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起义后崛起的建安诗坛

离开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诗人将近五百年之后,我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另一个诗歌创作的繁荣时期,这就是“建安诗人”活跃的时期。“建安”(196—220)是东汉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的年号。建安诗人是在黄巾起义过后被卷进了社会大动乱的旋涡,为那个血和火交织的年代慷慨悲歌的。     

论建安诗人个体人格之重建：－建安时期诗歌创作的时代风格之形成研究之一

建安时期皇权和儒学两大权威的失落,儒衰道长的思想学术倾向,理想之幻灭与信仰之危机,乱世对生命的压抑和摧残,成为建安诗人个体人格重建之主要动因.建安诗人群体生命价值体系的轴心明显偏向"自我",心灵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个体人格的构建及自觉以任性、达情与尚才为表现形式,共同构成了建安诗人个体人格重建之特质.     

建安游侠诗与儒家精神

游侠诗于建安时期进入士人手中,从现存数量极为有限的作品来看,主要表现为诗人对游侠形象的写实和理想化改造的并存。建安诗人表面上描写游侠,歌唱游侠,其精神实质则是借这一特殊形象表达他们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慷慨入世之情。建安诗人虽然很多时候表现出或力行霸道、或崇尚玄虚、或放浪形骸的行为,但是思想主流却依然是儒家的东西。所以,从儒家思想出发解读建安游侠诗是合乎情理的。     

试论汉音魏响

曹氏父子及其他诗人一道,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这一崭新的文学时代。本文试图透过"汉音魏响"这一视角,探讨建安诗风的流变,进而重新审视建安诗歌,以期对建安诗歌风貌从局部到整体予以全面、准确的把握。文中立足于历代典籍中的有关资料,立足于建安诗人现存作品的具体实际。分别对"汉音"争"魏响"的诗歌特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文中较多地运用了传统考据学的方法,以便使分析与归纳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较多地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以便更为准确地展示建安诗人的个性与共性。     

试论“风骨”在盛唐诗歌中的体现

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有两个令人神往的时期,就是“建安”和“盛唐”。这两个时期诗歌的共同特点,乃是艺术感染力强,诗人在作品中抒发的感情,极易为读者所接受。《文心雕龙·明诗》指出建安诗风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而盛唐时期诗人的创作,还是符合并发展了建安时期的这种诗风的。     

论建安诗歌中的"悲风"意象

建安诗歌中运用风这个外物景象较多,而且都着上了诗人强烈的悲凉慷慨之情,由此构成"悲风"意象.建安诗歌的"悲风"意象具有抒情的多样性和形象性特征.这一意象的形成与建安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审美追求密切相关."悲风"意象是建安文学的特色之处,也是建安风骨的体现.     

浅谈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

在我国文学史上,建安诗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曹植则是建安诗歌的杰出代表.他的诗歌不仅数量多,大大超出同时代的诗人,而且诗歌的思想内容丰富;不仅创立了他个人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且也创造和发展了诗歌表现艺术,因而被后人誉为"建安之杰"、"为古今诗人之冠".     

建安诗人代表商兑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诗风.一代有一代之诗人代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赵翼《论诗》)在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位位杰出的诗人,作为他们那个时代诗歌风格当之无愧的代表;可是,有时却颇见歧异.比如,“建安风骨”是有目共睹的建安诗坛的显著特色.然而,谁才是俊才云蒸的建安诗人的代表呢?自从建安诗歌问世以来,便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试从建安时代的特征,建安诗歌的特色,     

曹操和乐府诗

在建安诗人的诗歌创作生涯中,几乎每个人都曾涉足过乐府诗的创作。曹操的《蒿里行》、《苦寒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名都篇》、《吁嗟篇》、《野田黄雀行》、《泰山梁甫行》,王粲的《七哀》、《从军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厅》等等,都是建安诗人所创作而千古传颂的文人乐府名篇。但是,在许多诗人的诗歌创作中,乐府诗的创作只占很少一部分,有的诗人不过只写了一、二篇。曹丕和曹     

曹植诗的审美特征

人们公认曹植为建安时代最杰出的诗人,然而,曹植之所以能够成为建安诗人最高代表,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他反映了建安时代的动乱现实,更主要的是,曹植的诗在建安时代人性自觉和文学自觉的美学风尚促成下,取得了丰厚的美学内容。曹诗的美学蕴含十分丰富,它集中地体现了建安时期的时代精神和艺术旨趣,代表了那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思想特征和艺术成就。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尚未引起人们的应有重视,笔者愿就曹植诗歌的美学内容谈谈不成熟的看法,以期得到读者指正。     

