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与义寓湘诗初探

陈与义因靖康之乱而寓居湖湘,在湘期间创作了一批优秀的诗歌,我们称之为寓湘诗。陈与义寓湘诗情感丰富,国破家亡的悲凉,亲朋挚友的深情,饱览湖湘风光的审美愉悦是其主体;陈与义寓湘诗艺术世界也相当独特,既有个性独具的意象,又有闳肆慷慨的意境,堪称寓湘诗佼佼者。陈与义的在湘诗作丰富了寓湘诗艺术世界,标志其诗作艺术品味的提升。     

从意象诗和具象诗看中西诗学的差异

西方模仿中国古诗而创的意象诗派和他们在二十世纪自创的具象诗都把画而感摆在首位,而忽视了形象背后的韵味:而中国传统古诗和模仿西方具象诗所作的现代诗把画面“言外之意”摆在首位。     

李商隐诗中柳意象分析

在李商隐诗歌中，柳树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意象频频出现，且包含的情感内涵各有不同。李商隐笔下的柳意象按其生长的生态顺序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新柳、繁柳和衰柳。按三种情况分析李商隐的诗歌，以具体分析柳意象在不同状态下所表达的诗人的主要思想情感。     

李商隐诗中柳意象分析

在李商隐诗歌中,柳树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意象频频出现,且包含的情感内涵各有不同.李商隐笔下的柳意象按其生长的生态顺序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新柳、繁柳和衰柳.按三种情况分析李商隐的诗歌,以具体分析柳意象在不同状态下所表达的诗人的主要思想情感.     

浅谈唐宋诗词中月亮意象的文化意蕴

月亮与中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千百年来,文人们对明月倾注了太多的情感。他们将月融于人的内心思想情感之中,使月与人内心的思想情感互为辉映。不同的文人,不同的心境,各有不同的感受。在不同的古诗词中,月亮意象表现出的意蕴往往不同,体现出其意蕴的丰富性:幽美,自由,纯洁,美好,永恒,凄凉,悲惨,悲欢离合等。以唐宋诗词为例,分析月亮意象的情感内涵和深沉内涵。     

浅谈唐代的"曲江"诗

曲江是唐都长安的一处胜景,它的盛衰与唐王朝的兴亡几乎同步,唐代诗人为它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在这些"曲江"诗中,诗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曲江当作盛唐时期那段辉煌历史的标志,赋予了曲江特殊的情感色彩与文化意蕴.     

论唐人边塞诗中的音乐诗

唐朝包容,汉音胡乐中外文化交响共融,唐朝激扬,士人争去边塞建功立业,如此,就产生了边塞诗中独张一帜的音乐诗。这些音乐诗或描绘边塞征战场面,表现战斗的气势和护国卫家的思想;或表达浓重的反战情绪,抒写思乡之情和闺怨之念;或描摹边地风光,记录边地人情,以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和表现手法,在泱泱唐诗大国中占据了重要一席。     

岑参凉州诗的情感内涵及传播意义

岑参是盛唐最具代表性的边塞诗人,一生两度出塞,历时五六年,对边地生活有深刻的体验和积极的反思,创作了七十多首边塞诗,其中作于凉州的七首诗,情感意蕴丰厚,广为传诵。这七首诗或记行踪述战事;或抒壮志发乡思;或怀前贤念友朋;或描名胜、绘风情。诗歌呈现出慷慨悲凉的情感特点,表露了诗人在凉州时期复杂的心境,堪称诗人前半生艰辛跋涉的心灵史诗;同时岑参以诗歌为媒介把凉州的物候地貌、风土人情,异域文化传输到内地,推动了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岑参的凉州诗又有文献传播和保存的重要意义。     

韩国本《十抄诗》中的唐人佚诗辑考

域外汉籍文献对我国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韩国唐诗选本《十抄诗》,其中包含大量中晚唐佚诗 ,对唐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珍贵材料迄今尚未披露 ,现将其辑为一篇 ,校勘异文 ,并进行了初步的考证     

