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不教书”:明清塾师之生存状态及其形象

塾师是明清两代基层私立学校的教师,属于"无位无官"之人。塾师所负责的教育对象是学业未成的"蒙童",其任职的学校是"乡学"、"义学"一类的私学,而身份则是纯粹的职业教师。在明清两代,塾师收入微薄,生计困窘,趋于相对贫困化。随之而来者,则是塾师形象在民间一落千丈,科举制下师生关系开始转向,及师道尊严的沦丧。     

明末清初江南地区乡村塾师的职业生涯初探——以张履祥为例

明末清初的江南士人张履祥除了理学家的身份外,还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乡村塾师。他出身书香之家,从23岁到64岁几乎每天都在督促学生读书、背书和讲解书本文句的单调生活中度过。虽然张履祥一年拥有约30两束脩,十几亩田地和家庭女性养蚕与纺织等收入,却常常因为婚嫁和丧葬而借贷。以张履祥为个案,可以看出明末清初江南地区一些普通乡村塾师艰难的生存状态及其复杂的职业态度。     

萧一山传略

一、勤奋治学的青年时期萧一山先生是我国久负盛名的历史学者,清史专家。他原名桂森,号非宇,以1902年(光绪甘八年)3月30日,出生于江苏省铜山县(今徐州市)县城西关一个贫寒的城市市民家庭里。父亲萧宗雅,母亲伏氏,都是普通的劳动人民,据说他们的先祖是从外地逃避灾荒而来到徐州,才勉强定居在这里的。萧宗雅有些文化,在附近作乡村塾师,依靠微薄的收入,     

谈民间故事中的塾师形象

自明清以来民间流传着大量塾师故事。从故事形态上看 ,塾师故事有着大致相同的核心内容 ,而在思想情感上 ,却又流露出褒贬不一的倾向。中国封建社会私学体制对于民间塾师故事形态起着深刻的影响。科举制下塾师人格的两重性和社会意识形态中两种文化观念的冲突导致了民间对于塾师评价的分歧     

“君师治教”与明代塾师的社会角色——兼及中国近世士人职业群体整合的内在障碍

中国历史早期治教融合的传统,对后世亦有着深厚影响。明代塾师于基层社会中的社会活动,就不仅限于教的范畴之内,也包含了一些治的内容。塾师的终极生存目标,也更趋向于治而非教。同时,塾师以儒学生员为主体的构成状况,亦使塾师的社会性格与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在了生员或士的身份范畴之下。因此,在明代社会中,虽然随着私塾教育的发展,塾师之社会规模也急剧增长,但终因这种以职业为核心的内在聚合力的缺乏,而未能趋向于一种职业群体的整合。     

俄国封建晚期城市经济发展与市民就业结构初探

１８世纪下半期－１９世纪上半期俄国城市工商业有长足进步，这表现在城市工业企业数和工人就业数的增长。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俄国工业革命发端，国内贸易网扩大，固定贸易尤为明显，城市收入增长是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的综合指标，１８３４年到１８７０年欧俄城市收入从５００万金卢布增到１１７０万金卢布，增长了１．３倍，同期市民数量增长了０．３倍。而城市人口的人均收入增长了０．８倍。①上述事实证明了俄国城市经济的数量上的增长，但并未表明城市经济是否发生质变。若要揭示俄国城市经济结构性变化，必须弄清所研究时期上下…     

一份幸存的清末新疆义学经费请销呈报管窥

甘肃省档案馆藏有清末新疆一份年度义学费用请销呈报,翔实列出了光绪年间新疆义学的分布州县,延聘塾师的薪饷,塾师的身份学历,民汉兼收的义学生源等等信息。从中还可进一步窥知,义学各塾堂在启蒙教育中的积极意义,在与经堂教育争夺教育主导地位中不可低估的作用。又各义学塾师身份、姓名、薪酬、经费支拨情况的具细记录提供的确凿信息,为史志记载的清末新疆义学教育提供了实证资料,也可厘清以往对义学经费来源的片面见解。     

师道立则善人多:论清代乡村塾师的教化实践

清代的乡村塾师虽然大部分属于底层士人,但是仍然具有士人那种以国家意识形态或者儒家意识形态重塑乡民的精神世界与重构当地礼仪习俗的情怀。他们通过教育化俗、乡言化俗、礼仪化俗、惩恶扬善等方面的教化实践,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化民成俗的作用。教育化俗,是乡村塾师推广教化的基点;乡言化俗的方式,深入当地乡民的日常生活,浅白易懂,利于不同层次受众的接受;礼仪化俗则实现了其对于乡土礼仪风俗从言论到实践的重构;惩恶扬善是乡村塾师教化实践的核心部分,具有遏制劣行,使人心向善的效果。     

城市偏向制度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在涉及城乡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资源分配、城乡交换和再分配制度上,我国具有明显的城市偏向.在城市偏向制度下,城乡收入差距在初次分配之前已经被决定.城市偏向制度一方面通过自身的自我强化功能扩大着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通过破坏内生城乡收入差距的自我矫正机制,造成经济体内部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无法发挥作用.城市偏向制度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累积性扩大.     

我国最早的一部学生守则

现行本《管子》中的《弟子职》篇,古代被认为是塾师教育弟子之法而作单行本传习。约至东汉时期被收入《管子》。《尔雅·释诂》：职,常也;此处即指常规、学规。宋代朱熹认为此篇是“言童子入学、受业、事师之法。”《管子集校》的作者郭沫若等认为它是战国时代齐国稷下...     

