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文化认同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引领区域经济优化发展和助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大战略。要实现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共建"人文湾区",关键在于实现文化认同。尤其是对于香港、澳门来说,要加强中华文化凝聚力,坚定文化自信。粤港澳具有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因此,要以广州和香港为主体,共同形成一种以岭南文化为联结纽带的湾区文化合力,促进大湾区对于中华文化和岭南文化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实现湾区文化融合发展。     

积极发挥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的一个重要国家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仅仅是建设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湾区,更是建设一个具有浓郁岭南文化特色的人文湾区,使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支撑。在大湾区的文化建设中,广州具有引领大湾区文化发展的优势,因此,广州要以建设"全球区域文化中心城市"为目标,积极引领大湾区的文化发展,可以在引领大湾区精神文化的发展、推动大湾区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大湾区建立商旅都会圈等三个方面着力。     

广佛肇异地务工人员对岭南文化的认同问题研究

自2011年9月广佛肇三市联合发布建设广佛肇经济圈的纲领性文件——《广佛肇经济圈发展规划(2010-2020)》(以下简称《发展规划》)以来,广佛肇合作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加强文化合作方面,《发展规划》指出,必须搞好区域文化合作,建设"文化广佛肇".应以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为导向,提供优质文化产品,构建文化认同格局,满足包括异地务工人员在内的全体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广佛肇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提供动力.笔者认为,认真贯彻落实《发展规划》,搞好广佛肇区域文化合作,必须在整合好广佛肇三市岭南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重点构建好包括广佛肇异地务工人员在内的岭南文化认同格局.岭南文化作为我国重要的区域文化之一,其包容、开放、务实、创新等特质,使其具有让异地务工人员产生文化认同的独特魅力.充分发挥岭南文化的独有魅力,提高广佛肇异地务工人员对岭南文化的认同感,可以为建设"文化广佛肇"、"和谐广佛肇"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发挥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文化建设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为这一地区公共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广州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枢纽城市,是大湾区文化交流传播的中心,在大湾区公共文化建设中起着辐射、带动和引领作用。广州要充分发挥岭南文化中心的作用,增强大湾区的文化凝聚力;大力弘扬民主革命历史文化,增强大湾区民众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发挥改革开放前沿地的文化引领作用,增强大湾区人民的"四个自信";建立大湾区公共文化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和平台,发挥文化枢纽作用。     

对新时代岭南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思考

岭南文化传承与创新是推动新时代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新使命的坚实支柱。岭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创新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从立足民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等方面来推进岭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人文湾区海洋文化的建构维度、内涵意蕴与开发策略

海洋文化是人文湾区的重要内在基因,由岭海地域、中华民族和全球一体三重维度建构而成,串联起粤港澳区域内外的岭南文化、华侨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通过建立健全海洋文化开发体制机制、创新打造海洋文化特色产业品牌、培养树立全民海洋文化观念意识、全面推进当代海洋文化学术研究等,协同推进人文湾区海洋文化的开发与利用,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海洋文化高地,并夯实海洋强国建设的文化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与岭南文化的传承传播

"一带一路"是我国为了更好地促进人类和平、传承人类文明、创造人类财富而提出的合作发展新理念和新倡议。广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又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蕴含着丰富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迹、承载着灿烂的岭南文化的内容。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过程中,广州要把握这个重大机遇,充分利用岭南文化中丰富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资源,传承传播岭南文化,扩大岭南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影响,进一步提高广州的文化软实力。     

浅议景宁畲族文化环境建设

当前,发展文化产业,着力发展文化经济,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真是难得的好机会。笔者实地调查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的文化环境建设后,看到了该县的民族文化环境建设的成绩,了解到了存在的差异,提出了在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环境建设中要坚持特色人才的培养、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开展社会性的教育、建设文化产业园区、构筑区域性的交流平台、建立民族古村落保护的"村长"负责制等建议。     

实施岭南文化“双创”工程的三个维度

文化的活化只有融入到日常生活,适应当代人们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才能真正获得创造与创新。实施岭南文化“双创”工程,需要突破狭隘的机构性定义,从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的层面来进行：在价值维度上,以岭南文化的还原性阐释和系统性重建为基础,以当代社会价值需求为导向,推动岭南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耦合;在实践维度上,以生活方式的塑造为中心,推动岭南文化与文化创意产业和当代消费时尚的“双创”,实现岭南文化与当代生活的融合;在传播维度上,以数字化发展为战略,促进岭南文化的技术化转化与数字化传播,促进岭南文化与当代以“技术—文化—创意”为整体的文明形态的融合。这三个维度的实施,需要坚持三种文化发展观：第一,突破“小文化”视野,坚持岭南文化与岭南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的“大文化”整体观;第二,突破传统与现代的两元论,坚持岭南文化的历史与当下动态发展的一体性,建立一种“活文化”的传承观;第三,要坚持对岭南文化价值的批判性传承与时代性创新相融合的文化发展观。     

岭南文化映照下的广州当代文化发展

广州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又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岭南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开放兼容、创新求变、重商言利、务实功效的特性,但同时也存在着缺乏价值理性、缺乏科学精神的弊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60年的文化发展,既丰富了岭南文化的内容,同时对岭南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当今,要提高广州文化的软实力,增强广州的城市竞争力,必须创新岭南文化,建设广州和谐的文化生态。     

中国明清古村落建筑艺术研究——以皖南、晋东南古村落为例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那些散布各地的明清古村落正在衰退甚至消失。中国现存的明清古村落在村庄整体布局上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在建筑雕刻方面处处透露着“尽精微、致广大”的艺术审美理念，在建筑色彩上遵循道家哲学中的朴素为美的美学观点，朴素、大气、恢弘，灵动中透露着严谨，古朴中透露着奢华，具有独特的艺术美感以及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皖南古村落和晋东南古村落是中国境内尚存的明清古村落，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研究价值。     

