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力与法

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是同质、同构的。政治是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产物。法是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达到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衡平,衍生出来的第三种权力,是对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做出裁判。法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是静止状态下的政治。政治有三个层次——高于法、法本身、在法的范围内。     

地方政权向中央政权的主动归附——评价张学良“东北易帜”的新视角

"东北易帜"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的领导人为了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为了挫败外部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为了防止祖国的领土被分裂,毅然结束自己的独立状态,主动放弃自己的局部利益,将自己领导的地方政权合并入中央政权,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从而促成了中国的统一."东北易帜"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的高尚行动.台独分子的言行正好与"东北易帜"的精神相反:为了一小撮的私利,置全民族的利益于不顾,投靠外国势力,甘愿充当外国的走卒,与祖国为敌,一心想把自己控制的那块地方从祖国的母体上分裂出去."东北易帜"对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有一定启发.     

旗帜与认同：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与各政治力量的因应

在近代中国,国旗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政权(或政治力量)的标识,以党派旗帜为国旗,会给该政治力量带来更多的政治资源。国民革命开始后,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将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认同党治和革命的象征。因革命理念、政党关系和政治诉求的不同,中国青年党、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易帜”都有回应。他们在诠释旗帜象征意义、表达对旗帜认同的同时也展开政治互动。在国民党“易帜”过程中,对旗帜象征的诠释和运用成为三个政党进行政治博弈的方式之一。各方对旗帜的理解、认同、意义诠释和运用,反映了三个政党不同的政治诉求,也体现了此间旗帜、象征与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国家权力重构视角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以孙中山政治思想为指导开始了国家权力重构过程,其中地方自治作为国家权力重构的重要路径得以迅速开展.但在进入政治实践领域后,孙中山政治思想无法满足南京国民政府适应所处的政治形势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只能从传统政治中寻求有效手段,以至于逐渐背离了孙中山政治思想,导致与专制体制相契合的保甲制在自治的旗帜下得以大行其道.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制度变革:政治结构及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制度变革使国家权力自上而下逐步深入乡村社会 ,在制度结构、权力结构和人事结构等方面引起了社会的变迁。从乡村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来看 ,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制度变革只是一个过渡。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来看 ,在这个过渡时期形成了乡村政治的一对基本矛盾 :政治权力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之间不吻合的矛盾。这种结构上的矛盾导致了功能上的异化和士绅规避主流政治、新旧力量扌干格、农民对政治参与表现消极甚至敌视等一系列问题 ,使国家和基层社会的关系处于恶性发展之中。可以说 ,南京国民政府的村制变革给乡村政治带来了新变化 ,但没有带来新出路     

1927年阎锡山易帜的政治考量

南方国民党掀起北伐后,原属民国北京政府的许多军事实力派通过易帜倒向革命。阎锡山就是此类易帜的典型代表,但阎锡山的易帜是经过较多政治考量的,他意识到保境危机时,就展开多方"亲睦外交",与各方强大势力博弈,直到认定蒋介石是北伐最后的赢家及投向蒋可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时,才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实现山西既有秩序的平稳过渡。阎锡山易帜的考量除了获取个人利益外,也有追求和平有序政治环境的考虑,进而保证既有政治之稳定和影响。     

张学良延缓易帜原因探析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力主改旗易帜,归附南京政府。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他却屡次延缓易帜。究其原因,日本的干涉让他不得不审慎进行,内部政局不稳是迫使他不得不做出这一选择,而以退为进,争取更大的权力则是他选择延缓易帜的深层动因。在解决完这所有的问题后,张学良始毅然易帜。     

张学良主政东北三年的建树

<正> 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少帅张学良继承父业成了东北军政首领。同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在政治上同南京政府分治合作,力求国内和平统一;对东北内部则开源节流,寓兵于农,变扩军黩武为裁军自守,休养生息。就职之初,他就宣布了对内对外政策,并采取措施,着手实行。     

日本政府对东北易帜的干涉与九一八事变——兼驳“关东军独走说”

1928年,面对张学良7月推进的东北易帜,日本出台了《满蒙时局措施方案大纲》,在规定武力阻止南京国民政府“武统”东北的同时,企图趁机解决所谓“满蒙悬案”,并以武力威胁达成首阻易帜的目标。8月上旬,日本政府又通过特派林权助等途径,以武力威胁再阻东北易帜。此间军部与外务省已就当张学良不予合作时将以武力侵略的方针逐渐达成共识。此后,张学良暗中推进和谈,于12月底决然易帜。日本由此判明张学良对日积怨极深,以首相兼外相通过驻奉总领事正式警告张学良的形式,表达了一旦东北做出“侵害”日本既得权益之举,甚至在其扩大“满蒙权益”问题上若不予合作,日本就将动武的政策方针。此实乃日本政府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宣言书,故所谓“关东军独走说”实属片面。     

论后金的政治权力基础类型

后金政权能够在短时间内跃兴,主要原因是其政治权力基础属于智慧与武力兼备类型。在后金政权和清朝崛起的过程中,政治智慧和政治谋略所发挥的作用往往大于武力,增强了武力和扩大了武力使用的空间及效能。而政治智慧和政治谋略与武力的巧妙结合所形成的政治艺术,又全面地整合了各种政治和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政治权力的功效,成功地避免了政治权力行使过程中的错误和失衡现象。上述政治权力基础类型使后金政权在较短的时间内富集了丰富的政治和社会资源,迅速提高了政治权力网络的组织化程度,奠定了清朝定鼎中原的坚实基础。     

