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逻辑哲学论》“世界”概念的解读

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世界"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本文尝试着从两方面入手对其进行解读:一方面,结合世界与语言、事实与命题的研究对世界与原子事实的关系,特别是不存在的原子事实进行解剖;另一方面,从逻辑、语言与世界以及唯我论相关思想出发,对世界的划界问题进行分析推理,最终演绎出关于世界的两条结论:(1)世界与原子事实的关系是包含非对称的对称性;(2)世界与世界之外的关系是可说与不可说。     

“事实”概念的认知与逻辑重建

"事实"概念的演进反映了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历程,也造成传统哲学与现代分析哲学的分野。在常识状态下,"事实"就是普通事物;在认识论哲学中,"事实"被看作知觉对象;在现代科学中,"事实"被看成自然规律,即"科学事实"。从维特根斯坦开始,他把"事实"置于语言和逻辑的层次上,认为事实只能以命题的形态出现,或者说事实就是命题,这个转变开创了现代分析哲学的革命。     

试析逻辑原子主义的图像论

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命题是实在或事态的图像:原子命题是原子事实的、分子命题是复杂事实的、语言则是世界的总图像.自然语言具有歧异性和模糊性,因此必须构造一种理想语言才能建立对世界的图像关系.但是图像论遇到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这些困难是由图像论本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     

论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基本事态

事实表达的是现实性，事态表达的是可能性。维特根斯坦在此区分了两个系列：第一个系列是现实世界——事实——基本事实——对象的外在性，第二个系列是可能世界——事态——基本事态——对象的内在性。学界有种观点认为，基本事态对应着命题逻辑的原子命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从布拉德雷问题的解决来看，维特根斯坦正是基于基本事态的提出，将基本事态看成世界的逻辑原子，并遵从了布拉德雷的“内在关系说”，才得以避开哲学上对本体的无穷追溯。     

语言事实和语言实践——论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一致性

维特根斯坦是西方哲学史上系统地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世界"的第一人。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关注的核心是语言事实,早期论证都是围绕语言事实这个中心概念来进行的;后期的基本哲学精神是语言实践,分析语言事实为后期的语言哲学实践做了逻辑铺垫,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把自己的理论研究与语言实践结合起来,开辟了一个极为广阔的思想领域。尽管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存在诸多差异,但对语言和人类生活形式的重视是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一以贯之的哲学立场。     

维特根斯坦"不可说"思想的理论价值

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中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在语言中划出一条界限：凡是可说的东西,都可以明白地说,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则必须对之沉默。维特根斯坦是以可说意谓不可说,不可说的东西才是他的全部心意所在。不可说的是世界之外的神秘的东西,以形而上学主体为核心构成了一个超验形而上学体系。不可说的形而上学有积极的理论价值但也对他的哲学产生了消极的后果。     

逻辑原子不同于感觉材料——罗素逻辑原子主义中两种世界结构模型的关系失据论证

大多数哲学词典将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甚至卡尔纳普列为逻辑原子主义的代表人物。尽管学界对此争议颇大,但反过来看,这一界定也许表明逻辑原子主义自身就包含了前期维氏和卡尔纳普两种思想的可能性。事实上,作为这一学说典型的代表人物及这一名称的提出者——罗素,他的逻辑原子主义本身就包含了两种世界结构模型,这正是后来前期维氏和卡尔纳普分别加以极端化的结构雏形。这两种世界结构模型的连接点在于逻辑原子和感觉材料的等同论证上,罗素本人对此的论证过于简单隐晦。本文借助当今美国哲学家W.Lycan的文章以还原罗素的论证,并得出罗素的论证是不成功的这一结论。     

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治疗”概念

维特根斯坦以“治疗”喻哲学,视哲学为对形而上学的诊治。前后期他的这一思想是一贯的,但由于其前后期语言有天壤之别,因而对病因的论断也就大相径庭。前期语言批判观虽然有可说与不可说之分,可是其根据却恰是不可说的超验逻辑,一种形而上学的东西。后期哲学所要治疗的主要正是这种超验逻辑主义。     

维特根斯坦哲学略论

维特根斯坦是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者,他实现了“分析哲学”由哲学向“语言的转向”。他认为语言和世界是‘同构”的,命题是事实的图象,他清洗了《逻辑哲学论》的主要思想──图象说,认为其有指称性,词语的使用往往由其语境规定,而与词语本身无关。     

维特根斯坦与逻辑经验主义

《逻辑哲学论》的目的是为了分清可说的和不可说的界限。不可说的东西不是由证实原则决定的,也不是由逻辑形式的界限决定的,而是由于我们语言的界限,我们无法表达它,对此只好沉默;《逻辑哲学论》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哲学倾向与维特根斯坦十分近似,其二是逻辑经验主义者曲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引为己用。     

语言哲学的文本解释与结构解释——从虚拟语态看中西方哲学思维取向

和西方哲学相比 ,中国哲学很少讨论彼岸世界和来世问题。这种取向差异可以通过语言范畴化程度的分析得到进一步证实。语言文本中隐藏的观念和语言结构或语言范畴中隐藏的观念具有不同的性质。语言范畴集中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深层思维取向。汉语缺少虚拟语法范畴反映了汉民族不太关心超事实和真实事实的对立 ,而不是没有区分这两种对立项的能力。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主体者汉民族有一种泛实思维取向 ,而西方哲学的主体者印欧民族有一种关心超事实和真实事实对立的超实思维取向。这种差异在宗教、逻辑学、数学和科学活动中也有体现。     

