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行为的逻辑结构

评价行为的是非曲直,不仅是一个法律评价问题,还有着客观规律可循。法律行为自身具有特定的逻辑结构,这成为认定法律行为性质的标准。B行为是E效果的充要条件,那么,B行为就是一个正当行为;它的逻辑形式是[(B(?)E)∧E)](?)B。B行为是E效果的充分条件或者必要条件,但不是E效果的充要条件,那么,B行为就是一个不当行为;它的逻辑形式是:{(B→E)∧E]∨[(B←E)∧E]}(?)(B⁺∨B^-)。C情况既不是B行为的充分条件,也不是B行为的必要条件,那么,B行为就是一个侵害行为;简言之,按照常理或者法律,在C情况下,不应当做出B行为,B行为就是无理取闹;它的逻辑形式是:{C∧[┐(C→B)∧┐(C←B)]}(?)┐B。     

法律规范逻辑结构问题新探——以现代西方法理学中“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的不同内涵为背景

国内学者对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不同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外学者有关观点上的差异存在关联性,需要参考现代西方法理学的相关论著才能较好地加以理解.国外学者在法律规范逻辑结构观点上的分歧主要是与不同学者对于什么是法律规范(法律规则)这一问题存在不同的答案相关,由于对此有不同理解,他们对于法律规范有哪些要素存在分歧,而这种分歧集中体现在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中是否应当具备"制裁"或者说"后果"的问题上,关于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其他方面的争议亦与该问题有关.国内学者通常不区分"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的做法缺陷相当明显,体现在法律规范逻辑结构问题上的大量争议,其来源都可以归结到这种混用.在充分意识到国内学者在有关理论前提上所存在的差异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学者对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分析,可以将一个法律规范(而非法律规则)认为系由行为模式与法律效果两大部分组成,并可以进一步将行为模式划分为规范主体、规范内容、适用条件三个部分.     

法律执行的社会学模式——对法律援助过程的法社会学分析

本文在实证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从法执行的社会学模式这一法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法律援助条例》执行状况的实证研究,指出了特定的社会结构会赋予执法者特定的角色丛.在这些角色丛中各个角色的不同期待与执法者的执法行为形成了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嵌入性关系,对执法者的执法行为产生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也构成了法的社会学执法模式的一个重要维度.     

个人、社会与法律——涂尔干的法社会学思想

作为一位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涂尔干对法律问题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围绕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整体论,从功能分析的视角,对犯罪、失范和越轨等法律问题进行了独特的探讨;并依据社会团结的不同形式,将法律分为压制型法和恢复型法;基于此种社会学思路,他还对法律与道德这两种社会秩序的控制方式进行了阐述。     

法律拟制的价值探析——以刑法规范为视角

刑法中的法律拟制不可滥用,但也不可完全被否定,同时具有效益价值与正义价值的法律拟制是正当的。立法上的法律拟制在不违背宪法的规定、符合罪刑均衡、平等适用的情况下都是正当的;司法解释上的法律拟制并非一概违背正义要求,有利被告的出罪法律拟制和易罪法律拟制也是正当的。     

法律行为的类型化新探——以模式化和类推化为面向

法律行为的类型化,绝非只应局限于对单一法律行为的分门别类.分门别类本身不是目的,法律行为的分类只是其类型化的第一步;第二步是法律行为的模型化——即归纳、抽象和提炼出特定类型的法律行为的行为模式,而法律行为的模型化之内在之理源自于法律行为的法定性,法律规范的内在结构尤其是行为模式决定着一般社会之行为人的行为何以成为法律行为;第三步是法律行为模式的类推化——类型化的终点就是类推,类型化的思维就是类推思维.司法过程中必须以规定的条件严格衡量那些被抽象概念所规范的对象.凡是诞生于类型化思维的法律规定,必须强调适用过程中反复将法律与个案对应,权衡和区别个案中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征和没有被法律所描述的特征,进而找到适合个案裁判的细则或理据.     

法律伦理的逻辑

法律伦理及法律伦理学是否可能取决于从法律伦理行为事实能否推导出法律伦理行为应该.然而,单纯从行为事实是推不出行为应该的,只有通过法律目的判断以及法律伦理行为事实和法律目的之关系判断,才能从法律伦理行为事实如何推导出法律伦理行为应该如何.法律伦理行为之应该经由人们的法律实践活动可以变为现实,其具体保障在于法律伦理良心、法律伦理名誉、法律伦理教育及底线法律伦理的法律化.     

