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逻辑应是逻辑而不是哲学--对金顺福先生主编《辩证逻辑》一书的评析

金顺福先生主编的<辩证逻辑>一书在一些内容上存有值得商榷之处,具体地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根据"辩证逻辑乃是研究人类辩证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科学"的共识,辩证逻辑的对象应是辩证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而不是思维形式的辩证法;2.确实存在着与普通思维形式不同的辩证思维形式--辩证概念、辩证命题、辩证推理等;3.概念、命题(判断)等确实存在着辩证法,但这是思维形式的辩证法,它属于辩证法研究的对象.辩证逻辑的对象是辩证思维形式,不是思维形式的辩证法.辩证逻辑必须从哲学中脱离出来.     

马克思实践论思维方式的确立及其价值取向

西方哲学大体经历了五种思维方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思维方式的确立,标志着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实践论思维方式将哲学的主题和使命由"解释世界"置换为"改变世界";它实现了探索本体论问题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它将合理性追求融入本体论问题的探索之中,强调事实与价值在社会历史中的统一。     

试比较《老子》之“道”与基督教“三位一体”在本体论上的异同

<老子>哲学与基督教哲学代表了中西方哲学最显著的成就,也是中西方思维方式最为突出的体现者.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考察<老子>之"道"与基督教之"上帝"在思维方式与境界论上的异同,并重点从<老子>"道"的内涵"道"、"无"、"有"之关联与基督教"上帝"的"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之关联的层面,探讨两者在价值、本体和终极意义上所存在的联系与区别,以期说明两者思维方式的不同.     

中观作为形而上学何以可能

关于何为形而上学的追问其实是一个形而上学思维的问题.在西方形而上学史上,对于形而上学的思考表现为两种类型:二分法思维与非二分法思维.康德与海德格尔分别为这两种思维方式之集大成者.从二分法思维出发,康德解决了"一即一切"何以可能的形而上学问题;从非二分法思维出发,海德格尔思考了"一切即一"何以可能的问题.而中观思维分别从二分法与非二分法思维的角度来看待与处理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观形而上学是康德与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合题.     

后现代性思维的困境与价值实现路径

后现代性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概念,简单将其理解为对现代性发展模式的否定,而割裂与现代性、传统性的内在联系,必然会导致形而上学的错误判定。后现代性具有观照、审视与反省现代性危机的镜鉴功能。但后现代性也遭遇自相矛盾的思维困境:在批判内容上,对孕育自身的、具有结构性特征的现代性母体过于反向的质疑,有"矫枉过正"之嫌;在反思内容上,倡导对现代性的全盘式否定的同时缺乏建构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有"怀古伤今"之名;在诠释方法上,极度狭隘地排斥竞争性观点,有"孤立无援"之感;在时空观念上,拒绝将历史和时间当成连续不断的统一体,有"大而不当"之实。后现代性的产生有特定的时代需要,应摒弃其只批判而不提出具体方案解决问题的消极态度,探寻并发掘作为进步思维方式的价值实现路径。     

作为建设性后现代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思维视角

建设性后现代有机思维生长于怀特海过程哲学,而建设性后现代的有机马克思主义一出场,便以其"有机的生态整体"与"人类的共同福祉"的鲜明特质实现了对建设性后现代有机思维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建设性后现代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特质上,更体现在其对中国传统道家生态思想文化的积极借鉴以及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而形成的与建设性后现代有机思维的现实关照的交相辉映上。     

中美官方语言中国家角色、归属感与地位问题的研究

中美官方语言中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国家角色定位和思维定势,如中国的思维方式更多的是历史的联想思维,而美国的思维方式更多的是抽象的理论思维.美国在人权问题官方语言的表述上体现出了美国历史上的"美国超越论",是"美国梦"理想主义抽象思维在外交政策上的延伸,也是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国家角色的体现.而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看法,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的反对外国入侵的历史观,也是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中负责任大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角色的集中体现.卡特总统的著名人权外交演说与中国的人权报告体现了两国在国家角色、思维习惯和地位上的明显差异.     

从思维方式看屈原生命悲剧的人性深度

屈原的生命精神是个体与社会绝对统一的绝对集体主义,具有"无我"的"准宗教"性。这种"准宗教"性的生命精神具有走向悲剧的必然性,因为其将知性思维推上了"形而上学"的极端。"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一样,也是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把握世界及自身的思维方式,是人的"知性理性"的具体展开,是人性被激发起来的一种存在状态。因此,屈原因其知性思维方式而促成的生命悲剧不是浅层次上的生死观问题,而是在人性层面上显示出来的深度悲剧。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象思维”——回归原创之思

