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鸿沟与中国经济增长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随着信息分化水平的演进,中国和世界平均水平的数字鸿沟开始出现缩小的趋势;数字鸿沟的变化趋势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倒＂U＂形。然后,分析数字鸿沟变化受到对外贸易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信息产业薪酬、信息知识普及率等因素影响的程度。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针对数字鸿沟,要采用多方面的配套政策。     

主要商品价格地区差异

本文运用聚类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以１９９４年全国各省市商品价格分类指数为指标，对各地区间的价格指数作了聚类分析，并对各地区零售商品价格指数进行了主成分分析，找出引起物价地区差异的八个主要因素、对各因素进行了分析比较和综合评价     

数字鸿沟视角下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数字金融飞速发展并显著促进了高质量发展,但是数字金融的发展仍然受到“数字鸿沟”的制约。基于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基于数字鸿沟视角的调节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及其三个维度对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上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地区和结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低的地区更为显著;从数字鸿沟的视角分析调节机制,数字鸿沟在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其中接入鸿沟起到抑制调节作用,而使用鸿沟和能力鸿沟则起到强化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数字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制定以及避免数字金融中的数字鸿沟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我国地区R＆D发展差异分析

采用全局稀疏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了各地区R＆D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地区R＆D的发展差异和分布格局,从而发现地区R＆D发展和科技战略布局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是基本协调的。     

数字经济时代的“红利”与“鸿沟”：异质性劳动力的微观表征

作为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产业发展的方向,数字经济具有双刃剑的特点。文章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结合,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并实证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工资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会对高技能劳动力和非常规认知型职业劳动力产生工资溢价效应,降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从而扩大技能工资收入差距。其中,数字经济引致的城市生产率效应和创新效应是扩大工资收入差距的重要传导机制,且人力资本积累会进一步扩大差距。此外,数字经济的工资溢价效应在东中部地区、人口规模100万及以上的城市、非中老年群体及非农户口群体中更显著。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差异研究

一、引言中国自1994年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经过12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05年底,我国网民超过1亿大关,达到1·11亿人,在数量上居世界第2位;网民中宽带网民比例达到58%,宽带已成为我国主流上网方式。目前我国大陆拥有IPv4地址7439万个,位居世界第3位;域名总数达到259万个,网站数近70万个。其中,我国国家顶级域名.CN的数量也首次超过100万大关,达到109万个,成为亚洲注册量最大的国家顶级域名,在全球的国家顶级域名中也位居第6。这些数字已经足够证明:我国已…     

基于ISM模型的数字鸿沟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通过对2007年至2009年ideas经济学文献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有关数字鸿沟论文的统计分析,选取了13个数字鸿沟影响因素,运用系统解析结构模型分析法分析其关系结构,从复杂的因素以及因素链中,找出影响数字鸿沟的表层直接影响因素、中间层间接影响因素和深层根本影响因素,构造了一个影响因素递阶结构模型,有利于了解数字鸿沟形成发展机理,可为制定弥合数字鸿沟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我国四大区域板块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差异分析

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东部、西部、东北、中部城乡统筹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不利于整个国家城乡统筹的发展.城乡统筹主要涉及城乡经济统筹、城乡社会统筹、城乡生活统筹三个方面.文章设计了城乡统筹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东部、西部、东北、中部四大区域板块城乡统筹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找出四大区域极决的城乡统筹能力差距.     

共同富裕进程中城乡“数字鸿沟”的检验与测度

发展数字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而弥合“数字鸿沟”成了发挥二者协同关系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三级数字鸿沟”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显著提高了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但这种积极作用并非动态均衡的,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确实存在城乡“数字鸿沟”现象,但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深入,城乡“数字鸿沟”开始逐步弥合,并且这种弥合效应在时间线上呈现逐步强化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弥合效应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并因城市所处区位的不同和城市规模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

文章依据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一个包含16个基础指标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测算我国全面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生态环境质量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997~2013年我国全面层面的生态环境质量呈现下降趋势;我国地区间的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并不相同,呈现4种变化趋势;衡量地区间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差异的σ系数呈现"V"型的变化形态。     

