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日本的战略文化及其未来走向

日本的战略文化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影响日本战略文化的主要因素有日本的原始宗教神道教,武士道精神和“岛国根性”.当代日本主流战略文化主要有新民族主义势力的“普通国家论”和“海洋派”的对外战略思想,虽然他们的战略思维各有侧重,但其对外战略的方向是一致的.由此,本文归纳出日本今后的战略走向具有三大特征:战略主体性日益增强；在外交、安全上更强调战略性、进取性；由于中国因素对日本内政外交的影响空前上升,日本对华战略的两面性增强.     

日本“新安保三文件”下的强军计划论析

随着岸田政府在2022年12月出台“新安保三文件”,日本的军力建设迎来重大转变。日本打破了国防预算“GDP 1%”原则以及“专守防卫”原则,试图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并全面强化军力,以期成为“能战”的军事强国。“新安保三文件”的出台动因有多方面,包括日本对周边国家“威胁认知”的偏差,日本配合美国的军事战略、加强日美安全合作的需要,以及日本国内更加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在发展前景上,日本强军计划并非完全乐观,其国防预算增长计划有可能无法得到全面落实、“和平主义”思潮以及“募兵难”问题也会对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因应与调适: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化

2022年12月16日,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了包括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对日本的国家安全和防卫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对日本这一举措的理解和评估需要将之放在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演变的整体脉络中,综合考察不同时期国际环境的变迁和大国关系的变化、日本决策者对这些变化的认知和解读,以及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如“保革之争”、宪法“第九条”等对安全保障政策所构成的限制等因素,并对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因应情况,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45—197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发端、1972—1990年作为“经济大国”的战略摸索、1990—2009年冷战后的战略调整以及2009—2022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转型。其总体发展方向是从“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向“普通大国”“军事化”和更加积极主动的自主安全保障战略迈进。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期间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发生转换的关键时期。     

重新审视日本“印太战略”：国内政治视角下的考察

全球主要国家的“印太战略”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前,学界对于日本“印太战略”的研究基本聚焦于国际体系层面,从国内政治层面分析其形成及演进机理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认为,日本“印太战略”是由国际体系压力经日本领导人战略认知、国内政府力量的传导后形成、调整的。文章以2012年末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至2020年9月卸任作为研究区间,将日本“印太战略”的形成与嬗变作为两大阶段进行了剖析。本文提出,安倍晋三对国际局势的认知在较大程度决定了日本“印太战略”的内涵与走向,而安倍第二次执政以后首相官邸及首相本人决策能力的强化为安倍贯彻自我认知、对“印太战略”的构建与调整奠定了客观基础。日本国内政治为观察“后安倍时代”日本“印太战略”及对外政策走向提供了较独特的视角。     

韩国海洋安全战略演变的路径探析

韩国海洋安全战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略导向从“依附”趋向“自主”并转向“相互支持”，战略范围实现了由“近海”走向“远洋”并谋求“远近结合”，战略手段由“防御”转为“威慑”又走向了“预防”，战略内涵由军事安全扩充为综合安全。国际环境变更、安全困境变迁以及自身实力强化，是韩国海洋安全战略演变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韩国这一战略演变将受制于美韩联盟的协同与纷争、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的一致和冲突，以及突发事件、民主化与战略周期的冲击和影响。     

莫迪要凉?甘地家族小女儿高调“出山”

正如今,琵艳卡·甘地高调踏入政坛,纯正血统、英俊气质,是否又将霸气续写另一段家族传奇。就像美国存在布什家族、日本存在安倍家族,印度也有一个在政坛长盛不衰的传奇家族——甘地家族。如今,这个家族又一新人踏入政坛——国大党主席拉胡尔·甘地近日任命自己的妹妹琵艳卡·甘地担任北方省重要党职干部。     

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及启示CSSCI

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学者围绕本国的安全政策展开了论争。以高坂正尧为首的“日本型现实主义者”秉持以“基础防卫力”与“综合安全保障”为核心概念的“综合安全保障论”,主张坚持《防卫计划大纲》与“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冈崎久彦、佐藤诚三郎、清水几太郎等学者则立足于“传统安全保障论”,向“综合安全保障论”发起了挑战,认为只有大幅强化军事力量才能应对苏联的威胁,呼吁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废除防卫费不超过GNP 1%的限制。思考这一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不仅可以反思先行研究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问题,还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前日本安全政策的内在逻辑。     

对冲与制衡:日本“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制约因素

日本“印太战略”是依据日本在当前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地缘政治现实制定的,目的是对冲和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的扩展,以维护当前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进而实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印太战略”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主要依托“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以构建地区同盟架构的方式,逐步实现日本的地缘战略。这既是当前东亚地缘政治的现实,也是日本作为海洋型国家的战略选择。但是,由于合作国家的战略偏好和地缘利益的差异以及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实施,特别是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从不同的层面制约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日本“印太战略”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针对性措施,对中国地区利益的影响较为广泛,中国应从战略上予以重视。     

日本的东亚合作战略调整及其对中日经贸合作的影响

虽然日本政坛更迭频繁,但是,无论是曾长期执政的日本自民党,还是新上台的日本民主党都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给予高度重视,并根据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其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进行不断地调整.本文在考察日本东亚合作战略的调整及其特点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日本东亚合作战略调整对中日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以及未来发展情况.     

