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回流对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影响

分析了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和我国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压力下农民工回流的基本现状、回流原因,以及农民工回流对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影响。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力度扶持回流农民工,进而探索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国农业现代化知识化的创新之路。     

金融危机环境下农民工回流问题分析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回流现象.本文依据2009年吉林省农民工返乡抽样调查数据,应用微观计量方法分析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和流动距离对农民工回流具有正向影响,务工时间、务工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回流具有负向影响,建筑业和制造业中的农民工回流概率较高;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回流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农民工回流的概率增加了40.46%.     

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返乡问题调查与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了我国大批农民工返乡.我国政府实施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沿海地区和江西省经济开始回暖,返乡农民工陆续外出打工,外出人数已恢复到正常水平.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民工"生命周期"等原因,帮助、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并通过创业带动就业,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根据不同类型,帮助、扶持返乡农民工实现创业和就业.     

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演化博弈分析

返乡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是复杂的博弈竞争过程,受农民工初始财富、经济投资规模、经济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经济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竞争拥挤、政府政策和在乡农民竞争等因素的非对称影响制约。众多因素不仅影响两者创业投资均衡策略、均衡水平、均衡变化方向与速度,而且影响其创业投资路径选择,导致两者投资具有多均衡性、多路径性、非对称性、初态依赖性与阶层分化性,创业投资将呈现出结构失衡状况。政府应该采取多样化政策措施,统筹平衡推进返乡精英农民工、普通农民工与在乡农民创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述评

近期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或80后、90后农民工)的讨论越来越吸引社会关注的目光,而作为农民工子女的进城流动儿童和在乡留守儿童,正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巨大后备军。这个庞大群体的生存和成长状况,对于今后几十年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有着直接和深远的影响。从儿童权利角度看,则这个群体无论是进城的还是在乡的,都处于多种不利的结     

金融危机后农民工就业创新性研究

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蔓延使中国直面经济体制改革中诸多的深层难题。农民工群体在金融危机前表现出的脆弱和无力再度抓住人们的眼球。农民工就业的非正规性导致了制度缺位、越位、虚位问题,且无统一明确的制度框架进行规范和引导。从金融危机前后就业现状入手挖掘制度根源——激励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为方向偏差和力度不足引起的劳动力结构和产业分布失衡,创新性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中伪态制度回归的概念。针对农民工现行就业的完善提出了以激励原则为核心,建立有效的统筹规划机制的理论,对我国如何完善和创新就业制度提出见解。     

金融危机背景下加强对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的保障与服务思考

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席卷全球,不仅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还影响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工群体深受影响：就业形势严峻,生存生活状况令人担忧。文章以上海市为例,探讨金融危机背景下加强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服务与保障问题。     

金融危机背景下大龄返乡农民工养老保障模式与政策支撑

金融危机对我国中小型企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企业的经营困难造成了一大批失业返乡的农民工,而其中的大龄农民工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困境。如何解决他们养老保障问题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对现实生活中大龄返乡农民工养老面临的四大困境分析表明,从国家养老保障政策的支持、社会养老关系网络的构建、充分发挥受保主体的自保能力三个层面来构建金融危机后大龄返乡农民工养老保障的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二代农民工就业困境及其保障制度研究

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发生着深刻的转型,传统产业劳动力溢出、新兴产业出现“用工荒”,使得二代农民工的就业及其保障问题凸显.如何因势利导,解决我国二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金融危机视角下当前我国农民工失业问题解析

我国以加工制造、出口为导向的中小型企业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它们在危机之前又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工,因而当前这场金融海啸无疑对农民工群体造成了重大影响。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失业和再就业问题已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从政府、企业、农民工自身三个角度分析当前造成农民工失业的实际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入城就业及其法律保障

农民工入城就业既是城市化的必然伴生结果,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别的主要途径。目前困扰我国农民工入城就业问题的主要障碍是没有在制度层面获得公平分享城市资源的权利。因此,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从事体面劳动的权利以化解来自城市的社会屏蔽,是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共同面临的重大任务。功能主义所揭示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暗示了农民工入城劳动的可行能力以及自由选择权的问题。而城市劳动规则系统、劳动身份平等、劳动权利启蒙、职业工作能力提升和多元劳资纠纷解决,是当前农民工体面劳动和就业保障的核心制度设计。     

乡土情结的嬗变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身份认同

乡土情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与土地和宗族观念紧密联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社会流动加剧,乡土情结不断地经历着嬗变.现代化进程对乡土情结的冲击引发了农民工对自身的认知冲突,是困扰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心理障碍.要改变乡土情结对农民工的束缚,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市民认可和自我认同三个方面着手,以此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城市化视野的农民工社区融入类型剖析

农民工的社区融入包括居住于集体宿舍、居住于＂农民工社区＂、散居于城市社区三大类别。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须经历三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日常生活层面、社会心理层面。前两种类型的农民工社区融入难源于社区的封闭性和农民工的乡土意识和自卑心理;第三种类型的社区融入难源于制度障碍、管理模式的弊端和农民工潜在心理的消极影响。对不同的农民工社区融入渠道应按照分类别解决的思路纳入社区管理。     

“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

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利益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步入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8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和生力军。“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包括身份认同、对城市的认同、对乡土社会的认同和未来归属认同四个方面。应从政府、企业、市民和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努力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     

保全模式:给农民工多一点关爱——解读张全收的亲情化管理模式

农民工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在为城市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过程中,自身的主观感受与情感却被人们所忽视,而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同样是农民工创业榜样的张全收在组织、转移大规模的农民工到城市就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保全模式＂实现了给农民工多一点关爱,为农民工城市就业搭建了情感保障的绿色长廊。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广东省东莞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经济融入因素中,每天工作时间、职务层次和个人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社会生活融入因素中,与邻居的相熟度和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文化心理融入因素中,愿意参与本地社会事务、愿意和本地人交朋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年龄、户口和受教育程度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认匾与社会融入：浙江两市调查

以浙江温州、丽水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经济状况、身份认同、乡土认同、城市认同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考察其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文化融入状况。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社会认同建构和社会融入,应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创设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丰富城市社区的文化生活,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     

农民工返乡的理性分析与现实思考

金融危机、经济结构调整和惠农政策的影响是导致2008年下半年以来农民工大量返乡的主要因素。农民工的返乡引发了其收入的减少、子女的上学困难,返乡后的农民工难以适应农村的生存和生活,农民工返乡后给基层政府的治理带来困境。农民工返乡背后所反映的是农民工技能的缺失、农民工创业政策的不完善、土地流转还存在政策上的缺陷、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深化等问题。建议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完善社保制度,使更多的农民工享受到社会保障的权益;降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门槛;采取一些措施消除返乡农民工可能带来的一些治安方面的隐患;规范土地流转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