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对私德与公德的论述

市场经济实行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公德严重失范。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道德不能对应有的市场经济道德体系补位也是重要原因。非但如此,传统道德重私德轻公德的特点还加重了公德缺失的现象。传统道德,尤其是儒家道德是强调整体主义的,为什么会最终导致私德的泛滥？这可从儒家的重要典籍《论语》对私德和公德论述中寻找其源流。通过在澄清私德和公德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论语》中私德和公德的内容、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对待孔子思想的正确态度。     

浅论梁启超的道德观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较为集中地阐述了关于公德和私德及其相互关系 ,强调“无私德则不能立”和“无公德则不能团” ,指出私德是公德的基础 ,公德是私德的延续和发展 ,培养良好的私德是第一要义 ,形成良好的公德是发明新道德和产生新民的前提 ,并明确提出“道德革命”的主张。     

梁启超的“私德”论及其儒学特质

虽然梁启超《新民说》中的公德说在近代以来最有影响,人们甚至把《新民说》的道德思想仅仅归结为公德说;而实际上,《新民说》中后写的《论私德》,对公德说作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正,更加深刻地思考了私德在整个道德结构中的基础意义和重要价值。《论私德》不仅深化了他个人在《新民说》初始的道德论,而且对由启蒙推动的道德反思的限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十年前,便作了根本性的揭示,显示出思想家的深刻洞见。同时《论私德》根本确立了梁启超作为近代新儒家的思想立场和方向,也奠定了儒家道德论在近代的调适和发展的典范。     

制度安排视域下的公德与私德建设

作为道德哲学的基本范畴,公德与私德的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道德水平的重要尺度。当前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之所以困惑重重乃至阻滞不前,一个重要的症结就在于公德与私德的冲突、错位与分裂。协调二者的分歧与矛盾以推进社会道德进步,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就是要坚持公德与私德建设并举的原则,建立和健全维护公德与私德生成的制度,为促使公德与私德的转化、结合与贯通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私德和公德各守其位--解决道德危机的新思路

我国当今的道德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人的良心变坏,问题出在道德模式的错位运用,即由于公德缺位从而不得不用传统的私德伦理来解决现代工业社会的公共生活伦理问题.公德与私德虽然各自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明,但在当代社会里又各有其不可或缺的功能.让私德与公德在各自的领域里共同发展才是我国21世纪道德建设的合理选择.     

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观

［摘要］近代著名思想家、政论家梁启超，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站在拯救民族危亡的高度写下了著名的《新民说》，其中较为集中的阐述了公德和私德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公德和私德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在公德和私德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以期能提高国民素质，造就新民，为国家尽责。     

当代公德与私德的抵牾与和谐

当代我国私德与公德的矛盾可谓是暴露无疑,一方面,一部分人为了追逐私利,私德败坏,破坏公共利益与社会秩序,侵蚀公共道德与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国家道德代替公共道德,在全社会倡导高层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侵害个体权益与私德。因此,当代中国公德与私德和谐关系的建构对于我们推动社会发展,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的思想矛盾困境解读

公德与私德是梁启超受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影响而提出的两大道德范畴,在论述这一对范畴时,梁启超分别对二者的含义和存在的必要性做了充分论证,以此表明公德和私德的重要价值地位和由公德到私德转换的应然选择。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前后思想不一致的矛盾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是特定的历史现实和思想冲击使梁启超表现出不同时期对公德和私德不同的倾向性;其二是在如何培养公德上,试图以"外推"的方式经由私德培养塑造国民公德,促使梁启超在后来特别强调私德价值和作用,这一原因是梁启超思想矛盾的根本原因所在。     

全国理工农医院校社会科学学报文摘

中国人的公德与私德 尤西林(陕西师范大学) 道德行为要求相应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可以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来概括。公德与私德不仅仅是伦理观念问题,还包含着公共舆论、包括着社会的公私域状态,以及相应的制度。道德建设要把道德环境建设和自身的伦理信仰建设结合起来。当前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包含着承接晚清—“五四”对中国缺乏公德传统反省批判的工     