试论“风骨”在盛唐诗歌中的体现

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有两个令人神往的时期,就是“建安”和“盛唐”。这两个时期诗歌的共同特点,乃是艺术感染力强,诗人在作品中抒发的感情,极易为读者所接受。《文心雕龙·明诗》指出建安诗风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而盛唐时期诗人的创作,还是符合并发展了建安时期的这种诗风的。当公元七世纪的后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陈子昂即旗帜鲜明地提出恢复“汉魏风     

论双音词转型视角下的十九首与建安五言诗

建安五言诗和十九首、苏李诗等,共同实现了由两汉诗歌单音词为主体向双音词为主体的转型。汉魏诗歌的语言演变史,证明了十九首、苏李诗等古诗是建安之后的产物,并且主要与曹植为中心的诗人群体有关。     

西晋作家创作的选择倾向

西晋作家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发展了建安、正始文学对文学形式的探索。受士族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在整体上具有选择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尚文辞、有意追求悲美风格、文学玄虚化状态呈现出普遍性三个方面,由于缺乏真情实感,造成文学情感表达的倒退,影响了西晋文学的整体风貌。     

图像性的减弱： 汉代咏史诗的一种解读

 咏史诗从班固到建安诗人,表现出一种图像性减弱和个体情志增强的趋势。班固的咏史诗的特性从正面看是具有较强的图像性。从历史记载来看,缇萦故事很可能是班固经常见到的画像故事,他的诗歌当与之有较强对应关系。到了阮瑀与王粲的咏史诗中,情节的概述似乎不那么被看重,图像性减弱的同时,诗人的情志被凸显。这种倾向在曹植《三良》诗中有最充分的表现,显示出建安时期,咏史诗向抒情诗靠拢的倾向。     

《古诗十九首》与古典文学写悲抒情传统

《诗经》《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写悲抒情传统,然而汉代由于大赋兴起却逐渐淡薄。《古诗十九首》延续了《诗经》《楚辞》抒情特色,采用悲情意象和鲜明的对比,运用大量叠字,甚至以乐写悲,营造出浓重的悲怨底色。这种写悲抒情传统极大影响了建安诗歌,同时对后世文学而言又具有典范性的审美价值。     

袁枚《祭妹文》中的悲

清初诗人、文学家袁枚的著名抒情散文《祭妹文》,在怀念称颂中表达悼伤之情,而祭奠的亲人三妹袁素文是受封建礼教束缚,遇人不淑,身世悲凉的妇女。因此本文在思想感情上的关键是一个“悲”字。这个“悲”字,贯串全文的始终,是全文的核心。那么这个“悲”字,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论晋代乱世文学中刘琨诗文的悲情

晋末社会动乱,国家动荡不安,百姓朝不保夕,文人命同鸡犬。黑暗的现实致使众多文士回归老庄,但社会中仍出现了敢于面对黑暗现实的爱国诗人。刘琨是其杰出的代表,其诗文充满乱世悲情,主要表现在乱世亡国之悲、个人命运之悲、人格气节之悲上。形成其悲情风格的原因,主要有乱世时局与坎坷人生、儒学复振与士人反思、对楚辞系列"悲怨"风格的继承等。     

论皎然《诗式》的诗人批评

皎然《诗式》中对历代诗人诗作的评价有其独立的诗学立场，集中体现在对谢灵运、齐梁诗歌、陈子昂、沈宋及大历诗人的批评上面。如以“真于性情，尚于作用”评价谢灵运，认为齐梁诗“格虽弱，气犹正，远比建安”等，都反映出皎然独立的诗学见识。     

张祜的咏史怀古诗

张祜是中晚唐时期最著名的处士诗人,有500余首诗歌作品传世.其咏史怀古诗,立意深刻,往复低回,在对往史的咏叹中,寄寓着对现实的深深悲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展示了诗人的思想与个性.     

曹植与六朝文学

在建安诗人中曹植对六朝文学影响最大。六朝诗人对曹植过人的才华推崇备至，对他的文学地位高度评价；把他的文学创作当作范本，从中汲取艺术营养。他的文学观点以及对音律的运用，也给予六朝文学有益的启示