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8年CLDS数据的分析

生育保险作为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影响女性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基于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实背景，采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保险对已生育一孩女性的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无任何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享有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再生育意愿高出7.7%。拥有生育保险能更显著地提升具有传统生育观念、独生子女家庭、城镇户口以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的再生育意愿。为此建议，应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强化生育保险的生育支持功能，加强农村地区生育保障体系建设。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研究及其政策意涵

低生育目前正呈全球蔓延趋势，人口转变论等旧有理论已经无法对低生育现象做出合理解释，理论创新需要更为关注微观层面育龄夫妇自身生育意愿。中国当前极低生育率形势客观要求生育意愿研究重点转向生育意愿的有效测量、低生育意愿成因以及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的公共政策制定这三个方面。首先，生育意愿可以拓展为包括生育动机、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的序列性指标体系，并且测量技术呈现量表化趋势。其次，“低生育陷阱假说”、计划行为理论和TDIB模型是目前对于低生育意愿形塑机制的三种主要理论解释。最后，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的公共政策应致力于减少生育愿望和生育计划之间的差距，并将个人全生命周期、社会全人群、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这三个视角融入政策全过程。     

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使用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研究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同时将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生育政策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育政策会影响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一类、二类生育政策较严格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1个孩子,三类、四类生育政策较宽松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2个孩子,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KHB方法验证了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发现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也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高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这解释了生育政策放宽后,我国的生育率短暂上升后又下降的现象。总体而言,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受家庭、社会和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应创造"生育友好"的家庭、社会环境并完善生育福利政策,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     

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综述——基于数量、性别和时间三个维度

从数量、性别和时间三个维度,在空间上分为全国性调查研究和地方性调查研究两大模块,在时间上按照由远及近的顺序,对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在意愿生育数量上,中国人群的意愿生育数量在1.6—1.9个的范围上下波动,大城市、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理想子女数的均值依次递增;在意愿生育性别上,性别数量双偏好(儿女双全)和无性别偏好逐渐成为主流,但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在意愿生育时间上,女性人口的理想生育年龄较为稳定,实际生育年龄则呈增长趋势.为满足具有长远意义的对比分析需要,可构建系统性、标准化的生育意愿测量工具,并进行纵向追踪性的大型调查.     

新型生育文化作用及建设途径选择

生育文化对生育主体的生育观念、生育行为有深刻影响。建设新型生育文化,使之发挥内控机制作用,对实现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当令传统生育文化惯性影响仍然存在的条件下,新型生育文化建设应依托社区,从重在引导生育群体支持、理解人口国策,培养其社会公德,提高其文化素质等方面着手。     

低生育率背景下生育转变与经济发展：滞后还是超前？

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生育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利用181个国家1987年以来的数据，研究了不同国家生育与经济关系变迁过程及模式。研究发现，大多数国家生育水平的下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生育水平下降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同步发生只存在于少数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但生育水平却在持续下降，甚至低于部分发达国家，出现了生育转变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中国生育转变超前于经济发展，生育率在经济腾飞的早期就已经下降到较低水平，而且在生育下降到较低水平二十多年后才成为中高收入国家。一方面，未来中国需要警惕生育水平继续下跌或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是生育水平依然有继续下跌的风险。     

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上判定中国人口在本质上、内容上是否发生转变,就要深入分析中国居民中的绝大多数在生育意愿上是否发生了转变。而判定中国居民中绝大多数在生育意愿上发生转变与否。就须分析不同类型的居民的生育成本与生育收益的比较状况。当中国居民中绝大多数认为自己的生育成本≥生育收益时。中国人口就在本质上、内容上发生了转变,或者处于转变之中。因此。中国居民生育成本与生育收益的比较状况,应成为中国人口在本质上、内容上是否转变的简明判别式。     

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居住方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数据，分析了居住状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居住方式的改善有助于增强生育意愿；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健康状况、经济水平对生育意愿有影响；住房面积、同住人数对生育意愿也有影响；然而，房产数量和配偶同住对生育意愿没有影响。因此，政府可通过积极改善住房环境，颁布利于生育环境的住房保障措施来提高生育意愿；此外，根据多人同住的高生育率趋势，要大力提倡多子多福生育观，潜移默化下影响育龄人群的生育意识。     

房价与流动人口再生育意愿：一个社会融入的视角

人口增长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已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之一。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庞大，曾被称为“超生游击队”，但近年来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下降明显，探寻他们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紧要而迫切。使用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从社会融入的视角实证分析了房价、城市购房与流动人口二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房价上涨通过提升流动人口收入和降低失业风险渠道对流动人口生育第二胎的总体意愿产生了积极影响，呈现一种“财富效应”；城市购房对流动人口再生育意愿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城市购房会削弱房价对再生育意愿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地，社会融入程度可以调节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对房价上涨的敏感性，这意味着高度城市融入的人口的生育意愿更容易受到房价的影响。从结论出发，提出实施“生育友好型”住房政策建议，保持房价和经济平稳的同时不断减轻城市新移民住房负担，从而提高流动人口乃至常住居民的生育意愿，这也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实现“共享发展”的应有之义。     

上海市生育意愿30年的演变历程

通过对1980年初以来上海开展的数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的回顾与梳理,展现了过去30年上海人口生育意愿(主要是意愿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性别)的演变历程:意愿子女数呈不断减少趋势;不同群体间生育意愿数虽存在差异,但都低于2个孩子。同时,总和生育率、孩次率等多项指标显示,上海人口的实际生育已长期处于很低水平。文中历次调查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与相应年份总和生育率的纵向比较可表明,在低生育水平社会,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一般低于所报告的意愿生育水平。     