明代东北驿站考

明朝在统一东北,建立都司、卫所地方政权的同时,为了适应当时军事政治斗争的需要,为了加强对东北的管理,积极恢复和建立东北水陆交通驿站。明代东北各路驿站,多系沿用辽、金、     

晚唐宦官专权的表征、由来及儒生之敌意——晚唐五代文学思想背景研究之一

本文主要探讨晚唐宦官专权状况及儒家文官体系对它的敌意等。本文认为,晚唐宦官专权明显有扶立皇帝、任命节度使和监军等三大表征,其由来是皇帝的有意授权并通过＂四贵＂实施。从社会学看,儒家文官体系与宦官的斗争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其焦点是政治权力和经济目标;从文化人类学看,前者的敌意源于由竞争带来的危机感和嫉恨。     

张学良主政时期的东北政体改革与现代化建设

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 ,遵循历史进步的法则 ,积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扭转了政治方向 ,使东北从半封建的军政合一的政治形态向民族民主化政治形态转化 ,政权性质发生了质变。以三民主义政治思想为指导的东北新政权 ,是一个爱国反帝的政治集团 ,一个为民族解放而极力维护祖国和平统一的新政权 ,一个带领东北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领导核心。东北政体的变革推动了那一时期东北现代化建设的向前发展     

军阀博弈视域下的奉系垦务与治边战略——以黑龙江省为考察对象

北京政府时期,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导致经济衰败,民生凋敝,地盘的不稳定性导致大部分军阀只注重从土地和人民身上榨取财富,很难实现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其他军阀相比,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则不同,为了在军阀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和充实边疆,奉系实行了移民屯垦、开发边疆的战略.黑龙江省地处边疆,与俄毗邻,自然成为奉系移民实边的重要区域.在政府的鼓励下,经过十余年的开发,黑龙江省大片荒地得以开垦,经济日渐繁荣,为东北边疆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党与人大政治法律关系探析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人大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因此,党与人大的政治法律关系实质上就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与国家政权机关中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对党与人大政治法律关系的内容及其基本运作程序的探析,厘清党与人大之间真实的政治法律关系。     

赤壁之战新论

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是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辩证统一,赤壁之战即属这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表面看来,赤壁之战是封建地主军阀集团之间的一场大搏斗,如果我们挖掘更深层的原因,则会看到它是东汉末年社会结构发生局部变化而引起的强烈震荡.而这种震荡的震源,则是来自封建生产关系量的变革.生产关系的量变,不但从经济上改变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构成,而且由于地主世家与豪族地主势力的膨胀,从政治上影响了东汉封建政治的权力结构,提出了权力再分配的需求,构成了东汉社会结构震荡的深层原因.东汉地主阶级的构成是多层次的,从身份性来说,有身份性的地主世家、有非身份性的豪族地主和一般地主;从其对政权的关系来说,有统治阶层、有非统治阶层.因此,地主阶级内部各种利益集团、各层次之问的斗争也显现出多层面、交插性特点.在统治阶层中有外戚与其它地主世家利益集团的斗争,也有外戚与宦官的斗争;统治阶层与非统治阶层     

特殊利益集团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亡——以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虎”为例

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虎"行动的失败是特殊利益集团阻滞改革的生动注脚。作为政治权力与垄断资本媾和形成的封闭性组织,特殊利益集团以租金分享为纽带、通过官商勾结的方式支配社会财富,并利用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影响公共政策,阻滞威胁其既得利益的任何改革。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官僚政治与垄断资本结合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为特殊利益集团的生成提供了肥沃土壤,被"四大家族"等特殊利益集团俘获的南京政权丧失了国家自主性,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改革失败、集体腐败与政权覆亡。     

唐代统治集团层次构成析论

本文所要讨论的唐代权力集团的层次,是以掌握政治权力的大小和距权力中心的远近为标准来划分的。唐代的政权,与所有封建政权一样,遵循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原则,皇权无疑居于政权的核心位置。它所包括的范围,本文准备将其称之为一级权力圈,亦即唐代政权中的第一个层次。在皇权之下,唐代政权从官职的观察上,又可以得到几个不同的层次,依次分为二级权力圈、三级权力圈等等。处于唐代政权不同层次上的统治群体,就以这些层次为标准形成了唐代统治集团中的不同阶层。这是一种按政治意义划分的阶层,与通常按社会经济状况划分的阶层并非一个概念,但它将有助于我们从各个方面考察唐代统治阶级内部构成和变动的实际情况。     

民国时期省制改革过程及动因研究

民国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与实践,自北京政府时期省—道—县三级制,省成为行使监察职能的一级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政府合署办公和新县制,省一级政府从行政区划到机构建制、政府职能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政治主张的斗争,其实质则是中央与地方在利益分配上的博弈。此外,省制改革也考虑到了各省的差异性,整体上呈现出行政现代化的趋势。     

民主的逻辑与民主的建设

所谓民主的逻辑是指现代民主发展的基本规律。民主的一般逻辑就是民主的一般发展规律,指民主与行政管理权力之间的相互将对方纳入自己的运行框架中的博弈。现代民主的历史逻辑就是现代民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规律,指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民主作为竞争性的最高政治权力再分配的工具及其必然产生的外部效应。用民主的一般逻辑和现代民主的历史逻辑来审视近代以来中国民主发展的历程,能够为当代中国的民主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