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儒家正义论之统绪——以荀子正名与正义思想为例

"正名"与"正义"同含一"正"字。在荀子的正名论中,"正"有两重涵义:"由行致知"和"以知制行"。而正义则可视为动态的正名过程,其目标是在知行合一中对礼进行损益。在这个动态的正名过程中产生出不变的正义原则,即"约定俗成"的"贵本"原则,与"径易不拂"的"亲用"原则。在这两条原则的基础上,又推出公平性与中和性两条正义准则。从正义论的整个架构来看,儒家的正义论与正名论有着同构的关系,正义既是正名的目标,正名也是正义的统绪。     

孔子"正名"思想的逻辑观评价

在先秦逻辑思想中,孔子正名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正名以正政"是其逻辑前提和逻辑结果的统一,体现了求真与求善的两种精神.求真精神追求了正名思想的"逻辑真",求善精神追求了正名思想的"伦理真".孔子正名思想的逻辑观有着鲜明的伦理化倾向及特殊的历史作用,对构建当代合理的国际关系与文化交往,也有着不可忽略的时代价值.     

论毛泽东的正名思想

毛泽东吸收了传统"正名"思想的合理内涵,形成了以"实为主"的有别于传统的以"名为主"的"正名"思想.毛泽东"正名"的方法主要有"变名符实"和"循名责实"两种;毛泽东的正名实践促进了哲学正名原则、逻辑正名原则、语言正名原则三者的有机统一.     

儒家"协变"思维的价值取向及其现代启示

以"协变"作为儒家的思维方式,基于双重原由:"协",不仅有协作、协调也有和谐的本义;"变",不仅有变动、变通更有变化(进步、发展)的内涵。儒家协变思维的价值取向是和平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求融通、中和,致变通、演进,是其本质特征。现代术语中的"动态平衡",可与"协变"概念相应。用"协变"比"和合"更能体现儒家人文主义精神。本文选取儒学史上几位集大成者,并在其思想逻辑的展开中透视协变思维方式的最终形成。现代新儒家的"人文演进"观可与协变观匹配。协变思维以其丰富的价值内涵及其现代启示证明:这一思维方式的核心精神仍可与现代世界文明中的可持续发展主潮合拍。     

伊斯兰的仁爱观——兼及与儒家伦理的比较

进入21世纪以来,留给世人最惨痛的记忆莫过于"9·11"事件及其后续的影响,从惨痛中醒悟过来的人们开始寻找各种渠道,为人类多元文化谋求新的出路,探索一条和平共处的路子.结果,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集到了人类最原始的沟通方式--"对话"上.如果"对话"的形式能在不同文明之间搭起一道桥梁,打开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的话,伊斯兰和儒家文明之间通过对话铺设的和平之路将是最通畅、最具魅力的道路.尽管二者有诸多的不同,但在伦理方面它们有许多共同的语言.以"仁"为例,它是伊、儒两家共同推崇的道德原则,能成为二者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渠道和平台.伊儒两大文明是历经千年而不衰的人类精神资源,两大文明之间展开的各种形式的交流和对话将会加深彼此的了解,拉近相互的距离.这对稳定国家,和谐社会,促进各民族团结具有重大意义.     

孔子“正名”新考

孔子"正名"说和"名分论"、"名实论"并无天生的关系。《论语》的"正名"之所以会被赋予各种各样的解释,很大程度上是后人依据后代的"正名"观去臆测孔子,在名思想发展史进程中将孔子"正名"说从一个虚壳一步步充实成为一个实体。孔子"正名"的原义或许很简单,并不是要建立什么"名"的规范系统,而只是在历史上孔子第一个意识到了语言对政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孔子作为一个政治家注意并预见到了名之不确定性、暧昧性、随意性对政治所可能带来的影响,看到了语言在无法准确表意、或为人无法准确接受时会出现的政治后果,意识到了"名"作为明确是非、建立标准之手段对社会政治所能产生的巨大作用。孔子虽然提出了言语之不统一会导致政治的不统一,却没有贡献解决的方法。     

刘师培与俄国形式主义关于“文学性”问题的比较研究

刘师培指出要通过"正名"方式来实现"文"的审美特性,这种理论思路与俄国形式主义通过"陌生化"手法实现"文学性"的文学理论之间体现出一致性,他们都选择从改造文学语言入手,来突出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刘师培的"正名"思想与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在对文学语言的取舍方面表现出雅与俗的审美差异,在文论命运、审美趣味和文论指向等方面也存在不同。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有助于理解刘师培文学思想的现代性意义。     

从《正名》看荀子的语言思想

荀子对语言的认识和论述集中体现在《苟子.正名》中。《正名》涉及了语言的约定性与强制性、语言的继承性与发展性、语言的作用、语言的系统性等诸多问题,在理论的阐述上具有开拓性。     

"学生主体"的哲学论说

实践唯物主义是将学生从主体方面来理解的.在教育活动中,学生与教师形成了主体间平等、创造、互惠、开放和和谐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其本质是教育主体与"实践的现实的世界"对话.在对象化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学生主体不断丰富着自己的本质力量,发展着人的主体性,从而也实现了现代教育的价值.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教育公平实践主体的启示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认为,交往是一种主体间行为,它是行动者个人之间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它注重"主体间"对话的分析,倡导交往行为合理化,强调主体之间平等自然的对话.在教育公平的实践中,作为教师的教育者与作为学生的受教育者之间实施双向平等交往模式,有利于实现教育主体和受教育主体二者之间的和谐交往和发展.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