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西戍诗浅析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五月初十日,清廷以“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和“废弛营务”的罪名,将已在镇海军营效力的林则徐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五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奉到遣戍命令,次日即从镇海乘船启程,毅然踏上戍途。及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十一月初六日,林则徐在哈密获悉以四、五品京堂起用之讯后,于十一日动身返京,共被谪遣四年半。这是林则徐在四十年宦海浮沉中遭受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这一时期,虽然林则徐曾为感怀个人命运而惆怅,为反     

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编纂及体例考

三朝《筹办夷务始末》为晚清大型官纂外交史料汇编,其编纂由于一直作为三朝《实录》次一级的任务秘密进行,因此其编纂机构和主要体例仿实录而成。但同时在史料的抉择及编排上,又兼收并蓄,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长处。而作为赓续相连的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在内部编纂手法上,既有承袭,又有变化,尤其在内容与思想方面的变动,反映了特定时代中外关系上的独有特色。     

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革命吗?

有些历史著作说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革命”。如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说朱元璋“背叛了农民军,完全蜕化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见《(中国史纲要》第三册第139页);吴晗先生写的《朱元璋传》,说朱元璋“逐步变质,最后叛变了农民革命”(见《朱元璋传》第301页);南开大学历史系近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说朱元璋在“背离农民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逐渐站到了农民起义军的对立面”(见《中国古代史》下册第203页)。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1页)我们分析封建制度下的农民革命,评价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都必须以此作为出发点。朱元璋是不是“背叛了农民革命”,当然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下面,简略地谈谈个人的浅见。     

胡大海籍贯刍议

胡大海,生年不详,卒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1362)。生前系朱元璋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中的杰出将领。关于胡大海之籍贯,《辞海·中国古代史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中国历史人物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均作“濠州虹(今江苏泗洪东南)人”。笔者对此有异议.一、“濠州”应作“泗州”胡大海之籍贯,《明史》(中华书局点校长)卷一三三,页三八七八《圳大海f号》:“胡大海,字通甫,虹人。”知胡大海是元末虹县人。据《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卷五九,负一四一六、页一四     

清编《全唐文》误玄宗文为中宗文

清编《全唐文》卷十六第200页下载中宗皇帝《褒天竺国使臣诏》,卷十七第202页上又载有中宗《宴集日本国使臣敕》。今检《册府元龟》卷四九七第1145页,可知五年“五月壬子,天竺国遗使来朝,诏曰”,即前篇全文:五年“十月丁卯,日本国遗使朝贡,戊辰敕”云云,即后篇全文。     

海防筹议述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为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中,洋务派“筹办海防”的活动是整个洋务活动的重要内容和发展环节之一,也是评价洋务运动的重要方面。到目前为止,不少论者认为,包括筹议海防在内的筹建海防活动,是洋务派勾结外国资本主义借用“洋枪洋炮”镇压人民反抗的产物,因而全面否认它具有“御侮”、“自强”的性质。如果就中外反动派共同镇压农民起义这一点来说,这种观点诚然是有道理的。然而要仔细研究一下筹议海防开始时的“奏议”、“廷议”和“决议”的具体内容,是不是还有“御侮”的面?为此,本文仅就洋务派“筹议海防”的过程作简略的叙述,以期有益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凤凰涅槃》的情绪结构

郭沫若强调诗的抒情特性,认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论诗三札》,《沫若文集》第十卷第二一一页);“诗的本身乃是情绪的潮流”(《诗歌的创作》,《文学》1944年二卷三、四期),是“情绪的自然消涨”构成为诗的“内在的韵律”(《论诗三札》,《沫若文集》第十卷第二○○页),“表现成一种旋律的言语”(《论诗三札》,《沫若文集》第十卷第二一一页)。     

浅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

恩格斯十分重视马克思制定的辩证的逻辑方法,他在介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时指出:“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22页)。这个辩证的逻辑方法,马克思本人称之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同上书第103页),有时又称为: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415页)。这种逻辑方法是以宏大的历史观为基础、为“着手之点”的,恩格思说:“实际上,这个方法无非就     

关于北洋舰队舰只的辨证

北洋舰队时称北洋水师或北洋海军,是清政府四支海军中最大的海军部队。 查许多中国近代史论著和辞书,对北洋舰队成军后所拥有舰只的记载,颇不一致,计有二十余(郭沫若:《中国史稿》第四册第105页)二十二、(牟安世:《洋务运动》第141—142)二十七、(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113—114页)三十四、(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第29—30页)近五十、(戚其章:《北洋舰队》第27页)五十余艘,(郑昌淦:《中日甲午战争》第52页)诸说,均不确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指导思想之比较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是中国和日本两国近代化的起点.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是“和魂洋才”.这两者颇多相似之处,但产生的实际效果却大不一样.明治维新使日本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洋务运动后中国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越陷越深。这不能不令人潜心思考. (一) 鸦片战争失败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不过这一思想当时并未发生实际的效用.时过二十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最初表述。此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推动洋务运动,基本上也是循着这一思路.于是,“中体西用”便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运用他发现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理论,在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学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初步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经历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95页;第3卷,第926页。)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明确地区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参见《马克思恩斯格选集》第三卷,第12页。)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第一     

