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疑问代词"谁"和"孰"的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种文体中,使用“谁”、“孰”两字的情况较为普遍。作者通过对《三国志》、《六度集经》……《百喻经》等九部文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着重从分布和用法两方面对魏晋南北朝疑问代词“谁”和“孰”作了比较,揭示了二者的发展和变化以及特定语言环境下的含义。     

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二）

<正>（接上期）2、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并据有黄河流域,因而使黄河文化的主要流动方向在江南地区。西晋末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时期江南著名大族如王、谢、萧、庚、林、黄、陈、郑等都是从黄河流域举家南迁的。此外由于战乱饥荒,也造成大量黄河地区的流民南下,如西晋元康年间（291-299）,关西频岁大饥,     

读周一良教授《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书后

有关魏晋南北朝的十二部“正史”,由于缺乏考释训诂之作,其中的许多史实、制度、名物、语言等,今人已经不甚了了。这种状况给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特别是青年学人的研究工作带来不少的困难。因此,考释十二部“正史”无疑是一项迫切而又艰巨的任务。如今,这个任务终于由学兼中外的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先生担当起来,并且部分完成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以下简称《札记》),就是周先生的精心佳构。     

深厚的功力 严谨的学风——周师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读后

今年,是周一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今年一月,是先生八十岁生日,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也可谓是庆祝内容之一吧。这是周先生继《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年中华书局)、《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6年中华书局)之后的第三种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专集。全书收入论文、札记、书评等二十八篇,约二十五万字;有关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十七篇,是全书的主体,还有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敦煌学”九篇,最后两篇则是有关文物考证方面的短文。周一良先生1923年由辅仁大学转入燕京大学,师从洪煨莲(业)和邓文如(之诚)先生学习历史,所撰第一篇学术论文《魏收之史学》,即以北朝史研究开学术研究之先河。在燕京毕业后,周先生到中央研究院     

“一代辞宗”的全面深入研究──读《沈约研究》

与中国古代的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研究相比，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显得较为冷落。除陶渊明、谢灵运外，其他作家的研究往往显得零打碎敲，难成系统。即使有“一代辞宗”之誉的沈约，人们对他的研究与评价也往往与“永明体”、“声律论”联系在一起，只论一点，不及其余，这样就很难将一个作家的研究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研究推向深入。林家骊先生根据其博士论文扩充而成的３７万言《沈约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８月第１版），却是近年来较为全面、深入地研究魏晋南北朝作家的专著。王运熙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就高度评价了该书的学…     

给《芦荻访谈录》献疑

1975年5月与9月,北京大学女教师芦荻给时已病重且患眼疾的毛主席读书。在去年发表的《芦荻访谈录》中,芦荻叙说了毛主席谈魏晋南北朝的情况,“他要自己写一部魏晋南北朝史”等等。《新华文摘》以《毛泽东谈魏晋南北朝》改题摘登。本文对芦荻回忆不敢置信,寄语芦荻,献疑五点。     

西晋辞赋观简论

赋体文学滥觞于先秦,鼎盛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仍是仪次于五言诗的重要的文学体裁。伴随着辞赋创作的发展,辞赋观也在演进,由汉代的辞赋观,到“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的《诠赋》,正体现着这一发展过程。探讨汉魏六朝各个时期辞赋观的实况是一项有意义的课题。本文拟就西晋人的辞赋观,举其要试作论述。     

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的主要成就

我国传统目录学起源于西汉,魏晋南北朝是其提高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本文试图总结这一时期目录学的主要成就,探索其发展规律,以备借鉴历史经验,加快对我国现代目录学的研究。 藏书事业兴旺 目录著述繁富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政府藏书外,还出现了私人藏书和书肆。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就是利用政府藏书编成的,北齐武平三年利用皇室藏书撰成《修文御览》三百六十卷。西晋医学家皇甫谧借政府藏书从事医学研究,齐建元二年,柳世隆借“秘阁”书二千卷。《晋书·儒林传》: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南史·文学传》:崔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少年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     

