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宋道(理)学家程颐的剖析

北宋时代程颐与苏轼的矛盾表现为洛蜀两党之争。苏轼曾上奏章给宋哲宗,表示“臣又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程之党人无不侧目。”在另一奏章里又重复弹劾程颐之奸。在这儿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个自诩为继承孔孟千余年不传之绪,又为好些达官贵人所推崇的道学家程颐,竟被指摘为奸人,苏轼的弹劾究竟有无事实根据呢?北宋以后的思想家如朱熹、王夫之等是揄扬程颐而贬抑苏轼的。李贽则讥讽程、朱     

从“洛蜀之争”看文、道之争

北宋元祐年间,理学大师、洛阳人程颐与大文学家、四川人苏轼之间发生了一场“洛蜀党争”。《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述云:程颐为人行事,“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二人遂成嫌隙。”双方互相攻讦,矛盾尖锐。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只是一场朝廷上的朋党之争,并不涉及思想政治上的重大原则分歧,所以历来学术界对于程、苏之争甚少关注。但是,苏轼反对理学家程颐,同他作为文学家的思想、性格密切相关;如何看待“人情”,同样也是     

苏轼的易学与朋党论——兼与欧阳修、司马光、程颐“朋党”观比较

宋代党争激烈,与之相伴也产生了一些朋党类的文章,苏轼的《续欧阳子朋党论》即其中之一.除了《朋党论》之外,苏轼还在《东坡易传》中借阐释《周易》的机会,表达他的“朋党”观.苏轼的朋党思想与欧阳修、程颐、司马光的朋党思想具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也可从苏轼的《东坡易传》,以及欧阳修的《易或问》、司马光的《温公易说》、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中找到思想根源.通过这些比较,还可以看出苏轼的朋党思想具有一定民主的思想因子.     

留意物欲与寓寄情意——苏轼美学思想探索

苏轼的美学思想,是巴蜀美学史上的奇葩,也是中国美学史上的奇葩。随着对它整理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我相信,人们会认识到它也是世界美学史上的奇葩。 苏轼,不仅是宋代与以周敦颐为首的“洛学”、以张载为首的“关学”相鼎峙的“蜀学”的领袖,而且是我国几百年之内在文艺(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有全     

荆公学派与辩证法哲学

从宋仁宗嘉祜初（1056）到来神宗元丰末（1085）的三十年间，是家学的兴盛时期。在这个兴盛时期，先后形成了四个学派，即：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学派，以司马光为首的温公学派，以苏洵、苏轼、苏辙为核心的苏蜀学派，以及张载、二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关、洛道学派。在这四个学派中，由于荆公学派在政治上得到变法派的支持，称之为官学，自熙丰以来“独行于世者六十年”①，学术上亦处于压倒的优势地位，放影响亦最大。其他学派虽然居于次要地位，对宋学的发展也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亦都有自己的特色。荆公学派虽属于官学，但这个学派却…     

朱子义命观: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

孔孟以“义命分立”开创性命道德之学,为儒者确立安身立命之道.朱子遥承孔孟,近述程颐,使“义命观”在理学视域下发生实质性的转向:一是把“义”的评价标准提升至本体意义上的天理,使人们行“义”更具神圣性和不可推卸性;二是创造性地以理气二元对立一元为主模式释“命”,三是在程颐的基础上,以“义”去消解“命”,只问“义”而及“命”.朱子以德待命的义命观为当下经常处在“义”与“命”的冲突与纠结当中,以及沉思在德福如何一致的人们给予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即是道德生活.     

论苏轼与程颐在道论和性情论上的差别

苏轼在道论上以"道"为体,以"易"为用,在性情论上以"性"为体,以"情"为用;程颐在道论上以"道(理气合一)"为体,以"中"为用,在性情论上则以"性"为体,以"中"为用。苏轼的"中"始终是一价值实体;而程颐的"中"则从价值实体上升为存在本体和人性本体。     

试论程颐的心学理论

一宋代心学代表人物以陆九洲最为著称。然而,宋代心学的肇始者则应归之于程颐。程颐,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年十八上书皇帝言事,受到了当朝大学士胡瑷的赏识,后与其兄从师周敦颐。但据《宋元学案》著者之一的全祖望意见:“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而且 “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全祖望的这个论断与今人所述多有不合。同时,二程虽是手足兄弟,其学识见地却有不少差距,以致后人对二人评价亦有不同,多褒程颢而贬程颐。全祖望称:“大程子之学,先儒谓其近于颜子,盖天生之完器,然哉然能。故世有疑小程子之言若伤我者,而独无加于大程子。”此处我者,我之学也,即正统孔氏儒学。程颐何以“若伤我学”呢?《宋元学案》中全祖望引蕺山先生(刘宗周)的话评曰:“小程子大而未化,然发明有过于其兄者。”这无疑是说,程颐之学说虽博大,但却附加了许多自己的见解,逾于旧轨,把传统儒学发挥了一番,就这点来说,其兄是不可及的。程颐于何处“发明”了传统儒学?我认为,程颐之发明处,就在于他阐述了心学理论。程颐是中国思想史上比较系统地对心的观念,包括心的概念、性质、作用,心与理、心与物、心与性之间关系进行阐发的学者。关于这一点张岱年先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线索。程颐之心学理论对朱熹     