晁公武“守”的是“荣州”

商务印书馆1980年8月修订本《辞源》〔四卷本〕第2册第1435页《晁公武》条下说：“守营州时,撰《郡斋读书志》,二十卷。”(亦见该馆1988年7月版《辞源》合订本第776页)按：“营州”误,应是“荣州”。清同治三年(1864)版《嘉定府志》卷46《艺文志》所收《晁氏读书志二十卷》条下说：“晁公武撰。”又引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公武得南阳公书五十箧,合其家旧藏,得二万四千五百卷。绍兴二十一年,守荣州,日夕校雠,每终篇,辄论其大旨,所发明有足观者。”又同书卷21《职官志》：“晁公武,钜野人。绍兴中,荣州刺史。”又32卷《…     

美国的欧洲政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10页)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有增不已。十九世纪末公然宣称“也要为自己要求日光下的地盘”(《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下册第44页)的德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了,被迫接受了凡尔赛和约。这“是一个真正逼死人的和约,是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带强制性的和约”。(《列宁全集》第28卷,第142页)     

清编《唐文拾遗》卷二系年、作者厘正三则

近期校勘《唐文拾遗》(以下简称《拾遗》,发现卷二《玄宗文》今人系年及原辑者误收他人文章以致讹误者三则。现据有关史料、史历,厘正如次。一、《授颜真卿监察御史制》载《拾遗》卷二第10页。日本学者池田温编《唐代诏敕目录》(三秦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253页,系年为“玄宗中”。所引出处为“四颜真卿17.la”(即《四部丛刊》本《颜鲁公文集》17页1栏)。按该书此页为《颜鲁公文集》卷三《表》下,所载《谢赠官表》并无此制。经查是书后附其门客因(殷)亮撰《颜鲁公行状》98页载:“天宝元年秋,扶风郡太守崔琇举博学文词秀逸,玄宗御勤政楼,策试上第,以其年授京兆府礼泉县尉。黜陟史户部侍郎王珙以清白名闻,授通直郎、长安尉。六载,迁监察御史。制云:‘文学擅于登科……’”此制与《拾遗》字句小异。又据是书第90页载宋人留元刚所编《颜鲁公年谱》天宝六载下载:“公年39,正月迁监察御史。”据以上史料即可判定玄宗此制撰于天宝六年正月。《唐代诏敕目录》系于“玄宗中”,失之。     

关于南诏的三个称谓

一、说“诏”公元七至九世纪,在伟大祖国的西南边疆,兴起了一个雄踞一方的政权.有人把它称为“南诏国”,有人则称之为“南诏政权”.关于南诏这个称谓的由来,最早见于唐代樊绰的《蛮书》,其后,见于宋代欧阳修的《新唐书》,现把两书所载,转引于下:《蛮书》卷三说:“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出版第67页)《新唐书·南蛮传》说:“夷语王为诏……蒙舍诏在诸部南,故称南诏.”(《新唐书》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0册第6267     

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改革刍议

(一)引入主体范畴和加强主体性特征是“历唯”体系改革的关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现实的人的自主活动“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马恩选集》第1卷49页)他们把唯物史观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恩选集》第4卷237页)历史唯物主义旧体系所以形成了明显的板块结构,这同它缺乏主体范畴和主体     

农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一条普遍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是由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部门构成的有机整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马克思指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5页)。农业正是提供食物等基本生活资料的部门。农业劳动是人类社会“第一个历史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页)。     

《北朝四史人名索引》脱漏增补

中华书局1988年版《北朝四史人名索引》(以下简称《索引》)有脱漏人名。按《北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卷89,2924页有“孙僧化、僧化”凡三处。《魏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卷91,1954页有“孙僧化、僧化”二处,1955页有“僧化”一处。僧化,系北魏时人,有传。(<索引》上册455页,四角号码2826。“僧”下,未见“僧化”     

关于消费结构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论述到消费结构问题。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再生产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第Ⅱ部类划分为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两大分部类;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还把消费品划分为“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和“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马恩全集》第26卷第1册第160页),恩格斯把消费资料划分为“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马恩选集》第1卷第349页)这里虽然指的是消费资料的划分,但也可看作消费结构。     

历史教学与精神文明建设

历史学,不仅本身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且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页)当然,他们把历史科学是分成“自然吏”和“人类史”的;而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历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利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历史教学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