆青少年非遗文创及服务开发要点展开分析,并且提出了六点对策,希望能够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丰富多样的非遗文创产品,从而达到宣传非遗文化的目的。     

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

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意识具有多元性特征.大众媒体对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通过传播主流社会价值观、发挥语言文化的教育功能、传播社会经济信息技术,促进了少数民族接纳吸收主流社会文化,有利于塑造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国家认同意识.在当前边疆地区特殊的社会形势下,有必要加强和调整针对少数民族的传播手段和内容,确立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意识.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传统源流考略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传统既包括历代王朝对民族地区的法律调控及政策、民族政权制定的法律规范、无文字民族的习惯法等静态内容,又涵盖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起源、发展、变迁与现代化等动态内容,是源于过去、融合现在、影响未来的民族文化基因。在三次民族大融合背景下,少数民族主动继受和吸纳中原法律文化的思想、制度和经验,并结合本民族特点作出变通与创新,为中华法系注入了活力。当下少数民族正逐渐由前现代的熟人社会走向现代的法治社会,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传统现代化不可避免。考察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传统的起源与流变,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闽南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策略研究

每个民族的独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族群起源、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深入挖掘民俗文化对剖析历史具有深远影响。闽南非遗文化体现出深刻的人文内涵以及丰富的艺术审美，是闽南地区古老民族的生命力展现，同时也是活态的文化基因库，其中体现出民族的普遍基因传承，是地域民族的共同心理特征，能够在其中窥探出民族的智慧和精神面貌。可以说对闽南地区的非遗文化传承进行研究能够了解民族文化在历史文化长河的发展和变迁，能够丰富对民族自身的认知提供有益佐证。然而，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同样也注入了多元的文化和理念，对于非遗文化传承形成了一定的阻碍与破坏，鉴于此本文首先对闽南地区非遗文化进行简要概述，再分析闽南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将从传承人培养、PBL项目、田野研学、周边产品、信息手段五个角度来探索全新发展策略。     

融合与转化：非遗视阈下民族服饰艺术数字化“在场”的发展趋向——以《丝路云裳》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背景下,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逐渐普及,参与到非遗记录、保存、传播等各个方面。我国非遗非物质遗产数字化目前处于“在场”阶段,非遗数字化更加注重文化与不同领域的交流和互动。以民族服饰艺术类节目《丝路云裳》为例,非遗数字化在内容与面向呈现出多领域、多学科、多渠道与多群体的相互融合,在文化共享的整体期望中产生出更多面向的转化趋势。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近年来,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大批宝贵的少数民族非遗入选世界级和国家级保护名录,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得到不断挖掘和认可,涉及的文化事象、民族和地域正在不断扩大,但是我国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依然面临着种种问题和困难,有效保护任重而道远。     

新媒体语境下广西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传播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拥有灿烂而丰富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在新媒体语境下,广西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传播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探讨如何利用新媒体将广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最大程度化地转化为可观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对于传播以及发展广西少数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新媒体时代的特征以及广西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传播现状进行概述,然后提出新媒体语境下广西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传播策略。     

做“绣郎”:青年非遗传承人的新形象建构

互联网对日常生活与传统文化产生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为非遗的表述、传承和传播提供了全新的空间。刺绣技艺作为传统“女红”具有明显的性别技术指向,媒体报道中所涌现的优秀“绣郎”群体打破“女子之术”的性别气质壁垒,建构了兼具高学历、创新性、文化主体性、职业化等特质的青年非遗传承人新形象。以“绣郎”为代表的青年非遗传承人善于利用网络新媒体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助推非遗跨界传播,彰显了其共享性和公共性等特征,并且重塑大众对非遗的社会认知。     

广西非遗资源融入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美术类课程的研究与实践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拥有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是培养祖国新生力量的主力军，应该担当起传播本土文化的责任，将广西非遗资源融入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美术课程中，可以丰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内容，探索传播、传承非遗文化的途径。     

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分类保护——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

本文通过分析贵州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访谈发现,以发放补贴为主的非遗传承人整体保护方案,忽视了传承人在境遇以及保护诉求方面的较大差异,使保护效果大打折扣,并且可能造成“保护性破坏”.应当从非遗项目对传承人“效用”的角度,细分出传承人传承民族文化的不同动力,推行针对性的传承人分类保护方案,对不同的传承人分别采取市场化保护、扶持性保护和半体制化保护等策略,用相对较小的成本,达成各类非遗文化的永续传承.     

西班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对敦煌的启示

西班牙与敦煌均拥有丰富灿烂、数额庞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梳理了西班牙在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中的经验及敦煌存在的问题。通过研究发现，西班牙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呈现文化旅游与非遗传承双向促进、享受国家政策支持、重视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等优点，而敦煌目前面临着文旅融合不到位、传承人保护体系不完善、非遗教育开展程度低等问题。通过吸取西班牙的发展经验，结合敦煌当地实际情况，本文对敦煌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提出应深挖非遗文化内涵，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加大财政支持，保护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推广各阶段非遗教育等建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传承探析

非遗是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及世代相承的高价值文化资源,作为民族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加大非遗保护力度,对维系国家统一,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主要对非遗保护传承展开阐述,分析非遗保护传承意义,提出人才培养传承与数字化技术保护等发展非遗措施,希望对拓宽非遗现代化发展途径起到积极借鉴作用。     

社区参与视角下的县级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以山西祁县文化局为例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为"2003年公约"),明确社区、群体和个人应在非遗保护中发挥主体作用。祁县文化局立足地方,把筹集到的民间资金用于举办非遗比赛,用公共文化财政专项资金购买戏剧文武场乐器和地方戏下乡演出服务,提升了非遗在地方的传承活力,密切了非遗与地方民众间的情感联系,其保护效果无形中与2003年公约的社区参与理念相契合。借鉴祁县非遗保护实践经验,我国应不断推动2003年公约精神体现在基层地方非遗保护工作中,改变当下比较常见的两种保护倾向,尊重非遗传承群体,立足本地保护非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