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时期山西人“走西口”成因探析

清代中后期以来,内地人地矛盾加剧,许多在内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故土难以生存而被迫选择了向塞外移民,形成了清代中后期以来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浪潮,出现了"走西口"、"闯关东"等移民活动。"走西口"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走西口"自清初便已出现,在清中后期逐渐发展扩大,道光朝的吏治腐败、土地兼并、山西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及自然灾害、统治者的支持等对"走西口"的出现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道光时期"走西口"的出现是多方因素促成的。     

“走西口”习俗对蒙汉交汇区村落文化构建的影响

“走西口”是我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移民运动,它始于清前期,终于建国前,历时长、规模大。这一运动的产生有其深刻的自然、历史原因,随着移民进程的展开,它对于移民原住地和移入地的社会变迁都发挥着作用,尤其对内蒙古村落的选址、形制规模、民俗文化构建都影响深远。这种村落文化是汉、蒙两个民族的民俗渐趋融合的产物,是既有别于内地农耕文化又有别于内蒙古游牧文化的新型区域文化。     

清代西口移民问题

［摘要］“走西口”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移民浪潮，历来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据相关史料及调查数据资料，山西人在“走西口”的人群中占主体地位。本文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通过对走西口的移民数量、职业选择与人口构成进行论证分析，并得出结论：“走西口”的山西人以晋西北人为主，其职业选择呈现出地域上的差别， 晋西北人从事农业、手工业、采药业、畜牧业的居多，晋中人大多热衷于经商。由于选择“走口外”的人群大多迫于生存压力，故其年龄结构以年轻男性为主，导致口外人口性别比例极不平衡。     

清代内蒙古东三盟的人口变化

中国人口自清朝开始以飞快的速度增长,导致了“走西口、闯关东”等的移民潮。内蒙地区也不例外,移民潮此起彼伏。本文分三个阶段提出清代关内移民进入内蒙东三盟的情况,研究表明：清时,东三盟总人口由1770年的600508人增加到清末的4162696人,其间增加了近7倍。     

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探讨

移民地名是历史上移民活动的投影,浓缩了大量的移民信息.四川地名对明清之际的"湖广填四川"这一段历史有较强的反映.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规律是:战乱影响剧烈地区,前代土著遗存较少,移民地名较多,反之战乱影响较少,土著遗存较多,移民地名较少;移民首选移居地是交通便利、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故四川移民地名沿江及平原地区高于边远山区;四川移民省籍来源由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背景与空间距离的因素湖广籍占了约60%,与重庆、四川地区流传的"湖广填四川"相一致.     

日常生活中的“族性”--关于民国时期甘孜藏区汉人移民的社会学考察

以民国时期甘孜藏区的汉人移民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一群体的职业构成、社会地位及身份认同等问题予以考察,并对其背后的动力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日常的民间交往中,无论是移民群体,还是本地族群,其“族属”意识都处于“自在”的状态中,与血缘、地缘、职业、阶层等其他与“身份”相关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汉人移民在本地社会的地位更多地与职业、财富等因素相关,而与“族属”关系不大。同时,汉人移民的“本地化”与本地族群的“汉化”是同一个社会进程的两个方面。对于迁移时间较久的汉人移民来说,他们对居住地的“地域认同”可能会超越“族群认同”,而构成其行为选择的主要逻辑。     

近代河湟地区移民

移民是人们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的移动,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移民深受社会和经济制约。中国近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因战争、灾荒、政策等因素,河湟地区迎来了移民潮。移民对河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当今的移民工作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德意志东进运动中斯拉夫乡村移民探微

德意志东进运动是一场自12世纪起由教俗贵族组织的、向易北河以东斯拉夫地区拓殖移民的活动。期间,在西斯拉夫乡村的拓荒移民依地区差异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紧邻德意志边境的各公国和地区多以委托土地承租人直接吸引德意志移民迁入的方式,给予移民自由的法律地位、自治的村社地位以及减免租金等优惠政策;而在远离德意志边境的波兰、匈牙利等地则以引入“德意志法”来组织和管理各公国内部的移民活动。方式迥异但实质相近的移民活动改变了近现代中欧和东欧的政治经济格局。     

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继承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地区的所有利权.为了防御俄国的报复,巩固和扩大在华势力,日本从1905年开始,到1931年为止,策划并实施了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试点”的侵略活动.尽管日本殖民主义者煞费苦心地推行其移民侵略计划,但由于日本资金匮乏无力投入,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相差悬殊,经营管理不善以及中国人民和东北当局的抵制、反对等原因,致使日本的“试点”移民侵略计划遭到彻底失败.     

