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价值评判：当下神性诗写的一个向度

神性诗写以极端强硬的立场,抵抗当下写作的垃圾化、娱乐化,成为反对后现代主义与兽性写作的“中流砥柱”;倡导“向上、尖锐、有益”的精神指标,坚守道德与价值评判,形成“高诗歌”与“低诗歌”两厢对决的另一极写作标高。不过,神性写作自身也存在一些软肋：过分的二元对立思维和凌驾一切的企图走向偏激,尤其是神性诗写如何挺进盲区,进入日常生活与庸常事物,取得普遍意意义上的艺术成效？是其由观念到作品间的一个瓶颈。     

道身与肉身:论老子的身体哲学

人本来就是具有“道身”的人,因为自私或因为被欲望所蒙蔽而极力离开道、违背道,成为拥有“肉身”的人。拥有“道身”的人,得到道的保护,长生久寿,幸福自然,远离祸患;拥有“肉身”的人,被道所惩罚,不得善终,痛苦恐惧,与祸患同在。脱离“肉身”回归“道身”,需要遵从道的旨意,“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而这又需要在效法道的属性的前提下守雌、修身、虚心,需要个体的主动自觉,乃至圣人的引导才能实现。     

基督教与当代中国诗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有基督徒身份或者倾向于基督信仰的诗人。对于他们的写作,诗坛往往以"宗教诗歌"或"次要诗歌"轻视之。这种轻视是国人对文学与宗教之关系的简单理解。随着当代中国文学日益世俗化,诗人们也一直在寻求种种"神性"的写作来应对。他们尊重文学的自身特性,正视生命的沉沦境况与救赎之需,敏于自我生命的问题、关注人的历史与命运。他们虽未高举"神性"大旗,在这个时代,却具备了真正的"神学立场"。他们的写作,尤其值得当代汉语诗坛关注。     

从实践性看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发展

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构架由康德哲学决定,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整个哲学是形式主义的,康德只从精神里面去实现绝对律令,而不在社会中去实践,黑格尔在康德的静观的精神与广延的二元性中,以实践为中介,将康德的道德律令实践为现实的绝对精神。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民族精神中体现出来,民族的精神与肉身完全一体,肉身成为不死的肉身,历史的每一瞬间获得了永恒神性的显现。     

"中生代":当代诗歌写作中的一种"地质"

当代诗歌发展至新世纪初,一批主要是1960年代出生(也包括1950年代末、1970年代初出生)的诗人以其独特的写作渐渐为人所瞩目。当代诗坛也出现了相关的命名问题。从这一类诗人与“第三代”、“70后”诗人迥异的精神背景和写作取向、文本价值等方面思考问题,可以探悉到他们的写作具有不能以历史时间的“代”可以划分的“非代性”,以及无法成为流派、“集体”的成就突出的个人化风格。在此基础上,“中生代”的命名更有其合理性。有意识地运用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地质学名词,表明命名者看重的不是诗人在历史时间中占据什么位置, 而是强调他们的写作状态作为诗歌写作的一种精神和品质。     

人性的回归--浅析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深入与发展

90年代“个人化写作”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实文学关注人性的传统从“五四”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这种“个人化写作”可以看作是人性的一种回归并更加深入,在创作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从“先锋派”到“新写实主义”、女性写作和新生代的都市时尚写作等方面。尽管其中有成就也有局限,但文学对人的探索将永无止境。     

论教育的高贵性和神性

在教育已经陷入功利主义的今天,追问教育的真精神不仅是现代教育救赎之必要,也是教育发展之必然。教育的真精神在于教育的高贵性和神性。教育的神性是教育对于提升人性达致“人之为人”的意义的关爱。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一种精神性生活方式。教育是“爱”的事业,教育的“爱”出于对存在的虔诚而不是出于加工或塑造的自大和傲慢。     

理性观照与神性启示--西方文学精神突围的二维

文学既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呈现 ,也是人类在生存困境中所进行的精神突围。在这种精神活动中 ,始终灌注着自由的理想。西方文学精神发展的历程表明 ,西方人主要以“理性观照”和“神性启示”两种方式达成自由。“理性观照”是以人的实践活动来求得人的解放与自由 ,它有理性主义与物性主义两种表现形式 ;而“神性启示”则在关于人生存的追问中 ,将人放在超验语境中言说人的存在 ,它呈现为上帝启示信仰和精神超越两种形式。     

生态思想视域下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新论

沈从文以其描绘的人与大地和谐的湘西世界和塑造的具有自然人性的湘西农民形象,抒写了一首传唱不衰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以乡下人和现代文明的双重视野展现了神性大地之美和地之子生命的蒙昧。在强烈的毁灭性悲剧感中,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显现了源生于中国大地的神性之美:和谐的乡村世界与善良的地之子。因此,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体现一种深刻、自觉的生态意识,建构了一种中国维度、生态思想的新文学。     

故地与远方：刘年诗歌中的地方书写

诗歌的“地方性”问题日益引发学界讨论，这是因为经由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与全球化冲击，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失去了其所具备的稳定性，而诗人们的地方写作也逐渐变得空洞化与程式化。面对这样一种地方危机，刘年以肉身行走的姿态寻求着诗歌的语言与精神创造，无论身处故地亦或远方，其地方书写既具自然属性又富有生命超越性，联结了一个有关过去、现状与未来的诗性空间，于是“地方”的意义也就跳出了地理版图中的位置，转为一种精神指向的存在，这种处理方式显示出地域写作的可能性与超越性。     