“中间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完善——从民法自然债出发思考

自然债被承认为民法上债的一种,由此产生回溯思考引发自然债的行为并找寻民法上行为理论解说的需要.传统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对解说该行为存在不足,为减少对传统法律行为理论的过度冲击,可提出"中间法律行为"类型,表明该种行为既非完全强制也非无效行为.它将行为自由与生活自决推向了新的高度,体现对依生活法则与道德准则行事的极大尊重,契合法价值目标需要.     

我国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之法律思考

律师职业道德作为衡量律师职业的最高标准,其存在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我国在律师职业道德的相关法律规定,从整体上来说是欠缺的,相对于国外有着数百年的相关立法历史来说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相关国家律师职业道德的立法比较与借鉴,重点探讨我国律师职业道德规范的法律思考并给出相应法律建议。     

试论费孝通的家庭社会学思想和理论——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

本文论述了费孝通先生的家庭社会学思想和理论--以人类种族绵续的保障为中心的婚姻家庭本质论、以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为模式的婚姻家庭结构论和以双系抚育为中心的婚姻家庭功能论.婚姻从表象上看是个人行为,从本质上看是社会行为.现代社会变迁使婚姻家庭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并没有动摇它的地位.维护家庭结构的相对稳定,使家庭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对于社会的整合和绵延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现阶段法律文化的结构偏失与补救

摘要本文对法律文化结构的内容、存在的偏失及其原因作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补救对策一是对现有法律实物文化加以最充分有效的利用;二是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化;三是培养健康、完善的法律精神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社会学的发展

法律社会学在我国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尤其在改革开放后更是取得了长足进步,主要表现为大量学术著作的出版,多项实证研究的开展,以及在法律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法律与文化、法律运行、国家与市民社会部门法的研究方面取得的大量研究成果。今后,法律社会学应在加强学科建设和交流、创建理论、扩展研究领域等方面取得更大发展。     

论有组织犯罪的刑法配置结构--以国际刑法、区域刑法、国家刑法一体化为视角

有组织犯罪作为一种国内型、跨国型和国际型三种状态并存的社会犯罪,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结构性犯罪特点,对社会秩序的危害十分严重,因此,控制有组织犯罪的刑法配置结构就应表现出国内型、区域型和国际型一体化的结构性特点,只有三大刑法体系形成了一个结构和谐的整体,才能与有组织犯罪发生功能互动的关系,抑制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和蔓延。     

法律程序解释——以法人类学为视角

程序理论在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发展中备受关注.从法人类学的视角来观察法律程序,借重结构功能理论来认识法律程序,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法律程序的兴起有其历史条件和结构条件;法律程序基于对称的二元结构发挥作用,程序结构是开放、宽容和中立的;法律程序具有类似于实体的功能,程序与社会利益脉络相适应.     

德国民法上法律行为制度的精要及缺失

法律行为作为《德国民法典》中的核心内容,对于整个大陆法系民法体系的构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律行为是民法的核心概念,是潘德克顿法学理论的结晶,是德国民法“总则-分则”模式形成的基础,是实现私法自治的主要工具。但即是如此,法律行为在教学和适用中也仍有抽象与例外的矛盾、理解上的困难及教学方法上的困难等缺陷。     

谈农村社会国家法律的权威——对法律规范自身的思考

由于种种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我国农村社会处在国家法律难以推行、没有权威的状态 ,这严重影响我国农村社会的法治进程。而国家法律规范自身的缺陷、不足 ,也是造成国家法律在农村难以推行、没有权威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项法社会学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 ,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 ,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 ,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 ,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 ,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 ,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 ,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 ,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 ,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论民法上的“承认”及其法律效果

对民法上通过“承认”而得到补正的民事行为进行重新分类可以发现：对无权代理行为的承认,实质上是对自己行为的承认;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超越其能力范围的行为的承认,实质上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格,吸收了其法定代理人的人格;而对债务承担和无权处分行为的承认与否,与移转债务的合同效力和作为无权处分行为原因的合同效力无关,只不过是建立了一种新的法律关系而已。     

关于邓小平法律思想的逻辑思考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法律思想的逻辑内涵正是以此核心为出发点和基本归宿,具体表现一是立法方面实事求是的态度,即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际进行立法;二是执法方面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即注重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三是在处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上,坚持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心,反对人治,加强法制,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