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静”说——中国古代的构思心态论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转载了这么件趣事: 谢无逸问潘大临云:“近日曾作诗否?”潘云:“秋来日日是诗思。昨日提笔得 ‘满城风雨近重阳’之句,忽催租人至,令人意败,辄以此一句奉寄。”这个例子形象地说明,“诗思多生于杳冥寂寞之境”,如果有人打破了这种平静,就可能引起艺术构思的中断。 艺术构思是一种高度专注、集中的思维活动,当创作主体进入构思的极境时,心灵专注于审美意象,甚至整个身心都投入于审美意象,从而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据传,贾     

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贵刊1981年第9期《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作者李壮鹰)一文有一条引文有误。该文曰:“刘勰之后,不少人都提到过艺术构思的‘虚静’问题。皎然《诗式》云:‘有时意静神至,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意静’,即诗人内心的‘虚静’;‘神至’,即意识活动以理智为主宰。”按:皎然《诗式》作“意静神王”,而非“意静神至”。该文作者未注明版本,不知“神至”一语本诸何处。查《历代诗话》上,第31页,《诗式·取境》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历代文论选》二,第76页《诗式·取境》条皆作“意静神王”,唯有罗根泽先生的《中     

鲁迅先生曾使用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词

《北京晚报》82年4月3日刊载的汤玉奇的《赵元任的〈语条儿〉》一文中说:“据目前已知资料,我国在1926年即已出现了‘精神文明’一词,这个词的使用者是赵元任”。马恩列斯著作研究会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上也说:“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词,究竟源出何处?”……迄今为止,     

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自序《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对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了个人的回答。本文再从“中国法律哲学的初步纲领”“‘共谋’与强制性支配”“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等方面做了进一步阐释。提出:中国法学或中国学术,在当下世界结构中的首要任务,或者说中国学术的当代使命是根据我们对中国现实情势所做的“问题化”理论处理而去建构中国自己的一种有关中国未来之命运的“理想图景”。     

黑格尔把“单一是普遍”看作是否定之否定吗?

张世英同志在《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中说道:“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否定之否定’的意思,不过是说,要否定那种把否定单纯看为仅只是否定的看法,而要把否定同时也看作是肯定。……拿前面所说的‘单一(正)是普遍(反)’这一命题为例:这个命题表明,‘反’(‘普遍’)不是单纯与‘正’(‘单一’)相对立的,不是对‘正’(‘单一’)之单纯否定,这个命题表明,‘反’(‘普遍’)是对‘正’     

悲剧生命体验与沈从文小说形式——兼论“沈从文文体”〈下〉

四:“理想人性”的沉落与文体型式之二 在沈从文的创作实际中,他的审美理想包容了文化价值判断、伦理道德标准。在审美理想中,沈从文又把人性、生命置于最为重要和裁决一切的地位。他说:“我们对‘文学’与‘人生’的看法,和别一部分人虽无是非之分,无高下之分,然而却实在有些不同。……要紧处或许把生命看得庄严一些,思考着向深处走。”①他又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②沈从文的审美理想实质上是一种人性理想。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开”论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去年,冯友兰先生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君”、“师”分开的说法。最近,他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又阐述了这个观点。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归结起来,不外这样两条: (1)“君”、“师”应该分开。冯友兰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论的。有所谓‘治统’和‘道统’。‘君’就是封建社会中的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统’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制     

茅盾佚文八篇

前言 1961年9月26日,茅盾同志在回答笔者问时写道:‘钱杏邨说的《文学导报》上的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文章,署名为‘石萌’或‘石崩’者,我自己记不起来了。当时我写过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论文,但究在何处发表,用何笔名,现在都记不起来了。可能就是‘石萌’或‘石崩’的,也可能不是。我用笔名也是随手拈来,用过即不再用,因而也不能肯定我是否用过‘石萌’、‘石崩’的笔名。原因是我从来不写日记,也不把自己的杂     

论冰心的早期创作

“‘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四五’运动的汹涌怒涛又把我‘推’向了新的长征!生命不息,挥笔不已!”这是我国著名女作家冰心在《从“五四”到“四五”》一文中,所概括的她从一九一九年以来六十年的创作历程。从“五四”运动到现在,我们的国家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伟大的历史时期,各种矛盾复杂交错,斗争风云变化万千。而冰心的创作道路也是蜿蜒曲折的。她曾经历了文思潮涌和笔下消沉的不同时期。“五四”运动的风暴,触动了她的创作激情。社会主义祖国的诞生,又焕发了她的文学青春。“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她更孜孜不倦地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为繁荣社会主义创作而不停地挥毫。冰心六十年来的辛勤劳动,作品是丰富的,经验是多方面的,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总结。本文先就她的早期创作(“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一初步探索。     

“合二为一”是辩证法的综合方法吗?