马克思的土地肥力观述评

土地肥力是土地的客观属性;土地肥力包括了许多要素;具有肥力的土地是农业基本生产资料;土地自然肥力是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土地经济肥力是人工肥力和自然肥力的统一体;科学技术在土地肥力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自然土壤向农业土壤的转化和发展,是人类生活和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     

政府、雇主和家庭共担生育责任的探讨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生产的必要前提,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为雇主/社会提供了充足劳动力,满足了家庭情感需求和家族延续的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需要共担责任。我国经历了从国家和家庭共担到雇主和家庭分担主要生育责任的过程,目前政府分担生育责任依然不足,雇主服务支持不够,家庭中男性未充分发挥作用。要确立生育的社会价值,增强政府责任,建立全面覆盖的生育保障制度,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建立平衡工作—家庭的支持体系,男性分担更多责任。     

Did the Economic Crisis Cause the Fertility Decline in Russia: Evidence from the 1994 Microcensus

Between 1989 and 1993,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inRussia dropped from 2.01 to 1.38, a fall ofunprecedented size in peacetime. The more commonexplanation asserts that the fertility decrease is thepopulation's response to the socio-economic crisisoccurring in the country. The alternative hypothesisstates that the fertility decrease is just acontinuation of the long-term trend, while the crisishas accelerated this process. On the basis ofindividual data obtained in the 1994 microcensus,which involved 5 per cent of Russia's population, thispaper attempts to find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eachof the two hypotheses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questionnaires of 798 thousand women born between 1959and 1975. Three indicators of fertility areinvestigated: frequency of birth in 1993, expectednumber of children, and desired number of children.These indicators are linked to 28 background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marital status, number ofchildren ever born, ethnicity, level of education,housing condition, and income level. The data do notreveal essential fertility differentiation by economicstatus, which would be present of the first hypothesiswere right. At the same time, a clear connection isfound between the frequency of births in 1993 and suchsocio-cultural markers as living in town orcountryside, ethnicity, and the desired number ofchildren. In addition, 1993 fertility actuallyconforms to women's opinions about the number ofchildren they intend to have. These results cast doubton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economic crisis is the mainand only cause of the recent fertility decrease inRussia.     

妇女当家会强化低生育水平吗?——一项关于家庭权力与生育决策的实证研究

妇女地位的提升对降低生育率有着重要作用。在低生育水平的湖北宜昌农村地区,数据分析表明,家庭权力在生育决策中产生重要影响,男性的生育观念更为传统,男性主导家庭权力可以提高家庭的生育意愿,而女性拥有越来越自主的生育决策权力以及更理性的、以核心家庭幸福为准则的生育观,但在这部分地区,没有证据显示妇女当家会直接降低生育率。因此,在妇女家庭权力日渐提升的趋势下,为防范极低生育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发展能力、为妇女生育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环境尤为重要。     

Social Differences in the Decline of Marital Reproduction in Rural Navarre (Spain)

The continued decline of marital fertility in Navarre (Spain) during the first few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life expectancy and greater survival to adulthood. This decline affected all social strata and all geographical regions, rural areas as well as cities. Nonetheless, the decline was not homogeneous. Some sectors of Navarrese society began the fertility transition earlier than others.Cross sectional analysis is presented for different years of diverse variables that could be related to the levels of marital fertility: level of urbanization, occupation of the father, level of religious devotion and political factors. Statistical evidence is presented that confirm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se variables to the levels of fertility.     

水稻待测粳型亲籼系花粉育性和小穗育性的遗传研究

目的:弄清粳型亲籼系花粉育性和小穗育性的遗传规律,选育优良水稻品种。方法:3个杂交组合的亲本、杂种F1代和杂种F2代研究了待测粳型亲籼系花粉育性和小穗育性的遗传规律。结果:G2410亲籼并与籼稻的亲缘关系较远,是粳型亲籼系。粳型亲籼系花粉育性和小穗育性受多基因控制,在一个具体组合中,常受1-2个主基因和多个微效多基因控制,各主基因之间的遗传力大小常有不同,控制小穗育性的基因数比控制花粉育性的基因数更多。     

三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支持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基于生育配套政策试点项目的案例分析

为了给今后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重点、战略方向和配套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通过湖北省咸宁市生育配套政策的试点,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念,从政策主体、政策执行与政策绩效三要素出发,构建了生育支持政策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咸宁市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化治理模式,宏观层面,政府提供资源和平台,为政策落实提供保障; 中观层面,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家庭发展和社区稳定,用人单位提供生育便利支持家庭成员为企业创造价值; 微观层面,弘扬积极的生育文化和生育理念,提升家庭生育意愿,由此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生育支持体系。咸宁市生育配套政策项目试点工作提供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在推广中需要注重地方灵活性与时效性相结合,使生育配套政策符合当地的实际。     

不同柚品种花粉育性比较研究

对十二个柚品种花粉发芽率、畸形率、生活力及花粉量的测定结果表明：它们的花粉育性存在一定差异，可划为四种类型。其中晚白柚、四季抛、梁平柚属高育型，麻豆文旦柚、文旦柚、五布柚、垫江柚、沙田柚、蓬溪柚为中育型，金香柚、漳州柚、台北柚为低育型。本试验未见有不育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