关于国民公德建构的思考

本文指出公德概念有三种：一是指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二是指相对于私德即个人品德之外的一切道德而言；三是每个国民应恪守不渝的道德。这第三种国民公德涵盖一切私德与公德的所有的方方面面。所谓国民公德，就是为人民服务，亦即人民群众相互服务，也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新道德，其实质则是平等、互助。     

论民族道德与国家道德

在民族国家特别是多民族国家中,如何看待并处理好民族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关系,是一个事关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大问题。本文分别就民族道德统一于国家道德;民族利己主义——为国家道德所不容;民族道德与国家道德的最高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笔者认为,必须用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来看待并认识这一问题,因为它事关民族与国家的长远利益,对构建和谐民族、和谐国家、和谐社会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道德的自由"与"自由的道德"--儒家"至德"观与道家"上德"观之比较

儒家与道家的"至德"或"上德"皆以自由为理想价值目标,但儒家"至德"论的自由因是依善性的自觉和靠规范的进路而至的自由,故它是一种"道德性的自由";道家的"上德"论的自由因是依人的自然之性自然而来的自由,它舍弃了规范的进路,故它是一种"自由的道德".尽管如此,二者之自由皆是需要主体自觉才可能的自由.     

试论当前我国道德状况及其建设

道德及道德建设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近年我国道德发展状况及道德建设出现新的转机 ,社会道德水平有所上升 ,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标准的模糊、道德行为的失控及道德监督的软弱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以解决     

道德情感与当代道德建设

道德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建设,因为只有诉诸情感信念的道德,才是现实的道德。传统道德的理性主义特质导致了道德理想设计与道德实践的悖离,实现道德向自由情感的回归是当代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分离也要求用道德情感来消解,塑造人己两利的现代人性;普遍伦理的呼唤在客观上要求建立以基本道德情感为基础的精神共同体。     

共识的道德与道德的共识

共识是道德之为道德的基本前提,是道德合法性的终极依据,因此,道德天然是"共识的道德"。"道德的共识"之所以成为当今社会的现代性焦虑,是因为将社会的"道德"困境误读为"道德共识"困境,将道德共识的"改组"简单理解为道德共识的"分化"。缓解道德共识的焦虑,必须达成道德共识的共识,即通过道德妥协以实现不同质态的道德共识之共存,承认有限共识以实现道德共识的最大化。     

第三种道德——人文性道德何以可能?

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的分离固然代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却也给当代人类的道德生活造成新的困惑.因此,需要有一种超越这两种道德的新的道德--人文性道德.人文性道德不是指在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之外的另一种道德,而是指从"中观"的角度来对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加以把握与重新整合,即认为社会性道德有待于以"下学上达"的方式转换为宗教性道德,而宗教性道德则也必然以"上智下移"的方式体现为社会性道德.历史上,儒家主张用"礼乐教化"的方式来建构与实践这种人文性道德,它典型地体现了人文性道德的超越性与现实性相统一、"报神恩"与"报人恩"相统一的特点.     

“以德治国”:中国革命道德的张扬

中国共产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侍承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道德规范体系，即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从而成为一个具有自觉道德基础的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革命道德发挥了主导社会道德的作用，并经受执政与改革开放两大考验。研究中国革命道德对我们贯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方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成人道德与规范道德看道德与人的关系

道德与人的关系由于对道德存在成人之维和规范之维的不同理解而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成人道德的意义上,道德与人彼此同构,道德内在于人;在规范道德的意义上,道德与人之间既存在着“同一-内在”关系,也存在着“差异-外在”关系;成人道德与规范道德在人们具体的行为实践中历史地表现出或相互一致或相互背离的关系。     

论“以德治国”与思想道德建设

江泽民“以德治国”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德治”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但“以德治国”与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它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我们要以“以德治国”的思想为指导 ,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品德类型论

品德或德性是一个人长期遵守或违背道德的行为所形成和表现出来的心理自我:长期遵守道德的行为所形成和表现出来的心理自我叫做美德,而长期违背道德的行为所形成和表现出来的心理自我叫做恶德。因此,品德或德性必定都是道德德性。品德、德性、道德品质、道德德性是同一概念,它分为一全德、五主德和八达德,进而分为善待自我的品德和善待他人的品德。善待他人的品德是高级的高尚的品德,而善待自我的品德则是低级的、起码的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