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治理、行业竞争与环境绩效

党组织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方式参与公司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制度.本文通过收集整理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相关数据,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我们发现:党组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水平;行业竞争在党组织治理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的作用,行业竞争程度越强,党组织治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越强.反过来,环境绩效的提升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起到负向作用,即党组织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将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     

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比较——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家族控股型及国有控股型上市公司2002-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治理机制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间接检验了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在代理成本上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治理机制的影响下,家族控股公司的绩效要好于国有控股的公司;治理机制对家族控股及国有控股公司的绩效均有正向作用;治理机制对国有控股公司绩效的正向作用显著大于家族控股的公司。基于这些发现,得出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不如国有企业严重。     

内控有效性、高管代理成本与多重并购绩效

立足于企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诉求,并购成为企业实现迅速扩张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工具.本文选取2009-2014年发生并购重组事件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并购交易绩效、并购整合绩效和并购可持续增长绩效多重指标为研究侧重点,结合我国特有的产权制度背景,考察内部控制有效性、高管代理成本对多重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改善多重并购绩效,高管代理成本会抑制并购后主并公司的多重并购绩效;同时,内部控制能减弱代理成本对并购绩效的损害程度,但这一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各异.研究结论为我国进一步加强包括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机制在内的制度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会提高会计稳健性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坚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2007—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提高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机制分析表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抑制企业风险承担以及提高信息透明度，进而提高了会计稳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的正相关关系，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以及市场化进程缓慢的地区更加明显。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升效能，助力企业增强风险抗御能力，保障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以2010—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基于高管激励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管薪酬激励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高管股权激励则对此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非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要强于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基于此,企业应持续强化责任意识、优化薪酬体系与深化股权监管,以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有控股、市场竞争与股权激励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研究

结合代理理论和制度理论,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国有控股和市场竞争这两种基本制度环境对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相关关系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发现：股权激励整体上存在激励效应,能显著提高企业绩效;国有控股削弱了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对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产品市场竞争强化了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竞争程度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好;市场竞争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在竞争程度高的国企样本中,股权激励显现出了显著的激励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制度环境是股权激励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完善产品市场竞争是提高股权激励效果的关键。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 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选取2014—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都能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产品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效果越明显;上述变量特征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根据研究结果,对企业与相关监管机构提出建议：企业应更加注重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协调发展,在不断提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同时,完善自身市场竞争机制,以达到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目的;监管机构应加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立法,规范我国资本市场发展。     

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对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公司外部治理环境是影响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根本因素。政策环境、行业竞争环境和政府干预等外部环境对企业的监督、激励和决策等内部治理机制的运行有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效应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类不同所制形式的企业中表现有所不同。政策环境对内部治理机制的正向影响效应有助于强化其他外部环境因素对治理机制的影响,相比国有企业,政策环境的中介效应在私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企业数字化发展对非效率投资的矫正效应

企业数字化发展已经在逐渐改变我国企业的治理模式、管理方式以及运营和决策机制。在此背景下,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8年的实体经济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发展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1）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提升能有效矫正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主要表现为缓解企业的过度投资。（2）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提升矫正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机制在于,其通过提升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和降低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成本,进而矫正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3）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发展对非效率投资的矫正作用在聘请了非权威性审计机构的企业和管理层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更为显著。这些结论对于推动我国实体产业数字化发展以及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CFO财务决策效能影响企业绩效:背景特征还是效率导向

文章以我国2012-2018年沪深A股164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熵值法和加权平均法计算CFO财务决策效能指数,实证检验了CFO财务决策效能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并从是否兼任内部董事分组检验CFO财务决策效能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发现:CFO的财务决策效能越高越能显著提高企业绩效,并且其现实效能对企业绩效影响程度大于基础效能影响程度;兼任内部董事的CFO更能提升企业绩效;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上述结论亦成立.     

多元化经营、审计师选择与公司价值

基于代理成本理论,诸多研究探讨了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和债务杠杆等公司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多元化动因及绩效的影响,但鲜有研究关注多元化公司的审计师选择行为以及高质量审计对多元化公司代理成本和价值的影响。以2003-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代理成本越高的多元化公司越可能选择高质量审计师,而高质量审计师确实能够降低多元化公司的代理成本并抑制多元化折价;进一步的检验还发现,相对于国有多元化公司,高质量审计可以更显著地提升非国有多元化公司的价值。     

地区官员腐败与企业代理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与已有围绕腐败对经济增长、财富分配、社会稳定等宏观效应的研究不同,文章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决策有机结合起来,重点考察官员腐败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理.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0-201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官员腐败显著提升了企业代理成本.具体表现为,随着企业所在地区官员腐败程度的上升,企业费用率显著增加,资产利用率则显著降低.研究还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官员腐败对非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更明显;同时,市场化改革也有利于缓解官员腐败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强度.     

