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实践需要信仰的精神支撑——康德道德信仰观对我们的启示

信仰是一种对终极价值的关切。康德从理性出发,把信仰建立在理性本身对超验的渴望与追求之上,并认为只有在实践理性领域才能达到。康德认为借助于纯粹的实践理性,道德是自给自足的。但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人的道德现实又是非纯粹的,道德的最终目的在自身的纯粹性中不能实现,故必须超越道德的纯粹性而进入到道德的非纯粹状态,并尽力寻求人的现实与人的理想之间的某种统一。康德把纯粹道德导向道德信仰,是保证道德意志的最终目的——至善的实现。康德的道德信仰理论对解决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迷惘和道德危机、对我们的伦理道德建设都具有直接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康德至善论探析

至善是康德纯粹实践理性追求的最高理想和目标,是德性和幸福的统一。德性是其中的首要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至善就不能成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客体,也就不存在至善是否实现的问题。康德为了实现至善设定道德规律和道德公设,但是至善论存在困境,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不过,至善论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康德的道德主体理论

道德原则可否建立在人的经验和情感的基础之上？如果经验和情感不具有普遍必然性,那何种因素可以给道德原则提供普遍必然性基础？与功利主义者不同,康德认为道德原则应是先验的法则,这种先验法则由纯粹理性所订立,而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人,是这一法则的立法者之一。因而要理解康德的道德哲学,就需要厘清作为人的道德主体与纯粹理性和道德法则的关系。     

论康德理性原则下的幸福观

康德认为经验论派和理性论派的幸福观都不能使人们得到真正的幸福,进而他将理性原则应用到幸福论中,提出了以"自律"为原则、"善良意志"为条件的理性主义幸福观,超出了以往的幸福观念。主张以德配福,德福可以在至善中得到统一。认真分析康德的幸福观,对当代人捍卫道德尊严和实现配享幸福有着深刻的启示。     

康德关于人的本质述评

本文详细地阐述了康德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认为康德是结合实践理性来谈该问题的．康德曾试图在理论理性（经验世界）的范畴解答此问题，但最终认为人的本质问题只能借助实践理性（道德世界）作出追问和探索．人的本质问题的解答因而从认识论转移到实践哲学中，康德始终是在道德体系的框架里思考该问题。他认为要实现人的本质．前提即是用“应当”的道德规范要求“能够”的现实存在。他的思想对近现代西方的哲学家、基督教神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题——论康德伦理学中的德福观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看,德福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讨论的话题。康德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的理性,即人的德性。康德认为,幸福不是道德的根源,幸福不能作为道德的动机,伦理学不是“幸福学”,不是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康德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最高的善是善良意志,是其他善的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善———至善,德福的完美匹配才是至善。透过他的德福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性论与幸福论论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目的论的康德历史哲学

康德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完全从哲学上考察历史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它将目的论原则引入历史领域,以整个人类的历史为其对象,由此形成了一部向着善而不断进步的“道德史”,其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但康德的历史哲学是以道德形而上学为依归的,它无关乎人类历史现象本身,而仅仅从道德主体的角度来观察人类历史,因而是超历史的,是一种在黑格尔思辨历史哲学的类比意义上的历史哲学。     

从康德到马克思的历史逻辑与逻各斯精神

西方逻各斯精神在康德的辨证历史观中得到双重呈现,人类普遍历史的合规律性进程实则只是人类纯粹理性站在道德的高度反思全部人类社会的结果。正是囿于这种先验设定,历史与逻辑在康德哲学中只能达到外在的统一性。黑格尔扬弃了康德的先验预设的理性原则,将人类历史的辨证发展进程看作是世界理性的客观理念的实现过程,由此使历史与逻辑获得了内在统一性,并将辨证历史观提升为普遍方法论。马克思则进一步扬弃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基础,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原则奠定在物质世界和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中,由此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科学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