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补贴调查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频发的对华反补贴调查,使中国出口产品同时遭受双重歧视,也影响了政府职能发挥.中国政府应当规范外贸政策法规、调整税收体制;企业应当加强专业人才培养,重视相关政策的研究工作,关注目标市场国家产业发展现状,探究产业发展趋势,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切实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能力.     

从贸易救济措施谈及河北省流通行业安全保护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下,处于WTO后过渡时期的中国面临着出口产品屡遭反倾销、反补贴与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的挑战。这不但影响了河北省的出口贸易环境,更关系到河北省产业的发展和经济安全。本文从实体和程序两大角度对"两反一保"进行了解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河北省产业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其应对策略进行了阐释。     

融资约束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信息技术行业的经验证据

融资约束既可以通过生产和出口环节的直接路径阻碍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也可以通过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人力资本投入两条间接路径阻碍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基于中国2006—2015年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融资约束对出口产品质量的直接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融资约束通过企业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间接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中国信息技术行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内源融资约束和外源融资约束的缓解会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间接提升信息技术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内源融资约束的缓解会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投入间接提升信息技术行业出口产品质量。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信息技术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必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激发企业发展内在动力;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地区发展的产业政策。     

美元等级体系下的汇率低估反补贴制度、实践及应对

美国长期指控中国政府操纵汇率,以此要求中国调高人民币汇率,改变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局面,维护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等级体系。囿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难以认定一国存在汇率操纵或汇率低估,对该国汇率政策和汇率水平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美国的指控重心转向指控人民币汇率低估等同于为企业提供补贴,修改美国国内法为相关部门开展汇率低估反补贴调查提供法律依据,试图通过反补贴调查的国内救济措施解决国际层面缺乏强执行机制的汇率问题。美国商务部于2020年2月4日发布《关于反补贴程序中获利与专向性修订规则》（以下简称“反补贴新规”）,开启了对他国汇率低估反补贴调查的措施。通过分析美国对华汇率低估反补贴第一案——“中国扎带案”,不难发现“反补贴新规”与WTO规则中的反补贴构成要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中国应当对应诉企业予以支持,坚持国家汇率主权,强调国际汇率问题的多边纪律,推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WTO框架下中国补贴与反补贴制度重构

在全球经济危机和经济减缓的冲击下,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针对中国的反补贴调查日益增多,中国面临的反补贴争端日益严峻。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应遵循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规定和中国入世承诺的要求,在全面梳理并调整中国现行补贴政策,及时取消与SCM协议和入世承诺直接冲突的禁止性补贴,合理利用可诉补贴,充分运用不可诉补贴的同时,按照"攻防并举"的原则重构中国的反补贴立法体系和制度框架,以积极应对和化解日益频繁的反补贴调查和诉讼,有效制止和防范外国补贴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冲击和损害,保护国内产业的安全和本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反补贴法的新趋势——以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逐步适用性为视角

美国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惯例确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十年后,该先例被反补贴法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导向型”产业的新标准突破。在中国铜版纸案中,美国商务部首次将反补贴法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利益博弈和政治斗争的需要让美国继续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闲置“市场导向型”产业标准,并利用反补贴这一新利器平衡中美贸易。     

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与我国企业补贴风险评估——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

反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研究美国反补贴的法律与实践变化,对于提高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对反补贴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首先阐释了关注美国反补贴调查发展的重要意义,然后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10年、2011年年报,对目前上市公司获得补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根据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的有关规则,对国有上市公司100强企业目前获得补贴的风险性进行了全面评估,从政府、行业协会及企业不同角度提出了应对反补贴的对策.     

论WTO特殊保障措施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近年来,保障措施已经成为继反倾销、反补贴后制约我国对外贸易的又一障碍,而特殊保障措施的适用对我国更是危机重重。本文通过对特殊保障措施产生背景的分析,以及特殊保障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贸易保护的“新宠”适用于我国的出口产品,对特殊保障措施的类型及实施条件进行了阐述,并对我国政府和企业提出了应对策略。     

美国反补贴法能否对中国适用的法理分析

在学术界,尽管反补贴法能否适用于非市场经济体的问题已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但却鲜见中美两国政府对此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法理分析。铜版纸案后的14起美国对华反补贴案终裁,则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对中方而言,无论在双边还是多边框架内,以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体为由的抗辩已非最佳选择;而应依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C款规定,要求美方及有关WTO成员在对中国使用替代国基准前,履行向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的通知义务,使我国反补贴对策的基本思路建立在重程序和寻求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之上。     

中国出口增长为何陷入“低品质陷阱”中?