傣族原始土地崇拜和古代汉族社神比较

土地崇拜是很多民族原始宗教中十分普遍的现象,本文就傣族的原始土地崇拜和古代汉族的社神作比较,探其异同。 古代汉族社神原指土地神,它属自然崇拜的范畴,至于后来向拟人化发展的土地神,其神性已经失去了自然属性。傣族的原始土地崇拜就是傣族地区每个寨的“寨心”,每个勐的“勐心”。以它与古代汉族社神作比较,就需要洞察其内涵。     

“代”之外的独白──评当代转型期诗歌

世纪末的文化转型导致了诗歌的转型，这个转型以90年代诗歌“代”之外的趋于个人化的写作取代80年代的流派写作为其基本特征，个人化写作脱胎于“第三代”流派写作，并在诗歌转型中日益呈现出一种“疏离”的特性。     

"乡愁":"民间写作"刍议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界裂变为“主旋律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我们不能把这种分化简单地视为“炒作”行为,相反,应当将其看作当前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多元化趋势的一种表征,也是文学独立主体意识增强的征兆。“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不是一种对立的写作立场,而是优势互现、不足互现的,应重组为“第三种写作”。     

反命名和戏谑式命名——杨绛散文的反讽修辞

杨绛散文的反讽修辞对应着两个语境 :故事发生时的语境 ( 5 0年代初至 70年代初 )和故事写作时的语境 ( 80 - 90年代 )。她将“陪斗者”这一政治身份转化为叙述人的观察和言说视角 ,通过“反命名和戏谑式命名”的修辞方式 (表现为“我不是…”/“我是…”的语式 ) ,实现了对语境限制的反限制 ,构成了一种“互文本”的深层意义结构。其戏谑式命名的常用方式是“贬低陈述”。作为女性写作 ,杨绛选择反讽作为自己散文的基本修辞方式 ,既是时间的积累沉淀对她的话语启示 ,也是她对自己文化素质审美心智优长的一种发挥     

也谈耶儒伦理思想之差异——以利玛窦、黄宗羲伦理思想为例

天主教和儒家伦理思想存在着巨大差异,首先是双方对人性之设定不同：儒家相信人性善,而天主教则认为人有兽性和神性二性。其次是对世俗伦理定位不同：天主教认为人不能全然为善,儒家则认为人能成为至善;天主教认为世俗世界是有限的、相对的,儒家则将世俗世界绝对化。再次是伦理观念之不同：天主教将爱天主置于道德之首,儒家则将孝悌作为第一道德法则;天主教轻传宗接代,儒家无后则为大不孝;天主教轻视肉身,提倡简葬,儒家重视肉身,提倡重葬;天主教遏制圣人的绝对权威,儒家则将圣人绝对化。     

两个我在吵架

我总看见两个我在吵架。一个是灵魂的我,一个是肉身的我。灵魂的我指责肉身的我:“喂,你这个肉乎乎的家伙,你明明是讨厌那些人,认为他们很猥琐很势利很浅薄很虚伪,可你却还要跟他们握手,寒暄,乱开玩笑,你不觉得你很无聊么?”肉身的我:“嗨,岂止是无聊呀,简直就是令人作呕!你没看见回家以后,我就总是赶忙去卫生间刷牙么?”     

“经验”的贫乏与救赎——论余华“转型”后的小说创作

在20世纪90年代,余华的写作开始“转型”。在许多学者看来,余华转型后的小说不再一味地展示暴力与苦难,而是强调忍受、乐观,和“温情地受难”。但在笔者看来,对苦难的展示与“忍受”并非余华“转型”后小说的深层思想主旨,而再现由传统社会步入消费社会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中国人“经验”的日趋萎缩与贫乏,以及面对这种困境而试图重新整合“经验”的努力,成为余华“转型”后小说的深刻主题。正是对这一独特而深刻主题的挖掘与艺术表现,凸显了余华“转型”后的小说写作在当代文学中的独特价值。     

神性与人性——论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道德主题

从伦理道德角度对莎士比亚文学作品进行考察。以文化为参照,以人为基点,以道德主题嬗变的整理讨论为指归,透析文艺复兴“人”的道德图式。文艺复兴是神性回归并参与人性建设的时代,其成为莎士比亚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他完成了后期人文主义对“人”的诠释：享受现世节制的自然之爱,同时以上帝之爱消弭邪恶。莎士比亚文学作品道德主题体现为神性超拔人性、人文终极的图式。     

从愤怒的写作到虚伪的活着--余华创作的后现代叙事策略

余华1980年代的创作以“愤怒”的写作显示了先锋文学的挑战性姿态,其1990年代的创作以幸存者的言说表达了虚伪的“活着”的人生关怀;从“愤怒”的写作到虚伪的“活着”构成了余华创作的后现代叙事策略。     

当代“性叙事”的话语形态分析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从前 30年中被打扮成“革命感情”、“阶级友谊”到 80年代的“性启蒙” ,再到 90年代商业经济背景下的女性身体写作与欲望写作 ,“性叙事”的生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消解神圣”与“除蔽还原”的过程。与之相应 ,也出现了五种叙事话语形态———国家神话、启蒙话语、权力话语、私语独白、复调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