柯阳同志在《光明日报》七月三日发表的《关于“一分为二”的对话》一文中说:“把一个统一的事物分为两个对立面,这种方法就是分析,就是‘一分为二’。而辯证法的综合就是‘合二为一’。……所以‘合二为一’,即是综合。”“综合就是把两个对立面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认识”。“这样一种认识方法可以概括为‘合二为一’,因为这是结合两个对立面成一个统一体来认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柳意象的相思情爱内核及人格化历程

宋人李元膺《洞仙歌序》曾谓:“一年春物,惟梅柳间体味最深.”《林下偶谈》也曾载这段动人的传说:“子瞻在惠州,与朝云闲坐.时青云初至,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把大白,唱‘花褪残红’.朝云歌喉将啭,泪满衣襟,子瞻问其故,曰:奴所不能歌者,‘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正悲秋,而当又伤春矣.’遂罢.朝云不久拖疾而亡,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冷斋夜话》亦载苏东坡渡海,“惟朝云王氏随行,日诵‘枝上柳绵’二句,为之流泪.”显然,上述论列传闻所涉及的柳,是中国文学中一个传统的富有文化意蕴和民族审美情趣的原型意象,它集中而鲜明地代表了一种感伤文学传统,同时也是男女情爱、惜春离别的心灵符号.     

关于文艺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讨论简介

当前,许多文学艺术刊物开展了文艺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于后: (一)关于创作题材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文艺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创作题材是广阔的。文艺家要把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放在首位,但是建国三十年要写,“五·四”以来的六十年也应该写,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以至古代两三千年也可以写,题材不应有禁区。我们应当力求创作题材多样化。凡是对人民有利的题材都可以写,凡是能满足人民正当精神生活需要的文艺作品都是为“四化”服务的。应该采取多种方式和多样题材为‘四化’服务。既要提倡直接反映‘四化’的作品,也要欢迎作家间接反映‘四化’的作品;既要号召作家深入生活,努力熟悉新的时代,新的群众,也要鼓励他们写自己熟悉的有意义的生活;既可以写现代,也可以写近代和古代。     

儒、道学派同源说

<正> 已故的蒙文通先生曾在《周秦学术流派的试探》一文中,把先秦文化分为三种类型,而“仁义”是分水岭:“我才深信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原来不是偶然举出的几部书。晚周文化本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大概三晋人说历史人物都是功利主义者,而齐鲁人看历史人物多是圣贤,楚同人看历史人物都非常神圣。”“所以儒墨尽管不同,但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却完全相同,他们都大讲‘仁义’也相同。从这里初步看出,‘仁义’是这三方面很明显的分界线。东方人都谈‘仁义’,北方人就反对‘仁义’,说‘仁义’‘迂远而阔于事情’。迂是大的意思,认为这是大而无当的。南方人也反对‘仁’,把‘仁义’看得很渺小,不如道德崇高。”     

释“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席上初逢见赠》一诗中的“沉舟”、“病树”究竟是指什么,历来说法不很一致。不少人把“沉舟”、“病树”误解为当时的保守势力,例如,“前人以‘沉舟’和‘病树’为作者自喻,颇失诗意。”其理由是“时裴度为相,政治上略有起色。压制刘禹锡的武元衡已死,李逢吉外放,故刘不久有‘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之句,其诗意与此相同。”(新编《中国文学发展史》)意思是说,“沉舟”、“病树”指的是武元衡、李逢吉等人。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沉舟”、“病树”乃是作者及其已亡故友的自喻,其理由有三。     