经济学院李坤望、蒋为、宋立刚发表的《中国出口产品品质变动之谜:基于市场进入的微观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一文以中国出口品质为研究对象,利用大样本贸易数据和企业数据,对出口产品品质表现及变化趋势进行了定量评估,并从市场进入的视角对中国出口产品品质的变动给出了一个微观解释。文章研究发现:一方面,中国出口产品品质在入世前后变化迥异。入世前出口产品品质呈升级趋势,但     

中小企业反补贴贸易摩擦中的政、企、社联合应对

反补贴摩擦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最常见的贸易纠纷之一,如何应对进口国政府的反补贴调查也已成为我国企业在对外贸易、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遇到的主要的法律难题。这种反补贴贸易摩擦对于我国的出口型中小企业打击犹大,其特殊性决定对它不能套用其他类型贸易摩擦的应对方法,地方政府应当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积极发挥职能。但在具体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如果能好好利用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中介组织,则可以大大弥补政府的职能缺失,有利于形成政、企、社三位一体的反补贴贸易摩擦应对模式。     

浅谈中国反倾销应对与反倾销

中国是反倾销最大的受害者。面对反倾销 ,中国选择了从容应对。中国是WTO成员 ,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是WTO规则允许的三大贸易救济手段     

世贸组织反补贴中“公共机构”的认定问题

由于世贸组织成员国对《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SCM)中的"公共机构"概念存在歧义性理解,从而加剧了一系列补贴与反补贴的国际贸易争端。实际上,公共机构是被赋予政府职权并履行政府职能的实体,对于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是否属"公共机构"的问题,亦应以此为标准。     

中俄贸易相关性研究

在回顾和分析中俄贸易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借助贸易结合度、出口产品相似度指数和贸易专门化指数分析等对中俄贸易相关性进行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中俄贸易联系较为紧密,中国对俄罗斯的贸易升势明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产品竞争力较强,而俄罗斯的贸易结构改变不大。二是两国产品处于不同的竞争优势区间,基本不存在相似的出口产品,互补性明显。三是中俄贸易结构呈产业间互补状态,这种互补是双方贸易发展的重要推进因素。     

人民币汇率补贴争议与中国的对策——从IMF与WTO关系角度切入

面对美国可能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采取反补贴措施的相关问题,现有的IMF和WTO的关系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在分析相关历史和条文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现有的IMF和WTO的关系是可以用来解决人民币汇率补贴争议的.从国家立场角度出发,利用好现有的IMF和WTO的合作机制,对中国也是有利的.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出口产品质量

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于2000—2011年中国微观数据考察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促进了其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且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越高,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果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提升效果在私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高技术和高竞争行业企业中更强,且直接的、国外的、发达国家的服务投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果更大。基于不同服务部门的实证研究发现,邮电通信、金融服务化能显著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交通运输、商务、批发零售服务化则无显著影响甚至会抑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研究结论为中国由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美国对华"反补贴"贸易策略的选择研究

与以往的贸易策略不同,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调查中频频提起反补贴调查,如何应对其反补贴调查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外贸易领域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通过梳理美国对华贸易中的反补贴政策的变迁,从法理和现实操作两个层面对现阶段＂非市场经济规则＂美国对华适用反补贴的政策选择作出分析,并最终给出政策建议。     

论补贴与反补贴中的专向性标准

专向性问题是反补贴法律制度需要确定的重要标准之一。研究补贴的专向性不仅是补贴与反补贴之间关系协调的需要,同时补贴专向性问题对于补贴和反补贴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也具有积极的反作用。本文主要基于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对于补贴专向性问题的规定,通过结合相关立法沿革及专向性评判标准之分析,提出了笔者对于补贴专向性标准的总结和评价,以期对补贴制度、反补贴制度以及补贴的专向性问题作出一个清楚的概括和探证。     

WTO体制下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应对与运用

加入WTO后,中国的国内产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有效地运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保护国内产业并从容应对外国采取的上述措施,是应加研究的迫切课题.作者阐述了我国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方面的严峻形势后,剖析了上述措施在实施上的异同,并就应对与运用提出了若干建议.     

中美双反措施案中“公共机构”的认定及评析

中美双反措施案的上诉机构否决了专家组关于仅根据中国国有企业所有权性质而将其认定为“公共机构”的做法,认为判定“公共机构”的核心问题在于评估某实体是否行使或被授予行使政府职能,并提出判定实体行使政府职能的三种情形.这一裁决有利于遏制其他国家对我国频繁启动和滥用反补贴调查,也增加了我国应对反补贴调查的信心和胜诉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