论明清塾师在乡村社会中的教化作用——以江南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国家和社会对塾师的品行都有极高的要求.塾师在参与国家教化组织的过程中,完成了国家赋予其教化使命的一次合作,并且通过撰写通俗的诗歌戏曲、族谱和各种碑文,孝敬父母,遵守礼制,救助弱势群体等,积极地推行和实践符合国家教化标准的理念.     

原城郊农民市民角色转换过程中的认同及适应性实证分析

基于西部地区重庆市和西宁郊区498户被征地农民调查数据,在场论的基础上从角色认同的视角对原城郊农民市民城市适应性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文化程度、现在收入与被征地前相比情况、被征地意愿、未来生活信心、与原城市人的交往观、补偿满意度、社区环境、与原城市人的交往情况等与原城郊农民的城市人角色认同正相关,年龄与原城郊农民的城市人角色认同负相关,而被征地时间与市民城市适应性不相关。其中,现在收入与被征地前相比的状况和被征地意愿是影响原城郊农民市民角色认同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千方百计保障和增加就业机会,保证和提高原城郊农民市民化后的收入,落实他们的失地收益;搞好失地安置工作,完善社区建设。     

基于改进的ELESM法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算——以山西省为例

从城市低保标准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率、城市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替代率和城市低保标准食品支出替代率三个指标来看,山西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水平明显偏低.文章采用扩展性线性支出系统模型法（ELESM）和需求的收入弹性概念,将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比例分组,构建起测算城市低保标准更为适宜的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基于ELESM法测算的山西省城市低保标准在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保障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基本可以满足低保对象的生活需求,大大缩减了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差异,而且不会给山西省的财政造成负担.     

对外开放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南方谈话”和“入世”后效果的实证检验

对外开放促进了劳动力流动,从而也影响了中国的收入分配,但其对不同类型劳动者收入的影响不尽相同。使用1988—2008年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两大重要事件作为衡量对外开放的外生变量,实证检验对外开放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可以发现:对外开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异,对城市与农村的影响也截然不同。就"南方谈话"后的第一阶段对外开放而言,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总体和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就"入世"后的第二个阶段对外开放而言,其对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入世"拉大了城市高端和中端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但也带来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总体收入差距的扩大。     

粮食主产区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及其增收途径

当前,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主产区农民增收的关键应该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而主产区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来自乡镇企业务工的收入和来自城市企业务工的收入.增加主产区农民工资性收入应从这两个来源入手.文章分析了影响来自于乡镇企业的务工收入和来自于城市企业的务工收入的因素,并提出增加这两部分收入的途径.     

城市扩张与艺术疏导——以19世纪欧洲城市大扩张中的现代绘画为中心

19世纪欧洲的城市扩张构成了与中世纪城市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城市扩张产生了遏制人性的城市病,但城市扩张本身也蕴含着解放个体的辩证张力.19世纪产生于城市扩张进程中的现代绘画在艺术"疏导"的意义上,具有升华城市个体体验的真实性、转化城市"物化"现实、实现城市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持衡的积极意义.     

20世纪前期买办阶层职业收入分析——以行业为视角

20世纪前期,买办的职业报酬制度达到成熟和完善.买办的职业收入主要由薪金和佣金构成,还有一部分被外商默许的暗中收入.佣金是多数买办的主要收入,是买办经纪人身份的体现;到了20世纪,买办的佣金制度达到普遍而完善.薪金是买办与外商雇佣关系的一种象征.买办收入的复杂性还在于不同行业的买办收入来源不一,且差距较大.依据买办制度的性质进行归并,大致可以分为洋行、银行和公司买办.他们依据本行业的特色对买办报酬制度进行了各种改造.     

关于增加内蒙古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思考

近年来,内蒙古城镇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财产性收入呈逐步增加的趋势,但是,内蒙古城镇居民不同收入家庭财产性收入差距较大,财产性收入比重微小,与我国发达城市相比水平偏低。因此,研究内蒙古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状况,找出让城镇居民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整体素质、构建和谐内蒙古具有重大的理...     

基于CES生产函数模型的农民工回流问题研究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大批农民工在城市中难以立足，出现了近十几年来罕见的回流现象。文章运用CES生产函数模型对当前农民工回流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影响农民工回流的因素主要有以下6个：城市产出水平、城市工资水平、资本价格、农村收入、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付出的成本、城市失业劳动力总量。在一定条件下，农民工回流人数与城市产出水平、城市工资水平、资本价格成反比，与农村收入、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付出的成本、城市失业劳动力总量成正比。     

人口规模变迁与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人口规模是构建消费中心城市的基础,舒适的城市有助于吸引人口的持续流入。基于全国107个城市人口数据,以近十年的城市人口年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验证近十年主要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不同层面城市样本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性：（1）全部城市样本,影响人口增长的因素有城市舒适度、城镇居民相对可支配收入与空气污染浓度。（2）胡焕庸线以东城市样本与全部城市样本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大同小异,城镇居民相对可支配收入对人口增长的影响系数较全部城市样本有显著提升。（3）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区域拥有不同的区域发展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因而各区域样本城市人口增长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影响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城市舒适度、城镇居民相对可支配收入以及空气污染浓度;中部与东北城市样本的人口增长与城镇居民相对收入水平呈正相关;西部地区城市样本人口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是城市舒适度。（4）中心城市样本不同于其他层次的城市样本,除了城市舒适度之外,城市财政支出因素成为影响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表明中心城市所拥有的优质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