试论周一良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贡献

周一良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学贯中西，尤以治魏晋南北朝史最闻名，其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要贡献体现在三本著作上：《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和《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其中他对典章制度、民族关系、史学特点、文化发展、历史人物的研究以及在史料的汇集、整理、校订、注释方面的造诣等都有开拓创建之功；此外其在治学过程中所形成的研究方法也都给人以启迪。     

《中经新簿》与《隋书·经籍志》──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目录的演进(之二)

二、《中经新簿》──我国第一部四分法的图书分类目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目录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是四分法的产生。其代表作即是荀勖的《中经新簿》（亦称《晋中经簿》）,”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薄》,分为四部,总括群书”[12]。《中经新薄》正文十四卷,共著录图书1885部29035卷,其编制体例,据《隋书·经籍志》说：“但录题及言,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足见这是一部没有提要或解题的图书分类目录。把全部图书分为四个部分,即甲、乙、丙、丁,这是我国第一部四分法的图书分类目录。其具体分法是：甲部…     

撤县建市问题初探

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式“县”的行政管理模式开始显得陈旧与落后，适应城市化与工业化要求的撤县建市应运而生。它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乡一体化，改变了我国行政区划的不合理现象，解决了防止巨大化城市病症产生的问题，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撤县后的市担任着双重职能，面临着严重挑战。它也存在着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农民利益流失及其对策

当代中国农民的经济利益、政治民主权利、社会保障权益没有得到充分实现与尊 重,这成为影响我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产生这一问题既有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也有各种 主客观因素.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农民利益问题,积极稳妥推进农村经济、政治、社会体制改革,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干部作风,把农民利益的保护与实现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     

当代文学学科特点与时代新质的嬗变——兼谈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另一种思路

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经过半个世纪的沧桑演进,逐渐由弱至强,成为近20年来别具影响的一门显学.当代文学概念的提出,实际上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内涵,空间范畴仅限于中国大陆母体的文学,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高度政治化、组织化了,具有并不完全相同的阶段性特征.反映在当代文学的修史上,则往往重主体认知而轻客观事实,因此,有必要提出并强调以"实"见长,而不是以"论"取胜的另一种编写思路.     

先秦名实之乱的文化根源

先秦名实之乱的根源在于礼乐文化本身,它内容和形式对立统一的特点已经潜伏了名实分离的可能.礼坏乐崩和名实之乱都是礼乐文化在解体过程中的表现.名与实没有彻底分离,为中国文化留下了一个严重的社会痼疾.     

乡镇改革的理论探索和思路创新

乡镇机构改革是当前农村综合改革的关键环节。本文在理论上分析了乡镇改革的不同路径,结合各地改革的实践,提出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必须以创新的理论为指导,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以各项配套措施协调推进,并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释乾坤卦

文章分为三部分：首先就《周易》内容和研究方法提出几点基本的看法；其次分析乾卦，认为乾卦包含有三种理论端绪，涵盖了《周易》的全书；最后分析坤卦，指出乾坤两卦复杂的对应关系，从而为全书起了定纲立向的作用。     

中西本末观中手工业地位差异的比较分析

历史上中西方经济的发展中均出现过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但是在那之后却出现了中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道路。笔者发现大多数学者在中西方经济比较时,凡涉及到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把手工业与商业统称为工商业,实际上仅仅在谈论商业,手工业多是一笔带过。笔者认为,除了文化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导致“重农抑商”政策存在差别外,中国古代抑的是手工业和商业,而西方抑的是商业。这种对手工业的不同对待,笔者认为也是导致中西方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实践与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

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动物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二项结构”,人与对象的关系“三项结构”。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践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间需要借助于实践工具 ,建立人所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以及通过语言符号来实现的     

春秋战国文化传播的历史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的迅速转变,促进了文化传播。其中,口传文化主要有游说诸侯和聚徒讲学两种形式;书面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是著书立说。春秋战国文化传播,开创了书籍编纂体例,积累了书籍编纂经验,总结了图书传播理论,为我国编辑出版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试论瞿秋白对左翼文化运动的贡献

瞿秋白在 1 931年 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 ,积极投身于当时兴起的左翼文化活动。他从理论的高度引导了这场运动 ,不仅建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而且在文艺大众化及文艺批评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