战后日本"科技立国"的道路选择

战后日本经济是在“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下通过技术引进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加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石油危机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日本政府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今后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转向独创性的和基础性的科学技术研究上 ,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基础结构 ,以振兴日本经济 ,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经济走向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今天 ,研究日本“科技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日本“科技立国”道路选择的成因　　 1、经济发展原动力要素的…     

日本的“族议员”

70年代末以来,日本的决策过程开始从官僚主导型向政党主导型转化,日本政治学界将此称为“政党优势”、“党高政低”。促使这一转化的是一批被称作“族议员”的自民党政治家。那么,“族议员”是一些什么样的议员?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又是怎样参与、主导日本决策过程的?本文试从这几个方面对“族议员”加以介绍和分析。 一、何谓“族议员”     

大国竞争与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构建

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违背经济规律，侧重安全和政治逻辑，加速构建经济安全战略，其目标是在“战略自主”下摸索新的经济安全道路，追求实现日本经济的自律性、不可或缺性和主导性。对内，日本积极完善战略体系，加强战略管理，提升安全能力和强化战略支撑。对外，日本以“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为指导，在关键领域实施对华“脱钩断链”和“友岸外包”政策；以日美合作为中心，追求对接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深度融入欧美经济圈，并战略性扩展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经济安全合作，重塑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安全秩序。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存在明显缺陷，内含的强烈地缘政治竞争和安全战略博弈意图也会导致大国竞争在区域层面更为激烈，给地区发展、安全以及中日关系造成更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美国对日外交的多维审视

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后,为应对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中国崛起和日本政坛"地震"的多重挑战,采用"巧实力"外交手段维持美国在东亚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以东亚地区安全局势骤变为由,利用自身的军事优势、联盟体系强行介入东亚地区事务,形成对东亚地区的"主导"。通过对日多层次的"沟通",影响日本当局对区域安全局势的判断,使日本放弃了塑造新的地区秩序意向,回归到寄自身安全于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结构的传统道路上,最终完成了对鸠山政权调整日美两国关系意图的压制,在日本政权更迭之际成功地维系了美日两国"主从"关系的现状。美国对日外交对我国维护东北亚安全利益具有重要启示。     

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

今后十年日本外交战略的目标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繁荣 ,走向“普通国家”。日本为此将开展多边、双边外交 :(1)谋求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国条款”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加强日美欧合作 ;在东亚地区开展多边安全对话。 (2 )谋求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并与中国开展安全对话 ;加强日美同盟 ,积蓄力量 ,为摆脱美国的控制创造条件 ;努力解决北方领土的归属问题 ,实现与俄罗斯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安全保障与战后日本政党政治

安全保障是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中的焦点问题。本文在概述战后日本安全保障战略演变历程的基础上,试图对安全保障在日本政党政治中的定位作一初步分析,着重指出安全保障是日本政党政治的政策对立轴,日美安保体制是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战略支柱。一、战后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变战后初期,日本面临着如何实现媾和、重返国际社会并结束占领状态的重大课题。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独立后日本的安全保障方式与日本的媾和问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吉田内阁选择了对美一边倒的“片面媾和”方式,确立了“亲美、轻武装、经济优先主义”的基本路线。1951年日美…     

日本安全战略面临十字路口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突破安全战略以“专守防卫”为基本方针的框架而来到一 个战略抉择的十字路口。日本“和平宪法”的制约功能已岌岌可危，“专守防卫”正向“海外派兵”蜕变，“集体自卫权”被用作 “借船出海”的 工具。日本寻求军事崛起，势必打破东亚战略稳定与平衡，引发日本周边关系和国际格局的 动荡与调整。日本完全可以在非军事领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国际贡献” 。日本追求大国地位与作用，宜以深刻反省那段历史、求得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为前提。     

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到“反击能力”——日本构建远程打击能力的战略意图与实施前景

2022年末日本出台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提出保有所谓“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变相发展远程打击能力。表面上,日本意在增强威慑力以应对中朝等“周边威胁”,同时提升日美同盟的对等性和互助性以减少“被抛弃”风险,但实质上,日本意在由此进一步增强军事行动自主性,以渐进式突破实现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同时将其作为印太战略的构成要件,推动区域安全合作,提升日本的领导力,服务其“大国化”目标。保有及运用“反击能力”存在法理争议、面临国内及周边国家反对、防卫费来源等现实障碍,构建远程打击能力在具体推进中仍有问题尚未解决。但辩证地看,日本此次修订安保政策文件已完成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防卫性到攻击性的实质性转变,将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造成重大威胁。     

日本防卫政策调整、动因及其影响分析

根据日本制订的《防卫计划大纲》等战略文件，冷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可划分为“全方位防御”构想、“多能、灵活、有效防卫力量”构想、“机动防卫力量”构想、“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多域联合防卫力量”构想五个发展阶段。《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发展计划》三个新战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展开了新一轮重大调整，其突出内容是把中国列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提出日本可对敌领域实施反击的所谓“反击能力”构想，从而使日本防卫政策由守转攻。这不仅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冲击，给地区安全稳定也将带来负面影响。     

日本东海政策调整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兼论日本民主党政府对东海政策的“掌控”

东海政策既是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010年新《防卫计划大纲》所强调的“动态防卫力”和把西南诸岛定位为重点防御区域的主要体现.尤其是日本民主党执政后,其东海政策表现出缺乏理性的“强势”.可以说,日本的东海政策主要是针对中国进行的战略布局,这势必对中日关系产生长期、持续的干扰和破坏.对此,中方应从战略高度予以应对.     

战略创新乎 战略贫困乎——《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评析

2002年11月28日，小泉首相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提出了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所探讨的内容主要是如何应对中国。从强化日美同盟的建议，到加强其他双边与多边关系的设想，无一不是围绕中国问题排兵布阵。贯穿战略报告的基调，乃是一种全方位的“中国威胁论”。该报告承袭了日本决策层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动的“政治大国化”、“普通国家化”进程的理念。逐步摆脱战后体制、走向政治大国，乃是该报告追求的基本目标。该报告总体上反映着现阶段日本各界对其21世纪外交战略的犹豫彷徨状况，尚未能从“战略贫困”的迷惘中摆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