意向性、心智模态与心智逻辑

将意向性的心灵活动与它们所指向或涉及的对象分割开来所得的一些'态度',即为心智模态,它们由'相信'、'喜欢'、'坚持'等'心智模态词'所刻画。根据对象的种类,心智模态可划分为三种：　指向事态的认知模态、指向客体（包括人）的情感模态和指向行动的意志模态。它们可分别看成'从言模态'、'从物模态'和'从动模态'。心智模态词操作于相应的对象构成心智模态命题。心智模态逻辑或心智逻辑研究同种心智模态词构成的心智模态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不同心智模态词构成的心智模态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心智模态逻辑不同于皮亚杰所给出的心理逻辑,心智逻辑探讨的是心灵的结构。     

事实的客观性蕴涵着主体性和客体性

事实的客观性就内在地蕴涵着事实的主体性和客体性。“事实是表征物质世界客观存在和运动的具体状态、现实环节的概念”这一界说就内涵着事实的主体性，因为人的主体性活动本身就是“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中的一种具体形式。《论事实的客观性》实际上区分了事实的本体论意义和认识论意义并着重分析了其认识论意义，指出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是具体的、历史的、进入主体现实的求是活动范围的事物及其情况。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理解事实的主体性。笔者的观点是：不能把事实的主体性归结为事实“是人对事物的一种意识和断定”、“是人所把握的一种知识形式”。     

论法哲学视野下的法律推理重构方案

在法律推理中,实现形式正义的首要条件是法律必须具有一致性、可预见性和可计算性。在制定法律或立法时,鉴于已经发生的事实通常需考量一般的情况;在涉及到交叉性问题的时候往往难以就边缘性问题予以周延的思考与制度性的安排;在现实与规范的平衡中,需从内容极为复杂的法律体系中寻找大前提即确立法律规范,同时这个过程又涉及小前提即法律事实;就链接过程而言,需要不断探索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间最合理、最密切联系的策略;对事实向规范的转化以及由规范向审判的转化中,需探索建立关于事实、规范与价值的结构体系,使一般逻辑涵摄模式充分兼顾法律事实对法律规范的映射,以及法律规范对法律事实的适用。     

逻辑基本规律的新表述及其应用

伟大的逻辑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逻辑的三个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然而逻辑基本规律的现有表述并不科学。史天治提出了广义矛盾律,同时对逻辑基本规律进行了新的表述。新表述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公式,二是客观规律,三是思维法则。同一律适用于词和命题,矛盾律和排中律仅适用于矛盾命题,广义矛盾律适用于互斥性命题。表达逻辑基本规律应以客观的语言形式(词和命题)为基础,而不是以主观的思想事物(概念、判断、推理)为基础。论文利用逻辑基本规律解决了说谎者悖论和罗素悖论。     

所知学的误区

所知学的基本思路是将一切皆作为所知来处理,然而,“可知”并不能涵盖一切、将“可知”作为一个外延最大的概念违背了语言常规,脱离了“可知”这一术语能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实际用法。我们真正所知道的只能是各种不同的事实;不仅如此,无论是已知的、当下所知的还是可知而未知的都只能是事实。可以与事实相对应的是特定的陈述语句而不是特定的语词,故“语词只能表达所知”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与所知学认为“我们所考察、研究的都是我们所知道的”相反,真正需要考察、研究的恰恰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而不是我们所知道的。     

法律事实辨析

法律事实是依据法律规范能够引起特定法律后果的事件和行为 ,但作为规范的法律事实与判决中的法律事实是两个极为不同的概念。作为规范的法律事实是指社会生活中有关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和交往规则 ,是一种社会事实或制度事实 ;判决中的法律事实则是依据程序和证据规则认定的生活或自然事实 ,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裁判事实必须与客观事实相竞合 ,否则裁判事实作为一种事实判断就是一个伪命题 ;另一方面裁判事实必须符合规范事实 ,否则裁判事实即使符合客观事实 ,但在法律上它也只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 ,不能作为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依据     

《娜拉离开丈夫以后》中娜拉的语言分析

在《娜拉离开丈夫以后》中,娜拉的语言因语境和谈话对象的阶级地位与性别的不同,而在话题选择、句式使用、语气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变化反映出娜拉在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和两性格局中的真实处境。语言成为阶级斗争和性别冲突的舞台以及权力争夺的战场。     

事实、价值缠结中的刑法因果关系解析——以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缠结理论为分析视角

自休谟始,事实与价值截然分离,一定意义上支持了长期处于通说地位的“刑法因果关系是客观事实”的论断。希拉里·普特南以“事实价值”为基础提出缠结理论,终结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论断。刑法因果关系判断同样契合事实要素与价值要素缠结的现实。在内容上,刑法事实因果关系是扩展和延长因果事实要素的界定和分析;刑法价值因果关系是主体价值、客体价值及相互转化、限定。在本质上,刑法事实因果关系是行为支配关系、相关关系;刑法价值因果关系是刑法法律关系,一种是而又不限于结果导向主义的产物。刑法事实因果关系负担着确证案件事实、奠基法律因果关系的功能,而刑法价值因果关系具有拟制、确立两种功能。刑法因果关系是一种以事实价值为基础,基于发现的价值选择,通过发现、解构与重构,解释两条路径构建。     

说谎者类型悖论的自然破解————基于布里丹的语义封闭逻辑

布里丹基于指号的语义封闭理论认为,任何命题都必须以指号的方式存在,任何以指号方式存在的命题都有两种意谓,即心灵之内的意谓和心灵之外的意谓。但仅仅通过命题的意谓不能决定其真值条件,必须考虑相关的指代;而命题的真值条件由命题中各词项的联合指代决定。以此为基础,并借助纯粹的自然语言,布里丹为说谎者类型悖论的破解提供了一种具有逻辑一致性的自然破解方案。这一方案无须对对象语言与元语言进行明确区分,而仅仅需要对以自然语言表达的悖论语句进行常规的逻辑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更贴近人们的日常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