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楚民族文化圈纠纷解决机制论略——在历史文化视野下的考察

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巴楚文化圈内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累积了一系列的习惯法规范和程式,构成了颇具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并在国家法制与各民族传统习惯法的冲突、调适、整合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形成了多种纠纷解决模式,即自我约束模式、习惯法调解模式、国家法介入模式、习惯法与国家法共同作用模式.这些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整合了习惯法、传统习俗、道德力量、宗教因素各方面的资源,最终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     

构建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机制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西部是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关系到我国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提升的重大战略问题.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对于我国生态安全、民族地区的繁荣和边疆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法治环境就是投资环境,通过加强和完善法制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对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秦汉时期巴楚地区生态与民俗

本文从生态的角度出发,对生态与民俗间的关系予以初步讨论,并以此为基础,对秦汉时期中国巴蜀及楚越民俗与生态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番探讨,以考察生态在一个地区民俗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与作用。     

民族习惯与法治目标

多民族的中国选择法治已是必然趋势。那么,作为法律渊源之一的习惯以及民族习惯,将如何迎接法治的选择或融合、其融合有无可能性,这是建构法治国必须考虑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民族习惯概念、特征及部分现象的解读,将其作为少数民族族民的事实上的行为规范予以阐析,探寻其与法治融合的切入点,并提出二者对接时应充分予以考虑的因素,完成二者的真正融合。     

贵州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建设和发展,社会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生态环境问题。有必要以贵州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探索人口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以2013年贵州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分析贵州民族地区人口与经济的相关关系。在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我国收入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的以城镇化为主题的背景下,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出发,贵州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变迁并讨论环境问题的表现、原因、影响及对策分析。     

傣泰民族起源与傣泰民族文化圈的形成新探

中国古代不存在一个可成其为民族的越人族体,泰人也不是越人演变而来的,傣泰民族在汉代以前的历史的追溯已无意义。傣泰民族可追溯的源流在汉代云南滇中,并随后向南迁移到今天的云南南部及东南亚一带。由于傣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迁移与发展中保持了水稻种植、“勐-阪”制度与文化的复制模式,使傣泰民族的先民们能在长期的迁移过程中定居并壮大起来,从而在今天形成了一个傣泰民族居住的文化圈。傣泰民族文化圈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基于共同的民族渊源关系,人们互相理解、宽容、合作、开展社会与经济的交流,共同促进民族与文化的发展,是当代理解傣泰民族文化的新思维。     

中缅大通道视角下西南佤族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探究

在中缅大通道建设背景下,处理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加强中缅大通道建设与佤族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问题的研究,立足三个定位,实现临沧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重目标。     

民族习惯法与民族习惯涵义解析

马克思主义法学和非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民族习惯法的涵义的解析,表面上的结论一样:民族习惯法是法,民族习惯法是民族习惯,但其内容不同.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和非马克思主义法学对法的理解不同.     

大众传媒与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加强大众传媒对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传播,提高新农村受众的环保意识,是解决新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所在。本文简要分析了加强大众传媒对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传播的必要性,以及当前大众传媒在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传播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宗教的生态观及在民族地区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世界各地的许多宗教都会或多或少地包含一些与生态环境有关的知识内容。在宗教的发展历程中,宗教的生态观潜移默化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因此,如何构建一种良性机制,合理地利用宗教中蕴含的生态理念,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资本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社会资本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我国传统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的农村社区,尽管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由于特定的客观情况,社会资本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来讲仍是不可或缺的.但社会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也会出现一定的"失灵"与负面影响:社会资本往往具有比较强的家族性,影响人们之间的合作;社会资本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与生态系统开放性之间形成矛盾;社会资本具有特定的适用性,难以适应新的环保形式.为此,我们必须辩证地对待社会资本,扬长避短,通过合理划分国家与社区的管理空间、以制度资本促进与规范社会资本、促进行政边界与生态边界的耦合、加强合作组织的建设以及加大农村人力资源投入等方式,更好地培育与利用社会资本,促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农村女性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研究

女人的自然天性,使其对客观事物有着细致的观察力;女性的生理天性,让其承担繁衍与哺育后代的重任,对环境就有着天然的敏感性;女性的特殊角色,使其既对生命有着天生的母爱,也有着对环境重视的责任感。因此,女性在承担子女教育、对家庭成员环境意识的提高等方面具有特殊作用。随着我国农业女性化时代来临,农村女性在对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上,应重点提升在农药化肥的使用、水源地保护、农业遗留物的处理和绿色消费等方面的能力建设。     

新疆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初探

为了确保实现新疆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必须通过立法改善和恢复新疆草原生态系统,尽快制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牧区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应尽快在水法的基础上制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节水条例》,进一步明晰和细化有关水资源保护及利用的法律、法规、条款,增加可操作性,将节永纳入法治化轨道。     

论农村社区机制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在中国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农村环境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多种污染与生态问题交织在一起,不仅影响近9亿农村人口的生活,而且威胁到他们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农村环境污染以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染为主,而且污染源和污染主体分散零落,政府环保部门实施监管,既不现实也不经济。通过调动中国农村社区机制,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参与环境保护,使环境保护成为群众共同行动和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是未来解决中国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选择。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问题研究

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分析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双重具象及深层原因,从生存环境、生产方式、思想文化、发展模式和资源配置等方面,探寻导致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文化和制度设计上的原因与障碍,加强文化引导和环境意识的培养,加快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生态环境的公平.     

少数民族生态利益与民族生态政策创新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损害了民族地区的生态利益,导致我国民族生态政策的创新,这对保护我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生态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因此应该进一步完善生态保护的措施。     

民族法制建设与民族和谐关系的构建

民族法制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内容。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的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民族法制与民族和谐二者自身有着有机的联系,共同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方面,民族法制是民族和谐的基础和保障;另一方面,民族和谐是民族法制的理念和目标。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民族法律制度,为民族和谐关系的构建提供有力的保障。     

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道家生态伦理及其现代意义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道家主张天人合一、物我为一。与此相应,“自然无为”就成为道家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其基本要求有二：一是顺应自然,二是勿强行妄为。以此为根据,道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生态伦理规范,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慈爱利物、俭啬有度,知和不争。道家生态伦理对于现代社会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文化圈建设:一般机理与实现路径——兼论山东构建省会城市群文化圈的可行性

文化圈学说源于人们对文化发生机制和扩散路径的探讨.随着当代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展开,建立在经济一体化基础上的文化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基于区域一体化背景的文化圈建设成为一种现实选择.这就需要从文化圈形成的一般机理出发,对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文化圈建设的现实依据和推进路径做出研讨.     

研究山地民族生活方式的力作——读《云南山地民族生活方式的传承与选择》

立足现实,在理论和实践的衔接点上探索总结出云南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途径,是云南省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本文对杨士杰《云南山地民族生活的传承和选择》作了较为深刻的评价,认为该著作对科学地继承和弘扬山地民族生活方式中的优秀文化成分有较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