论汤显祖科举生涯与其文学创作之关系

文章仅以明代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为例,分中举之前、中举入仕至辞官归家和弃官家居三个时期,看汤显祖的诗文以及戏剧创作,得出结论:汤显祖一生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科举经历有关,他一生的科举经历在诗文及戏剧创作中都有所表现,从而也可以说屡次科举成就了汤显祖。     

唐代科场弊病略论——以中晚唐数次科场案为例

唐代科举制度总的来说是较为公平合理的,但也存在某些弊病,尤以中晚唐为突出.从这一时期的六次科场案,我们可以看到科场上存在着奔竞钻营、受贿请托、试官判卷取人不公、名人权势人物的干扰主司等种种弊病.而这些弊病的产生,与当时的公荐、通榜、等第、试卷不糊名等科举措施有很大关系.     

唐进士科考试时间探析

唐代进士科考试时间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本文在对唐代进士科举子申送和省试时间进行考证的基础上,得出了进士科举子在每年的十月份申送,尚书省考试是在十一月至来年三月之间进行的结论.     

试论清代科举中的考差制度

考差是清代对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的选拔考试。肇始于顺治年间,至雍正形成考差制度,乾隆、嘉庆诸朝不断调整、完善,使其成为清代科举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从制度的建设去评价,还是从实践的效果去衡量,清代考差制度都有其积极的意义。     

唐代科举科目考述

唐代科举科目数量多 ,对后世的影响大。研究唐代科举科目的设置与变化情况 ,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科举制度的认识。     

清代科场加试试帖诗之始末及原因探析

清乾隆二十二年,在诗歌退出科场数百年后,乾隆下令在乡、会试中增考五言八韵律诗,此年因之成为科举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年份.以这一事件为切入点,研究清初诗赋在各类考试中的运用情况,联系乾隆及其祖父康熙的教育背景、个人素质,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看似偶然、但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     

略论宋代的科举迷信及其对士人的影响

宋代的科举迷信有祈梦、算命、看相、占卜和所谓因果报应等各种表现.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科举迷信尤为盛行,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宋代科场竞争空前激烈,无法把握自己在科场上的命运,从而给士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迫切希望预知吉凶,并求得神灵的保佑;二是科举考试中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亦即"幸与不幸"的存在,助长了命运说的流行;三是有人借助科举迷信宣扬因果报应,以劝世人积德行善,对科举迷信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科举迷信不足信,且它对考生所产生的消极面也大于积极面,因而必须加以破除.在今天,科举制度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只要有考试,就会有竞争,就会对考生产生精神压力,就容易出现各种考试迷信,从而阻碍考生正常水平的发挥.因此,考生只有破除各种考试迷信,以真才实学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应考,才能取得优秀的成绩.     

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

"宾贡进士"是唐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一项制度,其目的是将周边诸族士子与唐本国士子加以区别并予以优惠照顾.所谓"宾贡科",并非是指与进士、明经等并列的科举考试科目,而是指进士科考生的特殊来源以及考试和录取的特殊方式."每自别试"虽是宋代才出现的制度,但它并不足以说明唐代宾贡之制的不存在或唐代科举考试中"异邦贡士来华应试常与唐本国士子同等对待".     

北宋后期的科举改革与辞赋创作

熙宁以来科场政策的更迭变化潜藏的文学观、人才观的争论 ,对文风、学风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对辞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律赋的创作在北宋后期文人的作品中比重减少 ,艺术性降低 ;辞赋论政之作减少 ,辞赋作为正经文体的地位下降、弱化 ;许多辞赋缺乏铺采文、广采众学的魄力。     

清代科举考试中的"贱民"冒考问题

清代的贱民等级,包括奴仆类贱民、隶卒类贱民、倡优以及乐户等.其应举资格受到严格的限制,无法直接以合法的身份进入科场.由于雍正时期的"除豁令"以及其他相关规定,贱民等级的应试权益前后呈现为一种由"基本缺失"到"有限改良"的特点,但总体而言,贱民身份者仍无法在短期内顺利获得应举资格.在科名的强大诱惑下,不同类别的贱民通过各种途径冒考科举的现象在清代并不鲜见.科举考试将贱民等级排除在外,其根源不在于科举制度本身,而在于"清流品而重名器"的社会传统.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科举制仍堪称极具开放性与公平性的选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