民族学视角下的移民问题研究——评《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

中国历史上中原的封建王朝曾多次向内蒙古地区大规模移民，渗透农业文明，但一直未改变游牧文化占据主导的格局。直到清朝中期，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使内蒙古地区呈现出蒙汉杂居、农牧双兴、文化多元的巨大变化。为什么近代移民进入内蒙古会产生与以往移民活动不同的效果?中南     

从西汉时期并州人口数量的变化看其国力的盛衰

在农业社会,人口数量是衡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西汉时期,地处北部边境的并州,是农耕经济区与游牧经济区交错相接的地区,也就成为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流、碰撞与冲突的前沿阵地,其人口来源复杂,人口数量极不稳定,其变化大致经过了快速发展、持续增加和快速减少这一过程,而这一变化实则是西汉王朝经济和边防实力兴衰的晴雨表,折射出这个王朝综合国力由兴盛转向式微。     

传统游牧与乌伦古河可持续发展——以恰库尔图河段阔斯阿热勒村为例

传统游牧生计方式随季节变化,以四季游牧方式有效利用牧草资源。传统游牧文化习俗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活动,协调着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维持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乌伦古河流域农业的开发及牧民定居点的建立,河谷内人口、耕地及牲畜数量激增,流域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迁。     

青南牧区走联合经营之路的思考

千百年来 ,青南地区 (玉树、果洛两州加黄南部分县乡 )均为游牧区。传统的迁徙式游牧生产生活方式 ,不仅使自己越来越贫困化 ,而且对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威胁和灾难性后果。因此 ,要振兴青南地区的经济 ,必须走节制人口、联合经营之路。     

论汉代西域的人口迁移

两汉时期,西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人口迁移大致可以分成游牧民族间的迁移和农耕与游牧民族间的迁移两大类型。西域地区人口迁移包括了战争对人口的掠夺、汉族将士在西域的戍守农垦以及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全族迁移等。总体看,该时期人口迁移以强制性和被迫性迁移为主。该时期人口迁移对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哈萨克族经济转型中的贫富差距调查——以胡阿根村哈萨克族为例

哈萨克族是个古老的游牧民族,近20年来,哈萨克族由游牧转向定居,由传统的较为单一的畜牧业生产向农牧并举、多种经营结合的经济发展方向转变,牧区哈萨克族的生活、生产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然而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也凸显出来。建立农牧区的医疗保障制度,农牧并举,多种经营,转变观念,是当地哈萨克族民族乡脱贫与进一步富裕的基本条件。     

民国时期苏联农业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及其影响

民国时期苏联农业技术通过官方聘请苏联专家、派遣留学生、进出口贸易,以及两国侨民移居、兴办企业、边民往来等途经向中国转移,内容主要包括知识、经验和农业机械、良种等的技术要素。这些技术比较适合中国农业自然条件和生产需要,应用推广改造传统农业增产增收,引起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民消费结构改善,促进机械化、集约化、商品化进而推进了区域农业近代化。同时,在一些方面为新中国初期引进与推广应用苏联农业技术奠定了初步基础,引进农牧品种改良地方品种,形成杂种群在新中国先后育成一批新品种。     

清代喀喇沁地区的蒙地开垦之影响新论

清代以来喀喇沁地区的移民和开垦,不仅造成了当地蒙古族传统游牧经济转型为半农半牧经济,甚至是纯农业经济,蒙地的开垦对喀喇沁地区蒙古族的传统生活方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奠定了现在喀喇沁地区蒙古族农业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     

明代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在明代发生了巨大变迁。明初,在卫所驻军、移民垦荒等因素作用下,大量外来人口迁入,虽有部分人口外迁,但总人口规模逐渐恢复。明中叶后,河谷平原的土地开发与商品流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外地人口的迁入,促进了流域人口的继续增长。受地理环境的不同制约,流域内部各地的人口变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而影响了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     

农业类型的演变与戎狄族群的兴起

农业类型的差异是古代中国区分华夏与戎狄、我族与他族的重要指标之一。春秋以前,在中国北方地区先后形成了旱作农业、非典型游牧农业和游牧农业三种具有地域性色彩的农业类型。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商以前,北方地区农业类型的趋同发展与区域内部的频繁交流,是造成华夏与戎狄在族源关系上呈现复杂面貌的原因所在。晚商以来,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在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的发展演变呈现出区域性差异：甘青地区非典型游牧农业类型率先向游牧农业类型转型导致西戎族群最早成为威胁商周王朝西部边疆的劲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西辽河流域非典型农业类型的分化,使北狄族群出现于山陕北部与燕山南麓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