营商环境改善是否可以提高企业绩效？——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并取得一定成效。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并分别探讨了不同投资行为、不同产权性质、宏观经济景气与否的异质性。研究表明,营商环境改善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企业投资行为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通过对企业投资行为进一步分类发现,营商环境主要通过缓解投资不足而非抑制投资过度来提高企业绩效；相比国有企业,营商环境对非国有企业绩效影响更加显著；相比宏观经济景气时,营商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时更为显著。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董事会治理机制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2009—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以及董事会治理机制对二者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会损害企业的并购绩效.进一步研究表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可以有效抑制过度自信心理对并购绩效产生的负向影响,而董事会独立性并不能产生这种抑制效应.文章的结论拓宽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关系的研究边界,丰富了董事会治理机制及其对并购绩效影响的相关文献,为我国企业并购决策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两轮限购”政策是否降低了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绩效

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了房地产“两轮限购”政策对房地产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本研究认为：第一轮限购政策在短期内显著降低了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绩效,长期则无明显效果;第二轮限购政策却显著增加了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绩效。区分房地产企业的产权性质、规模和地区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轮限购政策对房地产企业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处于省会城市与非沿海城市中更显著,而第二轮限购政策对房地产企业的正向影响则在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处于非省会城市与沿海城市中更为显著。拓展性分析结果显示,增加（缓解）融资约束水平是第一轮（第二轮）限购政策降低（增加）房地产企业经营绩效的一个渠道机制。     

决策权配置集中化与现金持有

决策制度安排作为企业组织结构演进的产物,正深刻影响着企业的微观财务决策行为.以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集团型上市公司决策权配置集中程度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及其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集团型上市公司人事权和财务权集中配置可以降低子公司管理层代理成本、发挥治理效应进而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决策权集中配置对现金持有水平的负向影响在内部治理水平较低和外部治理环境较好时更加显著.现金持有价值效应检验表明,财务权集中配置带来了企业价值的显著提升,而人事权集中配置仅在现金持有量较低时具有显著的价值提升作用.因此,集团型上市公司应当充分重视并积极探索决策权集中配置的治理优势,加快实现集团内部的信息对称和管理高效以优化组织结构、提升企业价值.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融资成本

以2010—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动态的视角探究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影响因素以及从融资成本视角考察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融资成本之间存在交互跨期影响。降低融资成本是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之一,积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有利于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形成良性循环。只有自愿披露的企业,其社会责任报告质量与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降低融资成本的路径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环境不确定性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降低融资成本的路径中发挥负向的调节作用。因此,建议我国上市公司加强高质量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并将承担社会责任纳入企业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之中,以此达到缓解企业融资难题、提升长期经济绩效的效果。     

知识产权管理对国有企业新产品开发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区域知识产权管理的政策背景，分析2012—2019年国有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区域知识产权管理对企业新产品开发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且区域知识产权管理对企业新产品开发创新集聚程度有调节作用。根据结论分析实践对策，为企业在创新和研发投入方面提供关键智力支撑和专利获取主动选择，有助于深化对国有企业整合知识产权管理决策及新产品开发决策的认识。     

产品定制会降低企业绩效吗?

本文旨在讨论产品定制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并基于组织信息处理理论探讨相关关键因素在产品定制的“满意—成本”困境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利用中国沪深两市2015—2021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产品定制会提高顾客满意度进而正向影响企业绩效,但也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进而负向影响企业绩效。此外,企业数字化水平会增强产品定制对顾客满意度的积极影响,也会增大产品定制对企业运营成本增加的影响;供应链整合虽无法增强产品定制对顾客满意度的积极影响,但会显著降低产品定制对企业运营成本增加的影响;企业库存周转率不仅会削弱产品定制对顾客满意度的积极影响,还会增大产品定制对企业运营成本增加的影响;内部关联交易会增大产品定制对企业运营成本增加的影响。     

央企分红、高管在职消费与公司经营绩效

在我国国有资产管理的现行框架下,过长的委托代理链条使国有企业运行成本居高不下,央企高管畸高的在职消费是这一运行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央企的经营绩效。为研究该问题,选取2012—2014年我国央企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央企分红、高管在职消费与公司经营绩效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国企红利分配机制的建构不仅能够有效地抑制高管在职消费,而且通过降低国企代理成本,可以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