论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

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人情”说。程颐认为性善情恶,提出“主敬”说,强调对情的压抑与束缚;而苏轼等则认为情性合一,并无善恶之别,强调尊重、顺应人情,反对外在束缚。二、道统说及文道关系观。洛学重道轻文,甚至认为“作文害道”;苏氏蜀学则主张文与道俱,文道并重。基于这一认识,两派学者各自提出了自己的道德传承谱系,以儒家正统相标榜。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反映了两派学术的不同旨趣及确立自身在儒学中正统地位的努力。     

程颐天理史观辨析

程颐建立的客观唯心主义理本论,运用在观察和处理社会历史方面的问题,则为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理论依据是天理论,故亦称天理史观。对程颐的唯心主义天理史观,以往论著贬斥者多,论及合理因素者少,此似失之偏颇。平实而论,程颐论史亦有诸多妙处,故有辨析之文。 一 历史发展的动因问题,是古代哲学家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宋代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颂就认为“天理”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二程说:“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理”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最高精神存在,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源。天地万物由此而生,由此而灭。程颐说:“天下之理一也,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     

试论苏轼词的充分“士大夫化”

对于苏轼的革新词风和“以诗为词”,前人和今人的评论可谓多矣。然而我总感到尚有若干未“说透”之处。本文拟就词的“士大夫化”这一特定视角来重新认识苏轼对词风革新所作的贡献。词的“士大夫化”是王国维首先提出的。《人间词话》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撇开它过去贬低李煜之前的词为“伶工之词”     

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美

苏轼喜欢用“行云流水”来评文。《答谢民师书》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云、水两物,都具有流动性和多变性的特点,而其流动性、多变性又以自然本色、绝无雕饰的形态表现出来,这正是苏轼在散文写作中所追求的艺术美的三个特质:圆活流转之美、错综变化之美和自然真率之美。宋初田     

屈原与苏轼：不朽的江神——析论余光中对屈原与苏轼的形象塑造

余光中以“高洁的烈士”与“不朽的汨罗江神”写屈原;以“神话中的大鹏鸟”与“江神”（长江之神）看苏轼;并从文学不朽的角度,以屈原、苏轼传世的名句,加以点染转化,为二人塑造形象。不管这些诗句原先所指陈者为何,如今余光中都用这些隽言名句,拍合到屈原、苏轼的身上来,这种巧妙的神合,在在显出余氏的匠心。     

杨时仁体论对于二程仁学的取舍与融汇

杨时认同以“万物与我为一”为“仁之体”,看似直承程颢的仁体论。然而,其对《西铭》的质疑则说明,杨时思考仁体时的体用思维异于程颢而同于程颐。二程仁学的思维方式已有差异：程颢未将仁体理解为形而上的本体,而倡导从刻意推己及人到自然以己及人的“能近取譬”;程颐则将体用结构贯穿仁说始终,主张由情感发用见性理本体的“由用见体”。实际上,程颢与杨时分别在“万物皆为我体”与“万物皆有仁体”两种意义上阐发各自的“万物一体”思想。并且,杨时体贴仁体的双重工夫“体究恻隐”与“求仁之方”均遵循“由用见体”的路径。因此,杨时仁体论的话语体系接续程颢而思维方式传延程颐,呈现出对二程仁说的巧妙去取与兼收并蓄。     

西北战事与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

苏轼豪放词风和当时宋与西夏的西北战事，以及苏轼对此战事的态度密切关联。熙宁六年的“熙河大捷”促使苏轼以《江城子·密州出猎》为代表的豪放词风形成；元丰六年“永乐之败”又促使苏轼以《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代表的豪放词风由豪放雄壮向清壮深沉、多内心反省转变。     

“程朱阙里”——篁墩

屯溪区屯光镇篁墩村是程颢、程颐和朱熹的祖居地，故历来就有“程朱阙里”之称。     

香糯不腻东坡肉

东坡肉,浙江杭州传统名菜,因出自北宋苏轼之手而得名。据传,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常常亲自烧菜与友人品尝。他的烹调,以红烧肉最为拿手。他曾作诗介绍其经验:“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苏东坡第二次贬至杭州时,西湖已被葑草湮没了     

程颐的礼学思想探微

程颐作为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以“理”为最高范畴,其他内容被统摄于此之下。其中,礼的地位次于理而处于从属地位,但是礼在程颐的思想中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理、性和程颐的政治思想的要件。本文将就此展开论述,分析程颐的礼学观。     

人伦道德浅近性初悟

一、人伦原始:美之所以为美者《增广》有云:“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如此论善恶,即为人伦主义道德观。旧时城隍庙书此对联:“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天下无完人;”“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天下无孝子。”简捷,通俗。礼之他律和以礼自律的标准,大致如此。礼以为律的文化底蕴,似乎可以归结为: 由孝而至于尽善尽美,非人力所及;作为善之反动,由淫而至于色根净绝,非人世所需。     

论苏轼与陈公弼、陈季常父子的交谊

苏轼与陈公弼、陈季常父子的关系相当特殊。苏轼任职凤翔时与陈公弼有矛盾,后来却一反常例为陈公弼作传;传闻贬苏轼到黄州是当政者想假陈季常之手加害苏轼,陈季常却成为苏轼在黄州交往最为密切的朋友;素有游侠之名的陈季常,却家有“河东狮吼”。真真假假的事实和传闻后面,表现了陈公弼对苏轼的严格要求、“爱人以德”,陈季常的侠肝义胆以及苏轼不记前嫌的风范,为人们的交谊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