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视角下新疆南部少数民族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乡村治理的核心是乡村社会。新疆南部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治理存在"流动困境""公共性困境""治理主体的结构困境"以及"治理创新的困境"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来自乡村社会本身。因此,本文立足于新疆南部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现实基础,针对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出在保持社会内部团结的基础上创造社会外部链接,实现传统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发展社会组织、畅通社会力量参与途径,同时面对特殊又复杂的社会环境要在党的强领导和政府的强作为下多方参与,稳步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实现。     

民族地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

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三治”基础上增加“政治”与“智治”,构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不仅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还是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的案例审思,剖析民族地区脱贫乡村治理目前仍存在的现实矛盾：治理主体的逐利性与治理事务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治理手段的先进性与村民思想观念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硬治理的外嵌性与软治理的内生性之间的矛盾。在深入分析“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动因,论证“五治”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遵循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规范—治理目标为治理逻辑的“政治”“自治”“德治”“法治”“智治”融合的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基于治理实践,提出合理划分主体权责和保障程序公正、转变旧有思想观念和提高治理主体文化水平、强化宏观法律保障和兼具地方柔性约束等解决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现存矛盾的路径。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探析:基于社会风险的测度

在经济社会大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亟需创新。社会管理逐步转变为社会治理,而这种转变过程也存在着诸多的社会风险,民族地区更是如此。本文在分析未来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以民众敏感度、经济发展和转变成本为维度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创新风险测量模型,以便对其社会治理体系创新选择进行甄别选择。以甘肃省九甸峡水电工程为个案,分析了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风险,指出当前的社会治理虽然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忽视民众的敏感而带来的社会风险正在累积,需要在转变成本可控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地域文化网络与乡村社会治理——基于黔东南西江苗寨的考察

黔东南苗岭山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区域，乡村地域文化特征明显。这一区域苗寨“方老”，苗语称为“lul fangb”，是指鼓藏头、榔头、寨老、歌师、活路头等。相对那些告老还乡的乡贤，苗寨“方老”生于斯长于斯，没有在外做官的经历，村民对他们的信任主要来自其本人代行村民自治中的公共服务行为以及个人德行修为。西江苗寨是这一区域最大的传统村落，也是著名乡村旅游景区。西江苗寨通过“方老”权威在场，使苗寨榔规、古歌、节庆、生态观念、防火习俗等传统文化得以有效整合，功能得到适恰发挥，重塑了村落社会秩序，成为事实上的治理机制。这种治理机制极具本土性和在地化的特点，人们易于接受，对于习化乡风、敦化民风、讲信修睦、协和乡里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考察西江苗寨社会治理的文化网络可以看到，乡村振兴视野中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不仅仅是观光旅游的看点，更是乡村社会治理政府与民间共治、降低治理成本、推动治理创新、增强治理实效的内生资源和内在动力。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论纲

区位表征与文化差异等使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呈现复杂态势并出现诸多棘手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认真评估、考量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知识传统、治理效果、民众认同度及自组织治理资源.衍生于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渐次形成的传统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影响深远.因此,重拾已被放逐和边缘化的知识传统,培育以民众主动参与为核心的自组织治理能力及法治保障机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提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化水平.     

社会资本视域下民族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本文借助社会资本理论探究民族作为社会资本的价值,通过社会资本与民族对话的展开,解读少数民族乡村共同体中民族作为社会资本的生成及载体价值,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背景下,探求民族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有机整合与少数民族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理论路径。     

“三变”改革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秩序

“三变”改革作为新时期农村变革自我与实现自我的实践逻辑,其以“资源”为中心、以“资金”为纽带、以“农民”为核心的“三变”改革实践秩序,对中国农村主体的认知结构与认知方式带来了深刻启示。本研究阐释了六盘水“三变”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秩序的互动意义,从农村的资本秩序审视现实社会发展秩序,从“三变”改革的实在逻辑探讨理论逻辑,从而厘清“三变”改革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互嵌意义场域。再者,围绕物质的意义空间与价值空间进行解读,基于物质存在与社会存在两者之间的惯性逻辑,以及社会主体的社会实践、物质追求、安全保障、交往交流需要等进行逻辑分析。最后,立足于新时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与发展秩序,着眼于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党性宗旨贯穿于社会实践全过程的思想。从国家整体战略目标的角度思考社会具体实践的价值,实现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等的科学的统一,从而为“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这一时代主题相耦合提供路径思考参照。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的社会基础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现代生产方式在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现代社会在物质生产层面结构性地忽视乡村社会,在精神消费层面却又有机地依赖乡村社会的内在矛盾,构成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的社会基础;被现代社会二元结构疏离起来的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的产业化实践,为改变深刻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提供了制度融合的新的契机.     