“写真实”的历史地位及其片面性——与周忠厚同志商榷

本文对周忠厚同志提出的“写真实”“是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主张写真实的”,“无产阶级的作家”要“克服”“阶级的偏见”等观点进行了批评。指出,“写真实”是资产阶级文艺家提出的,它虽具有某种唯物主义因素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进步作用,但无产阶级却不能全盘接受并做为创作口号,否则,就会导致创作上的客观主义;而且,目前创作中存在的小市民趣味和向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暗潮也可用它为自己辩解,“牢骚文艺”以及“绝对自由”化中的任何一种也可以用它做为“挡箭牌”。事实已验证了把它做为创作口号的弊病,它其实已经成了文艺创作脱离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避风港”。文章引述了卢那察尔斯基的一段话做为立论的佐证。这段话是:“请想一下,人们正在兴建一所房子,等它建好,将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可是房子还没有建成,您便照这个样子去描写它,说道:‘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可是没有屋顶’。您当然是……说了真话;但是,一眼看得出来,这真话其实是谎话。”“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时还根据共产党人的‘说真话’的要求,回答道:‘这本来就是真话啊’,他心里可能没有反革命仇恨”,但“这样的‘真实’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不相干”。文章还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对这一口号的宣传情况进行了分析,最后着重强调,在今日之中国,离开了作家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化,就谈不上其作品的真实性。     

对“前置宾语”的一些看法

“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以下简称“暂拟系统”),在谈到宾语时指出:宾语是动词的连带成分,通常用在动词的后边。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宾语可以用在动词的前边,作动词的前置宾语。我们觉得,“暂拟系统”提出的“前置宾语”的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下面就来讨论一下这个系统所认可的三种前置宾语,先谈第一种,后谈二、三种。“暂拟系统”规定的第一种前置宾语是:“宾语靠介词‘把’‘连’‘对’等的帮助,用在动词前边”。例如:(1)、我们把侵略者打败了。(2)、党中央对知识分子非常关心。     

关于“词匠”问题

质疑前读本年十一月号“文史哲”所载“批判胡适词选中错误观点”一文,作者黄公渚先生对资产阶级买办文人胡适在他的词选中用“词匠”一词来眨低宋末元初的词作时,给了严厉的驳斥,他说:“就他(胡适)所谓‘词匠’的定义来看,匠字乃是一种专门模做不会创作,无生气的东西,这是何等污蔑劳动人民的口吻,事实证明,集体劳动,集体研究,连用集体智慧,生气勃勃的推陈出新,提高技术水平,从事天才的创作,不是别人,而正是劳动人民。”我当时对这种驳斥,感到很满意,可是,今天我又获到一篇文章,这是“谈诗的技巧”(苏联:伊萨可夫斯基著)中的第二篇,题目是“读苏联的歌曲”。这里有一段说道:“第二个原因是从第一个原因中产生的,它就在於:既然‘走音乐的道路’最容易‘人选’,那末,许多被刊物     

论人性与文学艺术的解放

人性问题,多年来是理论战线一大“禁区”。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所谓“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被打成“文艺黑线的理论基础”,不但大批文艺作品受到横扫,就连社会主义公民的人的尊严和价值也遭致粗暴的践踏,造成了生活与艺术中的大量虚伪。 早在一九六一年,周恩来同志就曾批评理论界、文艺界“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可是,由于“左”的干扰,这些被弄乱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澄清。粉碎“四人帮”后,作家艺术家勇敢地冲破“禁区”,创作了一批具有深刻无     

论《诗经》中的两种赋

《诗经》中有两种赋:一种是朱熹说的“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诗集传》),另一种是李仲蒙说的“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从《诗经》的景物白描句子中,最能看出这两种赋的区别。现论述如下。一李泽厚同志说:“所谓‘诗言志’,实际上即是‘载道’……‘记事’……,就是说‘诗’本来是一种氏族、部落、国家的历史性、政治性、宗教性的文件,而并非个     

演绎推理是“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吗?

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的《语文基础知识》写道:“归纳推理就是‘由特殊到一般’。”“演绎推理同归纳推理相反,是‘由一般到特殊’。”辽宁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写的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在向学生介绍逻辑知识的时候写道:“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反映了认识事物的两个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他们都把归纳推理看作是实现了“由特殊到一般”,把演绎推理看作是实现了“由一般到特殊”。这是一部分同志的观点。复旦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