中国数字经济水平地区差异、空间集聚及收敛性研究

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保序主成分评价法对两方面测算,将二者对比研究;引入绝对与相对不平等测度,并将Gini系数及其分解推广到多维场合,更深入、全面地度量数字经济水平以及经济水平的地区差异,一维Gini系数仅从水平高低度量地区差异,而多维Gini系数可以反映地区差异的多维特征,提供新的地区差异测度;基于莫兰指数构造检验统计量,检验数字经济是否可以打破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限制,并探讨数字经济水平的时空收敛性。研究发现：总的来说,数字经济水平与经济水平相关性很高,相辅相成;从数字经济水平排名来看,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天津排名靠前,山西(20～27)、河南(23～27)、广西(28→30)、甘肃(27～29)、新疆(25～30)排名靠后,重庆、河北、江西、黑龙江、贵州等地排名进步较大,福建、宁夏、内蒙古、青海、山西、新疆等地排名退步较大;在新冠疫情下,中国多数省份经济水平有一定下降,但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仅有福建、海南略有降低,其它省份数字经济水平仍在提高;中国经济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都较大,主要取决于东—中、东—西地区差异,中—西地区差异相对...     

中国各省（市、区）间数字鸿沟现状宏观分析——以第10～19次CNNIC统计报告为基础

CNNIC统计报告可用于从宏观层面分析地区间的数字鸿沟问题。以第10～19次CNNIC统计报告中的网民比重、域名数量、网站数量、IPv4地址等四类数据为基础,按照分布情况进行了分省排名对比分析,以揭示中国各省（市、区）间的数字鸿沟问题。同时对数字鸿沟问题的解决前景进行了展望,认为该问题的解决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而企业的参与也必不可少。     

武汉城市圈城市发展水平与差异研究

文章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在建立城市发展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对2009年武汉城市圈内9个城市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计算灰色关联度探求其内在原因。研究揭示了城市圈内的城市发展水平,同时,对外开放水平、经济与产业结构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与城市发展水平关联度较高,可能是圈域城市差异化的集中表现和存在的内在原因。     

中国人类发展地区差异的测算

文章采用2010年新版HDI的测算方法对1996～2010年中国各省市的HDI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使用HDI的三个分项指数的协方差矩阵进行主成分分析及相关系数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96～2010年中国各省市HDI及其各维度指数的均值均有较大的提高,尤其是经济建设成就巨大,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显著缩小.而2005～2010年,中国人类发展高水平地区与低水平地区之间出现了教育与健康“一高一低”,经济与教育“一升一降”新局面.     

我国农村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数量分析

我国农村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数量分析李翔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农村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由于我国农村地域广阔,不同的地区在天赋资源条件、社会结构、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工业化进程存在着较多的地区差异...     

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

城市化是推动我国发展与建设的重要动力,是衡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志,“十八大”中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文章以湖北省为例,通过计算2004-2013年间湖北省各市州的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全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区域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各市州的新型城镇化得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但是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大.全省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可以分为4大类:城镇化水平高的武汉市;城镇化水平较高的鄂州市、随州市、黄石市、襄阳市、宜昌市;城镇化水平中等的十堰市、潜江市、孝感市、咸宁市、荆州市、荆门市;以及城镇化水平低的随州市、仙桃市、恩施州、神农架林区、黄冈市、天门市.     

基于CSPC方法的房地产发展健康状况评价分析

传统的主成分分析进行综合评价存在许多不足,因此,提出基于聚类稀疏主成分分析的综合评价方法,使得评价结果更合理和符合实际,并使用该方法分析了上海、武汉、成都三个城市的房地产健康发展状况。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 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 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 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 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 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主成分集成评价方法的问题探析与模型拓展

文章针对主成分综合评价主要环节的一般性问题展开讨论,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并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总结现有关于主成分聚类分析重要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客观赋权的加权主成分距离为聚类统计量,有效地解决了现有聚类模型不能处理指标共线性和重要性差异悬殊的问题。对比本文拓展的聚类模型与同类模型的分类效率发现,加权主成分聚类分析蕴含的客观合理性是其优势所在的根本原因。     

移动社交网络的知识溢出效应——信息红利还是数字鸿沟？

知识溢出是提升人力资本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移动社交网络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打破了信息传递的时空限制,但目前关于其是否具有知识溢出效应的研究仍十分缺乏。本文使用三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采集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家庭和社区面板数据,以金融知识为研究对象,利用社区是否创建微信群作为准实验,采用双重差分（DID）与三重差分模型（DDD）实证考察微信群这一移动社交网络是否具有知识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社区建立微信群可使群内成员的金融知识水平显著提升约17.5%,且这一效应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大的群体中更为显著,这表明移动社交网络可通过知识溢出创造信息红利并缩小数字鸿沟。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移动社交网络既可通过其信息源渠道激励群成员学习,也可通过交流渠道促进群成员在互动交流中提高知识水平。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在移动社交网络广泛普及的背景下,充分利用网络空间思想集聚产生的知识外溢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