论政治文明的文化选择

文化即人化,它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文明是文化的结晶,是文化主体对人类文化中野蛮性、愚昧性不断扬弃的结果,是人类有目的、有选择地过滤人类文化、形成合理文化内核的过程。中国当前的政治文明建设,需要走出“精华”和“糟粕”的简单二分的误区,用外来文化中国化、传统文化现代化,来开辟中国文化发展之路。弱化暴力色彩,强化仁政效应,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     

基于工作过程的?仓储与配送管理?课程教学设计与实践研究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对?仓储与配送管理?课程教学进行重新设计和组织,以典型工作任务为驱动,结合“教、学、做”去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并完成任务,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古典学的人类学相关性:还原并反思地引申一种主张

近代人类学的奠基者曾高度重视借鉴古典学的研究成果。20世纪初，学科理念发生巨变。此后数十年间，古典学者继续借鉴人类学思想，而现代新人类学中重视古典学的学者却越来越少。20世纪60年代初，克拉克洪在其所著《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一书中对这一变化表示喜忧参半。他乐见人类学思想渗入古典学，担忧人类学因减少汲取古典学的养分而丢失其本来的品质。克拉克洪指出，人类学的根基是人文与科学，此二者均为古希腊人的发明，现代新人类学要保持其品格，便有必要重返古希腊。鉴于克氏主张的重要性，本文力图对之加以还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本文认为，克拉克洪有规避西学人类学的神学关联及过度渲染古希腊特殊性的倾向，更存在以“文化”概念“消化”文野关联的问题。要扭转这类倾向，克服这类问题，应有选择地丰富古典旧人类学有关“中间环节”的看法。     

A Study of Social Workers' Job Satisfaction as Based on an Optimal Model of Care for the Terminally Ill

ABSTRACT

To address the need for empirical evidence on how culture is and should be addressed in child protection work in Australia to ensure equity in service delivery, this study reviewed 120 case files of children from ethnic-minority, Aboriginal, and Anglo backgrounds and conducted 46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ethnic-minority client families and the caseworkers who service them. Overall,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issue of culture for ethnic-minority families receives less consideration than it does for Aboriginal families and more than it does for Anglo families, indicating that cross-cultural parity is yet to be achieved. To ensure equity in service delivery, it is important that culture is neither overlooked nor used to essentialize the needs and experiences of ethnic-minority families; balancing the amount of attention that culture receives in child protection work may help “normalize the novel”—that is, reduce the use of cultural stereotypes without reducing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factors in child protection work with culturally nonmainstream families. Mandatory consultation with “multicultural” caseworkers may help get the balance right and warrants future research.     

缪荃孙文化播迁中的学术思想研究

缪荃孙是清末民初学术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诗文著述、教育、藏书等多方面皆有可观成绩,与王壬秋、张季直、赵尔巽被誉称“四大才子”。缪荃孙古籍方面的重要建树反映在他参与了《书目答问》的编撰,入仕后,在目录学上所做的主要工作是《艺风藏书记》三编的编撰。缪荃孙的学术文化,无论是内省式的为己之学,还是外倾形的为人之学,都始终反映出变革时代中的文化特征。探索他在时代变动中的心灵路程,研究其学术思想变化脉络,可以更好地把握一代人的文化思想轨迹。     

Ideological Expectations for Value Consensus in Chinese Society

Surveys have shown that popular ideology has tended to move from pluralism to clustering around dualism at this sensitive and critical moment for the formation of value consensu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formation of a “value consensus” or “common values” must answer three questions: “What is ‘common’ about this consensus?” How can ‘consensus’ be reached?” “How can ‘values’ be legitimated?” On the basis of survey inform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basic argument that what is common lies in ethics; consensus in spirit; and value legitimacy in our national cultural home. Ordinary people have three major ideological expectations of value consensu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xpectation of ethical enlightenment with the theme of turning “I” into “we”; expectation of a spiritual baptism with the value “unity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universal” and expectation of the endeavor to “return home.” Specifically, their content is as follows: to protect ethical existence and undertake the re- enlightenment of ethical consciousness at the national, family and group levels; to sublate “atomistic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y and mode of rationalistic ethics and carry out the “spiritual’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great ethical entities of society, state and family; and to “go back home” to national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ethics and build value legitimacy. These three major expectations can be condensed into three ideas: protecting ethics, reviving “spirit” and going back “home.”     

《穆斯林的葬礼》：回族心灵史与中国形象

《穆斯林的葬礼》展现了回族在伊斯兰文化、华夏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过程中民族文化人格的演变。以梁亦清为代表的穆斯林传统文化人格,梁君璧、韩子奇为代表的文化混血人格,梁冰玉、韩新月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人格等三种不同文化人格共同展现了回族的心灵史。《穆斯林的葬礼》以书写民族心灵史的方式构建了中国形象,展现了一个古老民族行走在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道路上的艰辛及民族精神,是一部致力于挖掘回族文化心理的史诗性著作,为我们思考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角度。     

关于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思考

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将农村和谐文化建设作为研究对象,对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成就、出现的一些问题做深入分析,提出当前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国新农村和谐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文化精神及其路向

现代国家治理是当前亟需破解的重大现实课题,国家治理不能疏离于文化,必须彰显文化精神,体现民族价值情趣。“文化”介入国家治理能有效规避人治和法治的诸多弊端,需要在继承中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在创新中展布现代文化精神,在对接中开辟后现代文化路径,在引领中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行政文化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