新时代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国家安全意涵及其重点推进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丰富社会治理的内涵,提升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社会治理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定位,演变为促进社会和谐与活力激发的重要机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提升为国家安全的基层基础。而民族地区自然、社会与文化方面的独特性则凸显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为追求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回应社会发展内在张力构建新时代社会团结机制,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国家安全实现紧密契合、相互融通。国家安全视域下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推进,要重视发扬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进民族地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立体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促进各民族相互交流与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枫桥经验"对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启示

"枫桥经验"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历久弥新,并引领着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理论上具备"三治融合""三共一体""三化协同"的时代特征,并且能够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基本思路或方式相融合.在实践治理层面上,"枫桥经验"所体现的全面性、代表性、权威性,及其取得令人向往的治理成果,更为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提供了值得借鉴之处.为了更好地实现"枫桥经验"在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的创新,还需要在治理维度上进行"纵向搭梯",兼及"横向撒网";在治理布局上进行"三治融合",并以"自治为重".     

北魏太武帝时期的关陇治理与民族融合

北魏太武帝时期的关陇治理与民族融合是一种互促关系,具有相互依存、互相推动的特点。造像题记中的族际通婚和文化认同是关陇地区民族融合的内生动力,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有利条件。以土地买卖为代表的多民族经济交流是太武帝关陇治理的成果和民族融合的表现,在维护关陇地区政治稳定、促进西北地方开发、巩固边疆民族团结、形成广泛民族共识、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木雅地区社会组织“居巴”的开放性与各民族交融的社会基础

文化交融和社会交融发生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善于处理人口流动,能够提供更多融入机制的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可以促进社会交融发生。文章基于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区的调查,认为青藏高原的人口流动是一种常态,因而讨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时,需要重视基层社会组织如何根据外来人口的来源和流动方式提供融入机制。木雅地区处于青藏高原交通要道,人口流动频繁,为了加快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其社会组织“居巴”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处理原则。首先,“居巴”在当地被表述为一个血缘亲属团体,但“居巴”的双边继嗣特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血缘排斥性,从而有效扩大亲属范围。其次,基于“居巴”形成的“亲戚”,是一个以姻亲关系联结的亲属网络,它通过对“居巴”继承关系的肯定和与新建“居巴”形成姻亲关系两重方式,将外来人口继承或者新建的“居巴”完全接纳到“亲戚”群体中,以完成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总体而言,“居巴”是既能吸纳外来人口加入,又能持续保持社会稳定性的社会组织,在这一意义上对外来人口具有开放性,利于不同来源、不同身份的外来人口融入,是促进当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探析

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诞生至今两大发展时期,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党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制定出了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政策并开展实践,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当前,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面临着国内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以及国际不法分子的威胁和破坏,应当从强化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意识、提高民族地区治理和发展政策的灵活性和可调适性等方面继续探索创新社会治理的对策和途径。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契合、互促、共生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是实现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两项基础性工程。以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在“理论—历史—现实”三条线索的契合逻辑困惑为切入点,试图从学理层面、实践层面阐释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的多维联系及其在现实交织中互促互进的多重演绎。由此预见,二者的共生价值不仅能够体现在缓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民族地区的呈现态势,也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同时也有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推进。     

城镇化进程中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治理思路

城镇化是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改变了壮族乡村的社会结构。城镇化一方面带来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失衡,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与发展。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壮族乡村地区要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及教育等手段,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环境,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乡村治理视野下少数民族习惯法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以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为分析样本

法律碑刻文献作为古代法律实践的珍贵原生史料资源,其承载着地方治理的重要信息.具有地域性、民族性、自发性与制度性的龙胜各族自治县少数民族习惯法碑刻文献,其数量、时空分布与内容凝固了当时地方治理的样貌.龙胜各族自治县少数民族习惯法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目前存在收集不全、识文断句有讹误,欠缺整体梳理、研究取向较为单一,抽象概括不足、理论高度有待提升等不足.我们应该通过以现代手段促进习惯法碑刻文献收集整理、以多元视角开展习惯法碑刻文献系统研究、以哲学高度凝练习惯法碑刻文献内涵意蕴等方式来进一步挖掘龙胜各族自治县少数民族习惯法碑刻文献蕴含的地方治理信息,从而为当地的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传承与创新式的启迪.     

蒙古地区近当代“民族”[ündüsüten]概念及其社会认同

蒙古民族[m■ηg■lündüsüten]概念的出现和使用与近当代中国历史和民族政治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在近代蒙古地区,民族[ündüsüten]概念的流行和使用无疑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国内政治、汉人文化思想界和日本等东方国家的直接影响。蒙古民众和精英在传统的血统、部落、种族、宗教等概念的基础上逐渐接受了民族概念,并为传统的部落、部族赋予了新的意涵。本文通过系统考察蒙古地区近当代蒙古文文献与汉文文献记载,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出发,深入阐释了民族[ündüsüten]概念在近当代蒙古地区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叙述形式及其社会认同的多线性、模糊性特征。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间的良性互动

本文的良性互动是指国家与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中的各种人群、各种组织之间,通过语言或某种手段传播信息而相互发生积极作用的过程.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表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个方面.这种长期稳定的良性互动关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共同的价值理念,二是健全的互信机制,三是恰当的管理模式.只有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才能构建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民族团结,实现“和谐共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