"象思维"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基本内涵和特征的概括。这种思维方式是由中国思想文化最高理念的性质即非实体性所决定的。与西方由其实体性最高理念所决定的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不同,"象思维"不像西方那样是主客二元、对象化、现成的思维模式,而是整体直观、非对象性、非现成的。西方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是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但其异化形态如唯科学主义等也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象思维"是比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更加基础和本原性的思维方式,具有"原发创生性"和保持动态整体平衡的特性。"象思维"与概念思维可以互补而不能替代。     

论马克思的“伦理”思维与伦理思想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道德"思维的"伦理"思维。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上贯彻了这样一种"伦理"思维,马克思对自由、平等伦理价值目标的理解以及关于自由、平等伦理价值目标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和实践动力的探讨,都超越了资产阶级启蒙伦理的抽象性与保守性,实现了现实性与理想性的辩证统一,而这正是马克思伦理思想的优越性所在。     

论南北曲曲调系统对词调的继承

词曲二体于宋元二朝先后成熟,并发展至各自的艺术高峰,它们在盛行时间上前后接替,体制上极其相似,流传都十分广泛,其间有千丝万缕的承袭关系。南北曲曲调虽不是单一来源,但词调(包括民间词调、文人词调)无疑是曲调系统形成的重要基础。通过考察北曲、南曲对民间、文人词继承的不同情况,探讨南北曲曲调系统对词调的继承方式,发现北曲大多数来源于民间新生词调,继承文人词调者屈指可数;而南曲由于其体制天然与词相近,对民间词、文人词都有较多吸收,甚至民间南曲也受到了文人律词的部分影响。     

2017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2017年屈原及楚辞研究创获颇丰,成果显著。统计本年度出版和发表的论著、论文可知,研究范围大致包括:屈原研究、楚辞作品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宋玉研究四个部分。研究成果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方法新与角度新;二是重视出土文献。     

对楚辞及屈原文化地位变迁原因的探寻

“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在汉代经历了由“中心”到“边缘”的过程;而楚辞的创始人屈原却逐渐由籍籍无名的文人解读为中华文化的精神象征,实现了由“边缘”向“中心”的转化。实现这一转化的原因可以从不断被边缘化的楚文化、无法还原的楚辞阐释、“文化想象”中的屈原等方面去寻找。     

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

探明诗本义,对于正确理解《诗论》与《诗序》,判别其各自作者,有积极意义;区别《诗序》之大、小,同样有助于判别其各自之作者,并可加深对《诗》学传承与发展的认识。而诗本义,则历古以来多被义理之学所歪曲;《诗序》之大、小,自陆德明以来亦已不甚区分。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     

浅谈歌曲的处理与表现

演唱者对歌曲的处理与表现能力,是判断演唱成功与否的标志。理解歌曲内容、主题思想,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和思想内涵,为歌唱者准确表达作品的基础;用情演唱,声情并茂,才能完美地表现作品的感染力。     

《诗经》没有"民歌"论

<诗经>中有许多"民歌"的观点可谓源远流长,但这种观点不符合<诗经>中全部作品的实际.现存<诗经>中没有"民歌",其中绝大部分诗作是周王朝各类贵族的"宴语";周王朝各级贵族中的文化人是<诗经>作者的真正主体.对<诗经>中体现出的浓郁的"人民性",完全应该抛开"民歌论"的解读思路,并能够从更科学的视角来作出正确阐释.     

我看《生命如歌》

细节描写与叙述方式是一部作品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生命如歌》的细节描写表现出了创作者独到的功力 ,叙述方式也别出一格 ,是一部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国风》郑诗的结集及其时代特征

春秋后期,<诗经>作品的创作已经进入尾声,只有郑国诗歌还保持较为旺盛的势头,产生一批带有那个时代诗体特征的作品.同时,郑诗也已经结集在<郑志>中,使郑诗得以较多的进入<诗经>.郑诗的散文化倾向,以及运用语气词较之以往增多的特点,体现出春秋后期诗风的转变.郑诗多数产生在春秋后期,与孔子所处的时段一致,加之它又用新声演唱,因此对孔子的刺激更为直接强烈,遭到孔子的反复批判.     

《诗经·国风》的篇章结构及其文化属性和文本形态

《诗经.国风》的篇章结构主要有两种模式:或是采用三章成篇模式,或是采用两章成篇模式。三章成篇模式是受周公制礼影响的产物,渗透的是以三为节的理念,是周代礼乐文明的结晶;在周代礼乐文明浸濡较深的地域,三章成篇作品所占比例较高。两章成篇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民间歌谣属性,其作者多为普通士人和百姓,在题材内容和音调上都疏离于周代礼乐文明。《诗经.国风》将这两种结构模式的作品都加以收录,体现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礼乐文明与民间文化的整合。同时,《诗经》编订者在对《国风》作品进行排列时,更推重三章成篇的作品,显示出对礼乐文明的认同和维护。多篇成章的作品,则显示出抒情诗和叙事诗在文本形态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